12月13日，留在重庆做打黑报道的外地媒体，只剩下5家了。

这天，重庆依旧雾蒙蒙。中午，又送走了一家媒体的同行。人走了，但留下一份重庆检方起诉龚刚模涉黑团伙的起诉书复印件。

上网搜索，找到了代理此案第一被告人龚刚模的辩护律师李庄和另一律师的手机号。李庄，这个据说在全国百强律师中排名第二的律师，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

李庄的两个号都关机了。打通了另外一位律师的手机，他聊了一下在重庆会见当事人遇到的诸多不顺。

下午6点左右，他突然来电话，说李庄被抓了。重庆打黑进行得如火如荼、群情汹汹时，涉黑者的辩护律师被抓，这无疑将重庆打黑推向另一个舆论高潮。

问清信息来源后，很快电话证实了这个消息。半小时后，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捕的消息出现在网络上。

很震惊，在深圳系列绑架案已有2个孩子被绑匪撕票的情况下，一位自称“我自己也是有孩子的人”居然站出来说，绑架信息不一定要及时公开，理由有二：一者，即便信任警方的能力，但我们不了解绑匪的凶残程度；二者，公开就等于告诉绑匪，现在警察开始盯你了，你还不想办法应对？（中国青年报12月10日）

这位自称“我自己也是有孩子的人”的家长说，“我是政法专业毕业的，自觉公民素养或法治素养还不算低，但我也是一个普通人，会怯懦、会妥协

南方都市报11月3日报道说，11月19日，一名记者“混”进了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大楼内采访，当值门卫因此被集体罚款。而南方都市报记者在这前后试图进入正在搬迁中的滨海委新老办公大楼也一一被阻挡，新办公大楼最外层的大门甚至都安排了3名门卫守护。

如今这年头，政府的门是真难进啊。记者进了政府大楼采访，门卫被集体受罚。从这架势看，记者简直是咱们政府的对头了。

提前给门房打好招呼，凡涉及敏感问题的，一律不准入内。如今成为如今各政府部门阻碍记者采访的重要手段。

近日，因中央要求实施的教师绩效工资落实不到位，武汉市汉阳区教育局组宣科在其内部网上下发了这么一则通知：近期，有相关媒体记者进入我区部分学校采访关于绩效工资的落实情况问题，具体对策为要求门房作初步摸底，凡涉及绩效工资方面的采访一律不予接待。 

不让记者进，有些政府部门是有说法的。他们可能会说，记者往往偏听一些刁民的说法为难政府，影响政府工作。这真是事实，并不冤枉某些记者。可是人家想上门听听你的说法，门都不让进，如何能不偏听呢？

妖魔化记者，成

深圳连续发生多起小学生被绑架案，官方迟迟未能发布消息，学生家长防范无措，希望“公布真相、发出警示信息”。经媒体质疑，深圳警方才公布了3起绑架案的侦破情况，证实2名学童已被绑匪撕票。（南方日报12月8日报道）

在中国，民众时常会处在“防范无措”的惶恐状态中。因对突发的威胁缺乏足够的信息，无法对事件的发展趋势、性质、危害程度加以判断，因此民众的自保能力也相当之差。

而时下有些地方官员，把这类民众习惯性地称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言辞之间，总觉得这些不明真相者爱凑热闹、爱瞎胡闹，爱给政府添麻烦。总结一下这些年的一些群体事件，“不明真相的群众”似乎力量又不小，他们一旦被激怒，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对抗事件。

所以，最近云南省就出台规定，不得随意给民众贴上“不明真相群众”的标签。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民众需要信息才不会成为不明真相者，可是信息，往往垄断在某些特殊机构和部门手中，民众无法获知。

正如深圳传出多起小学生被绑架案的传闻，既然传闻已经凭借网络和短信广为流传，政府必然已经获悉。无论传闻真假，在民众普遍惶恐不

因难以会见当事人、案卷不允许复印等，重庆参与辩黑的本土律师对律师权利无法保障表示不满。重庆市政法委有关人士则解释，涉黑案件利害关系盘根错节，律师提前介入对侦破案件不一定有利。只要庭审是公开进行的，前面诉讼程序的瑕疵不可能影响案件质量。（新京报12月6日报道）

在重庆当律师，真不容易。受人委托为其依法辩护，是律师的本份，也是一个文明法治社会最起码的社会规则。但重庆律师不被理解，重庆律师周立太、赵长青因为给涉黑人士辩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和炮轰。

经济观察网 张晓晖/文

时下正在轰轰烈烈“打黑”的重庆，加之媒介铺天盖地的报道，一夜之间，让人仿如回到了1949年解放之前：军统下的特务遍布大街小巷，黑社会盛行，江湖规矩袍哥说了算……

11月3日上午，我参加了谢才萍“涉黑”团伙的宣判，“犯人们”一个个昂着头，在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的时候，都十分不服的表示要上诉，声音亮如洪钟。

但是也有例外的，听到判决之后，其中一名女犯瘫软在地上，已无法自主站立，只能任由法警抬出去；同案一名女犯则放声大悲，嚎啕不止，当审判长问她是否要上诉的时候，她哽咽但坚决的回答：“要”——似乎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似乎十分不符合黑帮成员的特征，那些训练良好的黑帮分子甚至还懂得如何在镜头面前表现自己，比如微笑着面对采访机，或者脸上镇定得看不出丝毫的惊慌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