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很糟糕,我们当然有批判他们的权利。但公平起见,也该允许附带说说这个国家的不好。毕竟没有提出过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出现过黑砖窑、毒奶粉、唐福珍的国度,还远远没有脱离野蛮的境地;
2、今年的圣诞节有别样的象征意义。恐吓达到了效果的,当然也包括激发人性良知的效果。一个西方的节日因为这个人在东方扎了根,成了值得纪念的日子。
3、这个人最先自觉反省解剖并认真思考中国制度的新出路,他可贵地接续了一种非暴力的、真正解放的和让中国人站立起来的传统。尽管他在表述和言说方式上也许让人排斥,但他的判断却是清醒冷静的,他的担当也是毋庸置疑的。
4、四十年前有林姑娘,四十年后有他,这个国家因此还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资格。他们在反对暴力血腥,寻求妥协,倡导政治与文明的人道基础的同时,也勇敢地承担,孤独地受难,以文弱的姿态让强权者战栗。
5、越来越多的人和他们站在了一起。他们的奋斗意义在于为这个文化传统提供了一种稀缺的思想和人格资源,那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实现,应当建立在正当的基础之上,绝不能再走奴役和暴力的道路。
6、尽管他们仍然被暴政所虐待,尽管他们所爱的人仍然对其付出感
我们会因各种理由,喜欢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为了弥补自身的缺陷。“知道善,却无力为善”,这在爱情里面同样会有透彻的体现。“小阿妹你有一个好好听好好听的名字叫索玛,当我踏着松针来看你的时候……”那曾经是我梦想中的爱情,爱到可以去死。但是,一个人怎能不负责任地期望所爱的人保留你心目中的样子呢?除非人不需要成长,尤其是经历风雨而成长。所以,当年我的那首诗里,小阿妹注定会坠下山崖。
我们总喜欢把爱情浪漫化,然后又沉湎于道德的桎梏中来毁灭爱情。无力是一种美好的姿态,你必须潇洒,轻松,挥挥手,告别昨天的云彩,甚至嬉皮笑脸。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局外人默尔索的那种可以回忆过去的生活?是不是一种波澜不惊的生活?是不是故作沉稳但随时可能被打回原形的生活?对于
看来老艾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杨佳有着惊人的清醒。
当暴力拆迁已经违背了作为人必须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的时候,当邪恶执法已经侵犯了一个人最后的尊严底线的时候,说明至少这个政府和这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因为强势方的野蛮违约而撕毁,这个人就回到了自然状态之中,美丽的她所面对的就是丛林法则中一个个具体的野兽。这时候,在无法生存的时候,她该怎么抉择呢?她可以自焚,但这样是不够的,因为她必须在自焚的过程中遵循丛林的生存法则而不是理性法则,那就是一种原始的复仇正义,即杨佳式的对待野兽的做法:必须够本,或者必须让自己的生命成本由对方分担哪怕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电影“弗里达”里的那些歌声,随着高楼,随着海浪,随着摇曳的舞姿,随着破碎的灯光,与弗里达的生命水乳交织地缠绵着。她用声嘶力竭、放浪形骸的姿态来挑战脆弱的躯壳为她设置的行动的边界。每一次的狂潮涌动之后,她总是会用宁静得死一般的笔触,细细描摹生命的每一个伤口,每一块被撕裂的身体的碎片,无论是心肝肺,被截下的脚趾,还是流产的血污,和被钉满钉子的脸庞。她把这些被摧残的肉体精心地化为视觉的盛宴,摆设在她用生命浇淋的画布上,摆在了属于她自己的永恒的生命祭坛上。
一
在法律的冷静、平和、理性甚至庄重、安详后面,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莫名的战栗与激动,我会感受到其火样的热情和冰封的冷酷,我一次又一次地读出了欢笑、泪水与热血,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法律的撞击——在肉体里,在心灵深处;我从法律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一种苦涩的沧桑感。
在去年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张五常再次热情洋溢肯定了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他说,“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这一判断自然引起各种异议,但生就一个清爽利落的“经济脑袋”的张五常能够发出如此定论,显然是有自己的充足底气的,这就是他跟踪改革三十年而最终形成的研究结论《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作者在书里大方地承认“在这个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页116-117),但他马上话锋一转,理直气壮地道出自己的出发点,即他试图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奥秘的问题意识:“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
本书是台湾著名教育
家林治平先生多年来对“全人理念”进行思考和实践的文集。全书分为反思篇(1-4章);认识篇(5-10章);实践篇(11-12章),外加一个自序和附录。正如该书副标题“人的失落和人的追寻”所揭示,该书的核心主旨是在寻找曾经失落的人。说到底,我们都还在寻找一条属于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