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胆包天又何妨？

 

首先声明，这不是《当代》编辑部的回应。《当代》的老同事教导我说，发出去的小说，泼出去的水。又教导我说，所有对作品的感受（包括好恶）都该尊重，所有对作品的评议（包括批评）都该感谢。所以，我没有权力代表《当代》做任何回应。

但是，作为《重庆性格之白沙码头》的责编之一，因为对作者和作品多少有一些了解，我有责任将相关情况介绍给读者；同时，作为该小说的第二个读者（第一个是老编辑周昌义老师），我也有权力表达我作为读者的感受。

首先，我希望读者知道： 1 ，莫怀戚教授对重庆充满了感情，据我所知，在文坛，莫教授几乎是惟一一个坚持不懈地表现重庆性格，弘扬重庆文化精神的小说家。他所有的小说作品，全是以真实的重庆为背景，他笔下的人物，全是活脱脱的山城性格。在《重庆性格之白沙码头》中同样倾注了他对重庆人和重庆文化的全部热爱。他的本意，绝不会是污蔑重庆人民，玷污重庆性格。 2 ，《重庆性格之白沙码头》问世之后，受到读者高度好评，文坛公认为最好读最痛快最荡气回肠的纯文学长篇，又公认在它之前，还没有一部表现地域文化的“乡土小说”写的如此精采。《当代》当期拉力赛评选，《重庆性格之白沙码头》也被评为“《当代》最佳”。

下面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读后感：

作者把嚣张的肆无忌惮的生活态度看作重庆精神，我以为不是对重庆性格的玷污，而是表彰。看看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物欲横流，情义无存。想想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蝇蝇苟苟，猥猥琐琐。能够像小说中的师兄弟们那样肆无忌惮的嚣张生活，那是做人的福分。心向往之，恨不能啊！含蓄点说，是嚣张是肆无忌惮，大方点说，那就是潇洒，就是境界。这么夸重庆性格，那是对重庆性格的最高评价。非要说是“色胆包天”，那又何妨？人有色胆，天经地义，与其偷偷摸摸，何如坦坦荡荡？《重庆性格之白沙码头》为啥能够让无数的读者激动，因为人同此心嘛！

读莫教授小说以前，对重庆是一知半解。爱吃麻辣火锅，原来说是四川火锅，后来重庆直辖了，又多说是重庆火锅。那麻辣的劲头，就是肆无忌惮。看中超，听惯了“雄起”，重庆朋友说那是色情动作。但北京人的京骂就成了过街老鼠，重庆人的“雄起”却成了民族精神，这也奇了怪了。还有，听前辈们讲，当年文革武斗，全国顶多长枪短枪，重庆人用的是军舰大炮，说胆大包天，一点不过分。以前，还只当是重庆蛮子的

 一晃悠，我在《当代》杂志当编辑已经快三年了。这三年，我从一个嬉皮笑脸的北京青年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文学工作者。文坛里的趣事、奇事、操蛋事也算听说过不少，见识过一些。搞文学有个奇妙的事情，就是大家的搞法很不一样。搞的角度、力度、频率，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最典型的现象：对一篇作品，大家的评论和鉴赏标准真是不一样。这里的大家包括作家、评论家、编辑家，这些都是“大家”。当然更包括所有的读者，这是货真价实的“大家”。而且文学读者比一般读者都要有思想一些，说出的话也理直气壮——看《瑞丽》的还真别不服。文学读者长得不如你们卡瓦伊，聊起天来还真比你们让人伊某鸡。有些读者的观点很有意思的。

 

      

 

                        昌平园，实验品，两个人

 

1

1998年9月，我背着一只帆布书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我还是一副标准的学生模样，没有车，手上没有瑞士表。当时我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在篮球场上模仿职业球员的动作。当时我还不觉得可口可乐是垃圾饮料。

因为上大学前，我一直生活在北京西边的部队大院，因此“中关村”或者“海淀黄庄”这样的地名，在我心中一直是自由、摩登的代名词。这里有长发青年、扎马尾辫的大学女生和牛肉面快餐。那时候我就是这么土，觉得牛肉面快餐都时髦得要命。

没有想到，刚到学校，我就被告知，要到昌平园去生活一年。昌平是一个什么地方呢？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昌平和河北没什么区别。我和一大群学生，还有家长，挤在从公交公司租来的大轿子车里，咣当咣当地前往昌平。那个感觉，我们不是去上大学的，而是去上山下乡的。

在公共汽车上，我认识了一个人大附中毕业的女生。她当时长了很多青春痘，却已经习惯用沉稳、智慧的眼光审视一切人了。后来我知道，这个女生从小到大都十分优秀。一直到今天，她还是那么优秀，工作一天，税后所得相当于一个民工工作100天。这种人类价值的差距，实际上是跨国公司与国内大资本共同造成的，可有些人却把这个黑锅扣在了我的母校头上。他们不时暗示，我的母校就是一个培养精英（人上人）的地方。这种论调是居心叵测的。

当然，我们那时候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崽子，男性最叵测的居心，仅限于观察女性的第二性征；女性最叵测的居心，仅限于向男性秀一下第二性征。一直到今天，那个女生也没有叵测到哪里去，她还找了一个和我臭气相投的男朋友。

我和她的男朋友，从那时候起就以被人视为一个混蛋为荣。这个追求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继续说我成为实验品的经历。我在公共汽车上，心情十分悲观，因为所望极致，路边都是玉米地，玉米地里钻着农民家的狗。而我要在这个环境里呆上一年。

我们在昌平园下车，领被褥蚊帐，分配宿舍。昌平园叫做昌平园，是因为和北大有关的地方都有叫“园”的传统。比如说静园、勺园、中关园等等。而昌平园是一个真正的园，菜园。

这里除了大学生以外，没有什么像大学的地方。设施还不如我上过的中学呢。

和我同宿舍

 

                         退化的王朔

 

一个只阅读兴趣只限于“八零后”作家的读者，看到孙睿的长篇小说《我是你儿子》，感觉必然是很新鲜的。

一个相对传统的、常年关注新时期文学的读者，看到同一部小说，也许就会觉得似曾相识了。

感觉新鲜，当然是相对其他大红大紫的八零后作者而言。孙睿的小说没有郭敬明的日剧风格的煽情，没有韩寒的空洞的叛逆，也没有张悦然的不知所云的“文学性”。这些人的粉丝们如果看到孙睿，也许会感觉很惊讶：原来充满现实感的描述、普通人的感情和绝不“出奇制胜”的情节也会这样吸引人。他们会进而明白，作家的名气可以靠作秀获得，文学的魅力无法靠作秀实现。

而把“似曾相识”说得刻薄一些，则就成了“东施效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过来的读者，都能在《我是你儿子》这部小说中找到王朔的影子。首先是题目，对应的就是王朔的长篇小说《我是你爸爸》。语言风格自不必说，孙睿的文字是对王朔的彻底模仿，书中人物的口吻、叙述的套路和时不时抖出的小机灵，都是王朔式的。对于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他们都是北京作家——而且不是老派的“京味作家”。作为王朔的后来者，孙睿会不可避免地带上王朔的印记，甚至是主动学习。这样的特点，在另一位作家赵赵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

但如果深究一些，能够看出更多的问题。孙睿是否真的把对王朔的模仿进行到底了呢？熟读王朔的人会感到“差点劲儿”，或云“火候不到”。

王朔远比孙睿复杂。在王朔不断写作、不时发表言论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发现过无数个王朔：戏谑的王朔、叛逆的王朔、温情的王朔、精英的王朔，乃至于疯癫的王朔、玄虚的王朔。所谓“经典作家”，经常是常看常新，并能展现出多个侧面的，这个特点却在以“反文化”的姿态走进文化界的王朔身上得以体现，实在是一个戏剧性的事情。而分析一下王朔的作品，他早期的小说和参与主创的电视剧只具有上述两个侧面：戏谑的与温情的。成名以后的作品则大多是叛逆，甚至精英的，沉寂多年后重新再写，这时的“小说”和剧本就有些疯癫与玄虚了。王朔的魅力恰恰在于他的复杂，上层的、底层的、主流的、非主流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人们，包括喜欢他的和不喜欢他的人们，只要是关注他的人，都能从王朔身上

 

                        谁是王朔

 

最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同志（准九零后），不知道哪根神经错乱了一下，也想读书（真的阅读啊）了。她问我：这几天有什么好推荐？

我回答她：王朔的《致女儿书》。

她回答我：王朔是谁？

我回答她：连王朔都不知道还聊什么读书啊。王朔的曝光率也算够高的了，网上不都是王朔的事儿么。

她思索了一下，回答我：哦，就是那个老在娱乐圈儿里裹乱的王朔呀——他也出书了？

我还真是震撼了一下。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同志用王朔的语言概括了王朔，其结果是：她已经不知道王朔是一个作家了。王朔在她眼中，就是一个娱乐人物，一个宋祖德。

我想说的不是英雄迟暮。王朔既非英雄，比他更加迟暮的也大有人在。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假装英雄，有些人生下来就已经迟暮，比起他们，王朔还算把人生规划得不错的那种人了。

让人感兴趣的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读者（观众、网民）眼中，王朔（近二十年文化界无法避开的人物），是什么样的？或云王朔是谁，谁是王朔。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总像电池的正负两极。在八十年代，王朔刚刚出道的时候，有人视他为痞子，有人奉他做英雄。在九十年代，王朔席卷文坛、影视圈的时候，有人断定他是市民，有人追捧他为精英。在新世纪，王朔的《我的千岁寒》重出江湖的时候，有人觉得他疯了，有人觉得他得道了。

据说完美的女人就是相反两极（天使和魔鬼，脸蛋和身材）的糅合物（打倒男权中心主义！）。以此标准，王朔这男的也算当得够本了。

王朔是一个如此敏感、如此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以至于对王朔做出判断，几乎就是对某一阶段中国文化与社会表明立场。王朔也是一个如此机敏、如此形象鲜明的人物，他的每一次发言（通过小说、电影或纯粹的言论），也总能以独特的角度切中命脉。在过往的二十年，虽然王朔的嘴巴总在骂人，耳朵总在听人骂，但整个文化界都在听他发言、盼望着他发言。

这样一个以没文化纵横文化界的王朔、以鄙视精英获得精英赞赏的王朔，何以成为了一个新新人类眼中的“在娱乐圈里裹乱”的王朔？

从王朔的角色变化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无可逆转的变化。一个崇尚思考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热衷消费的时代大幕拉开。二十年前，王朔

 

                  启蒙的需要

 

王安忆的创作在“思想性”方面总能表现出过人的敏感和兴趣。就像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的作家”一样，王安忆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一个“评论家的作家”。她能给评论家留出足够宽广的思想空间，从《纪实与虚构》和《叔叔的故事》开始就是这样，她的新作《启蒙时代》同样如此。

《启蒙时代》是一部成长小说，讲述的是一批生活在“文革”中的大院子弟。这样的背景让人立刻联想到王朔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那是王朔作为作家最出色的作品，不仅被改编为了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而且开拓了有关“文革”的新主题。王朔以前的作家所描述的文革，大部分是充满伤痕的苦难史，而王朔将“文革”变成了欲望勃勃的激情岁月。这样的描述在后来的文学，尤其是影视作品中大行其道，即使王朔停止写作的时候，他的影子依然能在都梁、叶晶等作家和导演的作品中出现。

《启蒙时代》的独特意义，恰恰在于站在了王朔作品的反面。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来，《动物凶猛》描写的是人的欲望，而构成《启蒙时代》这部小说的主体则是精神。王安忆似乎在提醒人们，人类的成长不仅是身体的事情，它同样体现在精神层面。这是个简单的事实，但却恰恰被其他作家忽略了。

同样是大院子弟，王朔小说中的“顽主们”无限张扬着他们的欲望，性和暴力几乎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也许有一点含情脉脉，也要在肉体上实践；也许有一点英雄主义，也要用械斗来表现。而王安忆则恰恰相反，《启蒙时代》中的南昌、陈卓然、海鸥像是一些年轻的思想家，他们大段地背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如饥似渴地吸收当时唯一的理论资源，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生活中、社会中的一切问题。同样是父子关系，王朔小说中的父子要耳光相向，《启蒙时代》中的南昌则在和父亲辩论：你究竟属于哪个阶级，你这个阶级的局限性是什么？同样是男女关系，王朔笔下人物的口头禅是“拍婆子”，王安忆的男主人公却透过现象看本质地想：女人是疼痛。

形形色色的精神层面的成长在《启蒙时代》中碰撞交融，南昌的理想主义、陈卓然的雄辩、“小老大”的旧派的未老先衰（这个形象类似一个男性的、丑陋的王琦瑶）。为什么那个年代的成长在王朔和王安忆笔下呈现出了两个极端？跟城市的差异有关，跟人物的

 

                         生死疲劳

 

年初时节，一个不知疲劳的作家完成了一部在阅读中不会使人疲劳的作品，这就是莫言的《生死疲劳》。从八十年代起，莫言的小说屡屡引起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而这一次，首先令人惊奇的却是他的创作速度：42天写完了56万字。

假如莫言想用这样的速度来说明自己的才华横溢，其实大可不必。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以来，莫言已经被公认为国内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在新作《生死疲劳》中，他天马行空的叙事才能和想象力再次得到了发挥，整部小说都沉浸在一种狂欢的气氛当中。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这样的小说必然畅快淋漓，可想而知，莫言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充满了快感。小说在结构里最大的看点是借用了中国民间“六道轮回”的观念，主人公原先是一个地主，转世为驴、再转世为牛，而后又变成了狗、猴子和“大头儿”，在一个前世今生的故事中，莫言描述了中国农村在整个新中国历史中的演变，当然，故事的主线依然是一部家族史。“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蓝脸的形象显然承载了相当宏大的意义，他“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的人生哲学与各种动物看似光怪陆离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将人类一次次运动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衬托得荒诞而又可笑。选择一个出其不意的角度书写中国历史，是许多作家得心应手的手法，早一些的有余华的《活着》，近一些的还有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虽然没有余华的冷峻和严歌苓的沉思，莫言却也显现出了相当独到的机智。

无论是语言还是技巧，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人物形象，《生死疲劳》在初读时都是一部出色的作品。但正因为初读时的畅快淋漓，恰恰也暴露了这部小说最让人不满足的地方：无法激起人阅读第二次的欲望。华丽却不精炼、丰富却无韵味、能够天马行空却无法一针尖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部过河拆桥的作品——催着你迫不及待地将它看完，看完之后永远合上，不再打开，甚至不再放进书架。莫言的写作远远比《红高粱》时期要圆熟、潇洒、有自信得多，但《红高粱》恰恰是让人读了不止一遍的小说。这时再看一看对于本书的相关评论，也许能够评判这部作品的缺憾：《生死疲劳》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中国古典小说最伟大的地方也许不在于它的想象

 

                        难以两全其美的作品

 

  可以用赛车和唱片带动小说的销量，也可以正大光明地给别人的作品签上自己的名字，所谓的“80后”作家在方方面面与传统作家表现得大不一样。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英雄和狗熊都是一个大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有了不那么关心作品内容的读者，才有在作品以外费尽心力的作家。现在指责或鄙视“80后”作者实则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成为眼下社会的一个文化盛景。

  而在80后的年轻作者中，张悦然却因为她的“传统”而显得特殊。她不止一次表明自己在以严肃、充满现实感的姿态进行写作，并希望和消费主义大潮的文化快餐划清界限。她似乎不再满足于单纯地为中学生写作爱情故事，而更愿意受到旧派的文学读者的认同。同时，她也是与“文坛”保持最紧密关系的作者，并在“文坛”的重要杂志大量发表过小说，因此她的新作《誓鸟》也必然使得人们用有异于看待其他少年作家的眼光去阅读。

  但《誓鸟》并没有选择现实与当下作为写作的基调，而是讲述了一个南洋海外的异乡故事。除了许地山以外，中国作家写作类似题材的并不多。这是一个讨巧的选择，也是一个增加难度的选择。讨巧处在于，异域背景天然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从80后主流读者的反响和评论来看，《誓鸟》在这方面确实有着迷人的魅力。但写作人们不熟悉环境的难度也恰恰在于，作者能否把异域写得像现实生活一样生动而丰富，就像王安忆写上海、莫言写山东农村那样，让人们可以通过一部小说对那个时代、那个地区人们的衣食住行产生了然于胸的感觉？在许多年龄更长的读者看来，张悦然似乎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誓鸟》同时尽可能地讲述了一个奇异而诡秘的传奇故事，塑造了一类感性化得近乎偏执的特殊人物。在贝壳中寻找记忆的女子、漂浮在海面卖唱的妖艳女子、野性而古怪的酋长……同样地，对于渴望“奇情”的少男少女，张悦然的小说大获成功，对于更为关注“世情”的老读者，就显得缺乏诱惑力了。作为女作家，张悦然和安妮宝贝同样属于这一类：她们对于生活尚未看透，却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已经看透了。王海鸰和张欣则相反，她们看透了生活，却写的是别人的没看透。两种风格的写作，分别得到了两种年龄的读者的认同。《誓鸟》的语言同样是绮丽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