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时间不确定，书砸在我头上了。根据会章规定，被书掟中头部，要立即汇报、备案、存档，并赴指定的地点急救。章程上欧体语法、国粤语兼用的明文是「被书掟中」，似在指涉书的背后另有主体，譬如说另有一个掟书的人，可是这回却是书砸在我头上，书本身是主体，定义上能否构得上我「被掟」，说不准，文法向来不是我的强项。或许是因为我的某些无意动作触发了、甚至是因为长久以来我的惯性造作终于连锁累积蝴蝶效应量变质变诸如此类，导至了居上位的书在某时某刻不得不往下砸中我头，这样说来，掟我者我，我还是成了掟书的主体，虽然以这次的实况，用「掟」字有点欠妥，还是用「砸」字比较恰当，不过，谁会去管用字是否恰当这种细节呢？事实是书砸在我头上了，我的蜕变只是迟早的事。

 我犹疑应不应该惊动卫书会的道友们。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他们习惯像幽灵般隐居于市，除个别例外，大多不爱交叉互动，更不愿引起注意，只有在彼此偶然照面的时候涩涩的打个招呼，像冬日里的刺猬，就算有心相偎取暖，却更怕被刺伤而只得匆匆互闪。对不起，又用了「被」字。

 自从H埠抗议填鸭教育的掟书三叹风气演变成反智的、带攻击性的掟你个头运动﹝成日挂住睇书，等我挪本书掟醒你个死人头！﹞之后，卫书会就应运而生，不过因为是刺猬，我们的组织是松散的，我们的行动是被动的﹝又用「被」字﹞，凡有会员被书掟中头部，我们就记录在案，然后数一数还有多少幸存者。至于传说中免费的急救服务确是存在的，不过很多人记不起它的地点所在，据调查，被书掟中头部的道友们，最初期的征兆之一是忘记急救地点，急救成功的例子故此绝无仅有。

 全人类都知道，被书砸中头部的人从此不用看书也能快快活活的过日子。这给了掟你个头运动一种正当性，被视为是有效的震撼疗法，有人甚至认为以书掟人、助人戒书才算是好市民，遂上行下效，蔚然成风，结果是看书人口骤减。至于不愿意接受社会改造、执迷不悟的看书份子，惟有放弃在地面活动，潜伏于能见度低的旧区陋厦。这样一来，在公众场所以书掟人头部而确实命中看书份子的边际回报越来越低，市民热情不再，掟你个头运动降温，看书人口反而稳定下来，不过幸存者也渐渐老化，加上有好像我今天这样的意外中招者，慢慢自然流失，走一个少一个。

 就在看书人口萎缩到了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全城的看书份子同时发觉自己添了一项特异功能，一眼可以在芸芸众生中辨认出同道中人，就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的同性恋者，凭眼神就可以心照不宣找到同志，把异性恋者蒙在鼓里。表面上，看书份子并没有特征 -- 好吧，可能衣着寒酸了一点、样子猥琐了一点，不过这些只要花点心思是可以掩饰过去的。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全城的看书份子忽然都能够认出看书份子，虽然不知道对方在看什么书、练什么功，但却可以肯定是在看书，然后在知道吾道不孤后，像受到神秘加持一样，脑中植入了卫书会自动更新的完整版章程 -- 我就是因为辨识到其它道友，加入了卫书会而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更奇妙的是，在看书的人越来越稀有的同时，幸存的看书份子的啃书胃口却越来越好，而且每隔一阵子，就有一种生理反应，觉得自己能量又增大了，可以啃更多的书了。我发现自己每次能量升级的时刻，不久前一定有一个我知道的看书份子的头部被书掟中。是不是他或她的看书能量给其它的看书份子摄取了呢？是通过什么媒介把他或她的能量过给我们的呢？是幸存者大家平分，还是有别的不均衡分配模式？我尚未整理出其中的规律。我尝跟一些道兄道姊讨教过，有的跟我一样在寻找答案，有的视之为隐私不愿意分享，也有的骂我贪婪，好像我是在发死人财。谁都不能否认，每个看书份子几乎都有过间歇性能量升级的经验，而且往往是借助那些离我们而去的先行者。

 我的看书胃量撑大后，书自然也越存越多。大家知道H埠寸金尺土，而且为了保密，我一般躲在无窗的斗室里，尽量缩小足迹，以书捞饭，秘密练功，准备长期抗战。我们卫书会的道友当然都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头，正如章程首页上写：书不及头，天长地久。可是，我的空间实在太小，书也实在太多，它们一定是挤得不耐烦了，趁我不察觉的时候自己越攀越高，才会砸到我的头。

 现在，我要离开大家了。我让我的头被书砸到后，就只可能有一种结局，大家心里明白，我是没救的了，就算跟大家汇报、备案、存档，然后去指定的地点急救，也只是尽人事而已，事实仍将是我要离开大家。被书掟中头部的人要退出卫书会，这也是道上不成文的规定。我将重新做人，如痴呆症患者，记不得看过的书，从此跟大家形同陌路。我不和你们道别了，让我悄悄的走，如果我的离开真的能够给你们带来能量，我将永远与你们同在。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自传《爱与黑暗的故事》﹝译林出版社 2007﹞，非常好看，是作家写自传的新标竿，属诺贝尔文学奖等级，我大力推荐给爱好外国文学的读者。中文版虽然厚达500多页，但绝对值得花时间把它读完。

 我还看了奥兹早年的成名小说《我的米海尔》﹝译林出版社，07年第二版﹞，两书都是译者钟志清根据希伯莱文的原文，辅以英文译本作出中文翻译，颇见功力 -- 现在大陆一般的翻释书，水平太不稳定了，让人不敢乱买翻译书。

 当然，诺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也陆续有了大陆中文版，建议大家看最后翻译出来的《雪》，不过我不清楚翻译的水平。

  近年全世界都在看印度和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前任驻印度的通讯员爱德华·卢斯写的《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信出版社2007﹞，直面复杂的印度国情而不回避，深入浅出兼生动的作全方位评介，是「一份对当代印度有深刻洞悉力的报告」﹝阿玛蒂亚·森对此书的评语﹞。我去过印度多次，看过不少书，卢斯这本新作解答了我的很多疑惑，而印度是让人充满疑惑的国度。

《金融时报》的詹姆斯·金恩，旗鼓相当的写了一本《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不知道大陆能不能出版中文版？

 季羡林以后的中南亚学问家钱文忠，替中央电视台讲完玄奘后，写成了《玄奘西游记》上下册﹝上海书局2007﹞，也是我今年细看过的好看的两册书。耳熟能详的玄奘取经故事，原来有趣的程度远超过我的想象。

 如果爱看佛学书，还可以看我老师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正见：佛陀的证悟》﹝中国友谊出版社2007﹞和他去年的《佛教的见地与修道》﹝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

 要看孔子与论语，当看北大教授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读孔子与论语就该如实的读，少来过度包装、过度铨释。

 地球暖化是当今全球一级重大问题，环保书好像不容易写得好看，但还是非看不可，我们中国读书人不能继续做环保和能源问题的识盲。阿尔·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是必读通识本，另外寄望大陆出版界能多加力气翻译出版一些易读又有重要见地的能源和环保的书，如：

 Lester Brown, Plan B 3.0;

 Paul Roberts, The End of Oil;

 Ross Gelbspan, Boiling Point;

 Kenneth Deffeyes, Beyong Oil;

 保罗·霍肯等《绿色资本主义》台湾天下杂志出版社;

 威廉·麦当诺/麦克·布朗嘉《从摇篮到摇篮》台湾野人出版社.

 我自己去年中在香港出版了《事后：本土文化志》﹝牛津出版社﹞，并于去年底在大陆出了《城市九章》﹝上海书局﹞，借此告知一下。

 

 

 

中式工艺美术现代风格：一项辩解，两项反思

《时尚家居》2007论坛《中式的时代形象》发言

 

《时尚家居》2007论坛主题是中式的时代形象，这是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主持人殷智贤说不用谈家具，不用谈空间，我跟主持人说，我还是愿意具体的谈家具、谈空间。就谈中式工艺美术现代风格在家居和装潢上的一项辩解和两项反思。

 

 我在大陆的时候去很多朋友的家，也看到很多家具店，有些是工厂，我发现的确有一种风格的家具出现了，我叫它中式的工艺美术的现代风格。这个风格跟传统的风格，跟传统的家具不完全一样，但是跟一般理解的现代的和西方所代表的现代风格也不完全一样，但是都有共通点。我就想说这一点。这样的风格算不算现代的设计呢？很多人可能有质疑、有贬抑。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格还是成立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现代的理念理解得比较宽的话，我们会发觉这种风格也是上世纪开始的现代风格，可以说也是一种主流的变种而已，并不是说很难理解。我们知道在十九世纪末，在英国出现工艺美术运动，这个运动到上世纪初，在北美和欧洲到处都是很流行的，主张尊崇和继承发扬很多手工艺，另外注重原材料的特性。这种风格可惜在一次大战就断了，到大战以后欧洲比较明显出现的风格，就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所谓现代主义的现代风。这个现代主义大家知道是经过包豪斯、Deutscher Werkbund等很多著名的机构的推广。包豪斯的创始人之一格罗皮乌斯在1919年的时候还认为自己要继承工艺美术的潮流。在之后几年他的确改变了，以机械为对象，使用新材料，以标准化和抽象一点的几何形式作为设计，希望能够量产，这些都是很好的出发点。这个现代主义变成大家认识的现代风格的主流。

 

 这十几、二十年大家研究文献的时候发觉，其实当时的现代风有很多条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北欧的现代主义。因为北欧没有受一次大战的震撼，所以它的现代主义是把工艺美术的潮流一直延伸，北欧的现代主义叫软性的现代主义，现在我们从北欧的家具中还可以看得出这一点，他们用木材，比较尊重工艺的传统，好像出名的芬兰设计师Alvar Aalto夫妇，1931年设计了一款是胶合板木的扶手椅，也是线条很简洁，着重功能性及廉宜性，符合现代主义主张，但是里面圆形的弯的东西跟德国或匈牙利、荷兰、瑞士的现代主义风格不一样。另外，丹麦的银器大师George Jensen和有几百年传统的皇家哥本哈根瓷器工厂也对现代风格作了丹麦式的演译，就是说现代主义其实也有另外不同的路，尤其是跟工艺、材料和本土传统结合得比较好的。

 

 其实在当时有很多民族或地方色彩的设计都是同时存在的。比如说1925年和1937年巴黎两次重要的设计博览会，出现经典现代主义设计，例如1925年瑞士设计师勒'柯布斯耶在巴黎博览会上展示了一个厅，里面有很多家具，是现在所谓的现代主义室内空间的标志性代表，不过，其实也有很多设计是有民族和地方色彩的。除了英国、法国这样做，很多当时欧洲的小国家都希望推自己的设计出来，他们唯一的路其实就是把地方风格跟现代感结合。比如1937年波兰的设计师就很努力地也很成功地把波兰的风格和现代感的东西结合。从这个角度看，现代设计本身就该涵括了工艺美术，二十世纪初的北欧和丹麦的软性现代，民族或地方风格，加上现在大家知道的像包豪斯及后来北美的所谓国际风格的现代主义。

 

 从这种广义的现代感觉，所谓中式的工艺美术现代风格绝对是一条可以走的路，虽然它不是中国家具设计唯一要走的路，而且走得好或不好是另外一回事。说到辩解，就是我们不要看不起这种风格，我觉得这种风格有潜力发展，而且是理直气壮的一种现代风格。

 

 我有两个反思点。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中式是纯粹的不变的东西，其实任何风格都是交杂演变出来的，过了很长时间慢慢变成自己的东西。中式也是一个标签而已，是一直在变的，并没有说固定不变的本质。中式家具往往跟沙发这种西式的家具在同一个家庭出现，没有一个家庭可能全部是纯中式的，譬如大家厨房里的咖啡机，可能是Braun的产品，那是二战后德国现代主义的标志性工业产品。不过同时家里的瓷器却可能是英式花纹的。很多中式家具是做了很多传统没有的功能，比如说沙发前的咖啡茶几；比如我们把饭桌变成长的；就像床，架子是中式的，垫也不见得是以前中国的垫。所谓中式里面有明朝、清朝，或者更早一点，也有少数民族的风格。所以我想让大家把中式理解为发展中的临时概念，而不是说不变的，或要找出它的本质来排挤其它风格，我们要理解它只是一个临时运用的标签。它只是比东方两字更好一点，所以我们用中式两字。

 

 另外一个反思点就是，中式工艺美术风格的家具用很多木，有环保的问题在里面。我举个例子，有一种木叫印茄木，在中国叫菠萝格。这木是原始森林硬木，

报纸：在1979年，香港有报刊412种，包括4家英文报，112家中文报，每日销量在10万份以上的有4家，平均每千人每天看310份报纸，阅读量仅低于日本。当时，左派有大公文汇新晚商报等报，右派即国民党有香港时报，一些中间偏右的报纸如星岛、华侨、工商，版头皆仍挂着中华民国年号。标榜中立的是59年创办的明报，初以连载《神雕侠侣》站稳阵脚，62年大跃进后期与大公报等左报打笔战，以社论吸引到水平较高的读者，在文革期间跃升为大陆与台湾以外华文知识分子第一报。精英报后起之秀是73年创报的信报财经新闻，大众报销路最大的是东方日报和成报，英文报的大赢家是南华早报。当时还有每天出版的娱乐新闻报、连环图报、马经报和情色报。

副刊：副刊有固定专栏作家，日复一日发表短小文章，是香港中文报纸特色，内地、台湾、英美都没有对等现象，49年后南来文人奠定这种惊人的文类形式。据副刊研究者黄子程转述作家董千里﹝项庄﹞的说法，港式副刊杂文是隔代继承了鲁迅风，「四十余年来，杂文以一柱擎天的姿态支撑着香港文学这块招牌，至今犹然，可谓异数」。我不觉得副刊杂文在香港文学中一柱擎天，不过的确在香港要以写作为生，不管是评论家、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剧作家都得写点专栏。70年代作家能挤进明报副刊，代表着身份受肯定，三苏、哈公、简而清、亦舒、林燕妮、李碧华、王亭之、项庄、丁望、胡菊人等人的专栏都是我每天看的，至今佩服他们在多产之余保证质感。数专栏，你会发觉香港盛产作家。女专栏作家统称才女。

周刊：70年代是《明报周刊》的年代，香港人每星期日一家人上茶楼饮茶，都会带上一本，以作谈资，明星都很配合，谁要离婚、谁跟谁好，都自动在《明周》报料，狗仔很友善，主编雷坡在明星社交照片下的按语，抵死幽默。当时还有《新知》等多份大开本周刊，各有卖点，但动摇不了《明周》霸主地位。女性杂志方面，外国品牌尚未杀进来，一纸风行的是本土特产《姊妹画报》双周刊，70年10月创刊，口号「姊妹与你，亲如姊妹」，如果搜当年年轻女士们的手袋，除口红和零钱外，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姊妹》。

电台：说到70年代的电台，不能不提俞琤，她是当时锋头最劲的商业电台早晨节目主持人。我个人很感谢她，因为在《号外》草创期，每期出版后她都在电台节目中号召听众去买杂志，给我们免费宣传。我小时候，有香港电台、丽的呼声和59年开播的商业电台，可听到李我的「空中小说」、67年社会骚动期间商台林彬的匕首式短评，还有粤曲、国语时代曲及欧西流行曲。音乐节目名主持包括黄志恒、许绮莲、詹小萍、陈韵文、郭利民、陈任、朱培庆、吴锡辉等，其后好手太多，未能尽录，老友记们见谅。70、80年代商业电台和香港电台的主持多是年轻人，对新生事物的反应比报纸和电视更快，《号外》也在电台开过节目，其后岑建勋更以潮州怒汉雷劲的形象在电台开讲而家传户晓。

收藏：荷李活道古玩一条街，从来成行成市，中外驰名。收藏界的一群显赫人马在60年成立敏求精舍，典出《论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之者也」。敏求至今在全球中国书画文物收藏界仍举足轻重。大藏家胡仁牧是首八届主席，他的收藏始于49年前的上海。另一上海大藏家是仇焱之，来港后49年以1000港元捡漏买了明成化斗彩鸡缸杯，80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529万港元，99年再拍卖时拍得2917万港元。另有隐于市的大藏家，例如住在我小时候家楼上的高伯伯，原来是收藏张大千作品至丰的高岭梅，画都收在床下铁箱内。苏富比与佳士得都于70年代在香港设公司，香港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紧贴纽约伦敦。

国粹：古琴是中国的雅乐器，当代古琴弹奏宗师级琴家，梅庵派的吴宗汉王忆慈夫妇及泛川派的蔡德允，都曾在香港。后来吴宗汉移民台湾及落杉矶，蔡德允则一直在港授徒，桃李满门。香港电台在60年代由卢家炽成立粤乐队及中国音乐团。77年政府成立香港中乐团，名家包括第一任音乐总监吴大江，二胡黄安源、汤良德，琵琶林风，笛黄权等。京剧方面，民间有粉菊花的春秋戏剧学院、于占元的中国戏剧学院、唐迪的东方戏剧学院、马承志的中华戏剧学院等。国画方面，中文大学美术系故然一度名家云集，岭南派主力也转移到香港，杨善深、赵少昂等名字文化界人人皆知，另有在四川时期与张大千、陆俨少同游的彭袭明，低调的居港，作画不绝，教学严谨。当时沈苇窗办的《大人》、《大成》杂志，除替张大千摇旗吶喊外，也是南来艺文戏曲界怀旧及交流的平台。国学包括史学的大家在香港者有太平洋战争前的陈寅恪、许地山，到战后的罗香林、饶宗颐、钱穆、牟润荪等。治基督教和中西思想有谢扶雅、治中国哲学史有劳思光。当代新儒家的哲学家，唐君毅一直在新亚书院，牟宗三61年来港，由香港大学再转新亚，徐复观则是70年到新亚。            

大学：殖民地本来只有一所政府资助的大学，即香

 2006年底在《号外》30周年酒会上，踫到早期杂志的封面名模余嘉文，问了她一些关于当年香港模特儿的事，没想到隔天她传来电邮，内容丰富，全文引用如下：

「正当这个年代的超模人人身兼数职， 既上天桥又拍电影，做电视台节目主持，剪彩，代言品牌更出书做才女，样样皆精，广为大众认识之际，我不禁回想起七十年代，模特儿行业实在非常专注，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行业，要受录用和认同，实非朝夕之事，而知名度亦仅限行内范围。

 当年有多位星级台柱地位超然。在我印象中，Judy 文丽贤是香港的第三代model，师傅是源思敏，师祖就是香港时装界历史上第一位模特儿 Mei Ling Chan。与Judy同期的有Barbara邓拱璧 (曾嫁影星曾江，现在是名伶阮兆辉的太太) 、Rosabella梁舜怡 (方刚妹妹) 、Paulona柴文意、Christine许爱莲、Christine许珊、Ann Marie王安娜、巴巴拉白嘉丽和妹妹白嘉莉、Judy Washington……稍后期一点的有：Kitty辜洁慧、Joanna Brook布泳玲、Linda张伶琳、Ellen刘娟娟、Shirley曾素丽、Polly邓锦群、Mabel邝美宝、Stella顾明香 。这时加入我Grace余嘉文、Jacqueline吕爱群、Gigi李硞琪、Lorletta朱玲玲、Carroll Gordon古嘉露、Anita赵玲、Suzanna锺碧华、Flora Chong Leen张天爱、Diana Hayes……还漏了乔家芙那么红的名模，她和辜洁慧都嫁给当红摄影师。

 男模有：Bambi林早明、Chris Hunt洪占、Peter文方、Raymond苏源强、Sunny方刚、 Philip李大经、Paul Kwan、Francis Patrick……

 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是时装界最活跃的年代，最早期引入香港的外国品牌多半是经瑞兴百货公司代理的, 如皮亚卡丹、尚路易雪纳等, 所以瑞兴在当年的确很威风。后来不独有百货公司代理各进口名牌，多间专售欧美名牌的大型精品店也应运而生，先有大班廊 ( Tai Pan Row) 、姊妹店珠城﹝Pearl City﹞，后有何莉莉连开三店的艺舍一二三( Act 1, Act 2, Act 3) 、Green & Found、Joyce、Swank Shop……本地设计师亦不甘后人，纷纷閞设专门店, 马伟明是表表者，全盛时期在金巴利道坐拥三店：Vee、Walter Ma、Front First，一时无两。张天爱亦先后开设多间名为 Palova 的店，自家生产高档货。邓达智更不用多介绍，仍然与时并进，并作出多项尝试如出专书介绍旅游景点、饮食心得等，另一越过界例子。

 这社会孕育不计其数的才子才女，令这城市得以保持大都会的美誉, 各人都应记一功！

 大家一起齐心努力, 力保香港这不败之城吧！

 后记: 写中文很费神，用掌心雷更可怜！」

 谢谢嘉文的费神和对大家的忠告，我收到稿费后请你去茶餐厅饮港式奶茶支持本地经济，顺便游说你用掌心雷PDA继续发功，告诉我们多一点关于不败之城的前朝风光。

 名模史、名店史，名牌在港兴衰演变史，温故知新，可以增进大家对香港的认识，正如邓达智、黄源顺编的《时装人气五十年》书名所提示，这些细艺在香港至少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可供把玩，一定有很多可以勾起大家集体记忆的材料和有趣的社会史学角度值得去好好疏理。

 或多或少，每一代的成长离不开服装。我初中时只想要一条正牌利维斯牛仔裤，当时心目中的名店是佐敦道拔萃女书院旁的Jones Wong，后来却在斜对面的立信大厦某楼上单位折价买到一条，大概是当时本地制衣业的出口剩货。

 有一次跟香港时尚楷模、高雅的Tina Viola谈起时装界往事，说到百年老店连卡佛在60年代引进掀全球迷你裙风尚的玛丽关，还说到中环告罗士打行的名店慕爱、第一家本地设计师时装店Om Shop、第一个新派发型师Giovanni Pucci，及Joyce前身永安公司的Diamond 7，另外数风骚时尚名流的源头，忆起半岛酒店The Scene年代的大豪客Bobby To。嘉文，大都会果真不是一天建成的。

 

 

 在70年代中，香港中环写字楼区的午膳时间，最拥挤的地方不是餐馆，而是两家时装店：天龙、Suzuya。它们的共同点是日本时装，但不是当季大名牌，而是上季尾货及中价货，正适合广大女白领的经济条件。天龙的老板徐龙对《号外》说：「日本人消化了法国人，亚洲人尺码较小，完全靠法国样子，结果是衣裳看得见，人看不见了」。

 香港最早的设计师专卖场是Hanae Mori森英惠的店，位于海运大厦与香港酒店的交接点。她是日本设计师中最早在美国闯出名堂的，不过她的香港店也只卖季尾货。

这种情况不可能延续太久。一群日本设计师在本国和欧美积累多年后，几乎同期在70年代大放异彩，关西的山本宽斋在伦敦、以「森林日本仔」为牌子的Kenzo高田贤三在巴黎，率先办时装表演而成为宠儿，紧贴登上世界舞台的是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

 香港的有钱时装发烧友当然不甘心守候到季尾甚至翌年才买今季的日货。Joyce开始悄悄引进几只日本牌子放在欧洲货旁边。另外，Allan Cheng和Doris Fung 夫妇跳脱商业闹区，在尖沙咀柯士甸道开了Pink House，专卖当季日本名牌时装。

《号外》似也特别钟爱这股日流。钱玛莉77年开始写的连载故事，名字叫《穿Kenzo的女人》，时装设计师首次上了中文小说名号；杨凡赴纽约拍摄78年秋季三宅一生在美国的大秀，地点是Studio 54迪斯科，也是继日本大阪后，美国本土第一次的全非洲裔女模特儿演出。我相信当时许多本地时装人也觉得兴奋，如果日本设计师可以在欧美出头，其它亚洲人假以时日也有机会。

 我的第一件日本时装 -- Bigi的衬衫 -- 是79年在Pink House买的，之前没想过自己会花接近欧洲名牌的钱去买日本货，鼓励我尝试的是那家店的经理梁裕生。到了80年代，香港已完全爱上日本设计，明星也穿日本衫，娱乐圈特别火的是由Irene Lau与Ricky Sasaki带来香港的Matsuda。

 梁裕生的兼职是《号外》的时装编辑。他在加拿大学时装，78年回香港。之前，我和邓小宇都觉得时装大潮山雨欲来，作为城市杂志我们不能不写它，但作者难求，惟有自己执笔，并叫亦舒、白若华、白韵琴帮忙写点带到时装的文章，换取时间以物色作者。

 梁裕生行家出手，78年11月无畏的写了《下一个十年的时装》一文，开宗明义说：「今年冬季的尖端时装，将会有一个革新的转变，因为1978年是70年代的结尾」，当时流行的无结构垂膊潮流将逐渐淡出，结构又回潮了，其中最大特色，是倒转三角形的宽膊，他预言般说：「所有衣服组合，将会全部或局部依照这形状，倒三角型平的上边，将特别被夸张，大部份衣服的肩头，由大衣、上装至T shirt，都会看到一层层的肩头垫，把肩头的阔度加上一至两吋之多」。文章在10月初交到我手，同月稍后的巴黎成衣展确证了这个大趋势，Kenzo、Claude Montana皆把垫膊扩到极致，加上Gianni Versace和Giorgio Armani，引来随后十多年的大膊头潮流，任何资深时装幸存者大概都忘不了这段不可思议的穿衣史。

 从梁裕生任时装编辑开始，《号外》正式买了入场卷，参与推进方兴未艾的香港时装纪元。

 当时，欧洲设计师掀起了第一波中国风格热，不过在中国大陆，时装另有它的轨迹，女生由烫头转短发、由穿红色衫裤改成高领羊毛衫及的确良白裙子。没什么人注意到，81年11月，一名住在法国的中国女人，从巴黎去北京，路经香港停留了几天，杨凡和邓小宇在这边接待她。这名持中国护照的女人叫宋怀桂，回北京是为了筹备皮亚卡丹的时装表演，因为想省钱，模特儿除了两个是美国来的，其它全要在北京找，踫巧遇上「李爽事件」，中法关系有点紧张，法方工作人员签证迟迟拿不到，宋怀桂遂叫杨凡和邓小宇赴北京替她打气，助她挑选并在演出前两天培训部份第一次上天桥的新中国模特儿。这次北京饭店的演出，将来的中国时装史定会记上一笔。四分一个世纪后，这回轮到我们等着看大陆时装设计师在巴黎、纽约的表现了。

 在香港，discotheque或disco曾被译成的士够格，后来缩称的士高，台湾常译作迪斯可，大陆则译作迪斯科，简称D厅或迪厅。

 现在有不少中文论述谈到爵士、摇滚、民谣、崩克，甚至评介街舞、滚乱治、嘻哈、瑞舞或电子舞曲俱乐部，可是大家好像有点不屑谈的士高。这两年美国有关的士高论述多了点，但它的源起和早期历史仍众说纷纭。

 有个说法是的士高开始在纳粹占领的巴黎，当时爵士乐被认为是混血的音乐而遭禁演，故此在30年代极受巴黎艺文圈欢迎的非洲裔美国爵士手只好回美，但是他们的唱片仍在，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反叛，巴黎人在半地下的小酒吧播爵士乐唱片，并随乐起舞，因为唱片汇集，遂得disc﹝唱片﹞的-theque﹝收藏馆﹞之名。延伸到二战后，有说第一家的士高是47年巴黎的Go Go，也有说稍后的The Peppermint Lounge带领了风潮。

 的士高是指没有真人在场演奏、只播唱片音乐的舞场，不过，唱片得有人挑选和人工更换，就是说，需要DJ。

 60年代初的美国仍很热衷跳舞，连甘乃迪总统夫人积葵莲也公开跳Twist扭腰舞，有说美国第一家的士高是洛杉矶的Whiskey-A-Go-Go，有说是60年纽约的Le Club，也有说南部非洲裔人的jukebox唱片机小舞场才是第一类型的士高。香港在65年跟进，半岛酒店开了The Scene，顿成高级时尚泡点。当时给美军渡假的湾仔苏丝黄式酒吧也播唱片或用jukebox跳舞。

 不过因为越战、民权运动及由中产白人婴儿潮主导的嬉皮抗衡文化，美国世风骤变，跳舞不那么时尚，连舞步都变成自顾自跳、没有肢体接触的所谓自由风格。第一波的士高热潮就此结束。

 但至少还有三个族群从没有停止过跳舞，就是同性恋者、大城内区的非洲裔人、及佛罗里达州的古巴人，各有各的亚文化、特色音乐和舞态，盘踞的飞地可能只是个破货仓，没有乐队，玩的也只是的士高。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文化研究者认为，那时期少数族群的的士高文化有凝聚身份认同和渲泄社会压力的功能。

 到抗衡文化退潮、越战快结束、经济却也衰退的70年代初，的士高又再吸引主流人群。美国古巴人跳火了Hustle，取代了自由风格的舞步。75年很关键，Van McCoy的流行曲Hustle让这种舞步广为流传，一个叫Tom Moulton的DJ兼唱片监制为的士高提供了革命工具，把7吋的45转单曲唱片延长至12吋来容纳disco-mix，欧洲方面也起哄，Giorgio Moroder替一个在德国的非洲裔美国小歌手Donner Summer监制了一首单曲叫Love to Love You Baby，如长达17分钟的性高潮。75年仲夏我回香港前，去过波士顿一家新的士高，那享乐气氛让我这个还满脑子抗衡文化的潮流学徒感到时空错乱。

 《号外》第一篇关于的士高文章刊登在77年3月，作者Philip Seth在缅怀The Scene等60年代的士高之余，还问为什么除了短寿的’Lectric Radio一家外，至今香港还没有跟上新一轮的士高潮流？他说是不是因为本地的同性恋者或黑人不够凝聚？

 这次香港反应是慢了点，但Seth不用操心，纽约的Studio 54在77年4月26日开业后将名扬四海，更重要的是电影《周末狂热》也将袭港，我们怎会不跟风？香港的士高第二波随即涌现，78年将是的士高年，不管是指音乐类型、舞步、时装或娱乐场所。

 Tai Pan Club是挺棒的第一家，虽然它的灯光设备后来被纽约回来的士高设计师李锐碧在《号外》说是属于「石器时代」。78年4月30日Vamp的开张酒会，一网打尽全港潮人，《号外》找了利冼柳楣写了篇报导，说到耀眼的主人Peter Man和Susanna Chung：「那个女的化装得妖气十足，和Vamp这个名字总算拉上关系，至于男的，他的面孔英俊得来完全没有一丝气质，正好符合我的审美眼光」。到年底，有四百方呎舞池的Disco Disco将会营业，DJ是Tai Pan Club载誉而来的Andrew Bull，老板Gordon Huthart对《号外》说：「我们是香港的Studio 54」。有过一阵子，它是。

 78到79两年，的士高在香港确很灿烂，比Disco Disco更大的有Disco Rock, 还有Colosseum、3388、New York New York、Taipan 2、Carrot、Another World、Palace、Valentino、Good Earth、Cage、Grammy、Jockey、Thingummy、Cabaret、Large、Talk of the Town、Den、Eagle’s Nest、Polaris、Dateline、Zodiac、Mingles、Byblos等，甚至开到龙珠岛、华富邨，然后演变回到走高级路线的俱乐部Manhattan。

 与的士高大致同期的亚文化潮流是英国崩克，而崩克族是明言痛恨的士高文化的。可能因为的士高容易商业化，因此也较少有文化研究者去谈论它。

 在我读到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中文版与谷崎润一郎的《阴影礼赞》英文版这两本经典著作的同期，幸运的在1979年底邀到尼高与洛珊替《号外》写世界城市富裕族群的「口味」，不是介绍餐馆，而是拿日常食品、饮料来做文章。上述的书和文章皆曾快速的提升了我对「生活风格」的敏锐度，让我添了一份鉴赏家的姿态，体会到后来学院派所说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化」。

 尼高与洛珊第一篇文章谈面包，劝大家不要吃白糖及漂白面粉做的白面包，建议大家改吃全麦、杂粮之类面包。文章说：white bread is out﹗

 跟着来的文章更神奇。他们比较了好几个城市，看哪里水龙头出来的自来水最好喝。香港的自来水是要煮开后才能喝的，不过有一些城市，喝水只消打开水龙头就可以了。尼高与洛珊鼓励大家多喝白水，不过他们文章的重点不在哪个城市的水干净，而是谁味道好。我大惑不解的是：自来水还有味道好不好之分？当然有，后来我阅历多了才体验到。

 写完自来水，不得不介绍矿泉水。那时候香港没几个人喝矿泉水或瓶装水，只喝瓶装甜饮料。尼高与洛珊也说：毕竟，对许多人来说，矿泉水还不是跟普通水一样，既然一样，为什么要特别花钱买来喝？因为其实是不一样，内含不一样，味道不一样，而且照他们说，连喝的哲学都不一样。当时他俩还要一个牌子一个牌子的介绍Perrier、Evian，崂山等，可见香港人对矿泉水的认受才刚开始。我记得自己78年在巴黎喝带汽的矿泉水，还奇怪法国人怎么爱喝这玩意而不去喝开水或可乐。

 那篇文章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 Evian是煮咖啡最好的水。我至今不确定是否如此。

 这样一期一题，写到咖啡、红茶、蛋糕、甜点、果酱、饼干、鸡蛋、冰琪淋、色拉、芝士、面条、牛肉等等，尽是对微物的礼赞，像一个世纪前王尔德说一只门柄跟一副油画有同样价值。

 80年代是香港的镀金年代，也是拔兰地全盛期，吃中菜牛饮干邑佐膳，VSOP是主流，不过蓝带、XO、及路易13已登场，这情况下尼高与洛珊惟有在文章里劝大家应把拔兰地当作饭后酒慢慢品尝。

 他们在81年写到葡萄酒，是《号外》在这方面最早的文章，但那时候他们竟要从最基本的葡萄种类和产区谈起，由此可见，当时香港虽有酒评家如明报的陈非在介绍名酒，但对新富裕阶层来说，葡萄酒论述尚在初级阶段。试想想，Robert Parker的第一本书《波尔多》也要到85年才出版。

 我念大学时期在意大利餐馆喝过平价Chianti，在波士顿时候跟同学买过塑料瓶家庭装特大号的Gallo低档加州红酒，没留下什么好印象，但是80年代的波尔多启发了我。

 这些趣味说起来颇雅皮。事实上自从83年底美国出了雅皮一说，有些广告界朋友就把《号外》定性为雅皮杂志，我不抱怨，也不会否认，因为他们下了很多广告单。不过，像尼高与洛珊「白开水好、白面包不好」的态度，坦白说更符合美国保守派评论家戴维·布鲁克斯略带反讽的2000年新词「布波」：布尔乔亚的波希米亚人。据布鲁克斯说，布波的消费守则包括在小事上力求完美及愿意多花钱在原本可以是很廉价的事物。

 89年，《号外》主编周肃盘写了篇长文，试图重新界定杂志性质，说《号外》的读者不算是典型的雅皮，而是香港波希米亚人的变种，他神来之笔称之为yu-bohemian，即雅皮波希米亚人。他这篇文章比布鲁克斯写布波，足足早了10年。

  穿越香港中环黄金地段的皇后大道，其中一个T字路口，朝山斜坡那端是一条窄街叫德己立街，原名德忌笠街，沿街上行，皆是小商厦，街廓很短，几步路走到士丹利街，再向山窜几步就到威灵顿街。在70年代末以前，再往上走，就没什么市面了，右边小巷一条叫和安里、一条叫荣华里，左边有一条L型巷子叫兰桂坊，也叫媒人巷。兰桂坊巷子两端都接上德己立街，地面有零落的街坊小铺，路边有几家悦人的花档 -- 现在还保留了三、两家花档。

  1979年一月的《号外》，做了一个专题叫：德己立街可能将是香港最有趣的街道，我在前言写：德己立街靠山的一段，向来是被人遗忘的，近月因为几个人的努力，突然脱胎换骨，这一段的德己立街，加上毗邻的兰桂坊及荣华里，只要略事修饰，将是香港最具潜质的新娱乐焦点，因为接近闹市，这个地区应该考虑发展为下一个游客必到之处、香港的波希米亚区。

 早在68年，Margaret Tancock开了一家叫Things的时装店，有说是香港第一家boutique，后来改名Birds，地点在德己立街与威灵顿街转角，显示了这类精品小店将从中环平地往山坡上移的趋势。

 到了78年，已有几家精品小店开到荣华里那一段的德己立街，我的朋友Meg Hui与Sandy Hui开了Bunch时装店，再往山上走在对街，有挺派头的家具店Interior和男装店Borsalino，另外在兰桂坊和荣华里也出现了意大利小吃店、洋酒店、童装店和工艺品店。同时，《号外》探知全港最大最酷的士高将会开在德己立街。于是，带着弄假成真的企图心，我们空群而出，把德己立街吹嘘成伦敦苏豪、纽约苏豪，我去采访正在装修的Disco Disco的老板Gordon Huthart，周熙玲特写Margaret Tancock，邓小宇约见Borsalino主人Monika Mauriello。

 Mauriello说：「中环的租实在贵得惊人，我们找了很久都找不到理想的地方，然后有一天我丈夫把我带到现在的地方，当时我真吓了一大跳，怎可能？两边路旁都停满大货车，地点又偏，但看着看着，愈看愈觉得这地方有特色，结果索性把整栋大厦买下来」。

 在专题前言的结尾，我写：令人兴奋的消息是政府将于明年初替该段德己立街重新铺路，令人颓丧的消息是政府打算扩大兰桂坊的交通量，《号外》希望政府重新考虑该区的发展。

 杂志出版后不久，政府有人打电话来说，交通规划已经改了，从山顶和半山区下来的车辆将会被引接到另一条路，不会让兰桂坊交通量增大。我相信这个有远见的交通规划变动，对后来兰桂坊区的发达起了关键作用，如果兰桂坊按原计划被改造成穿越式汽车分流干路，就不可能有后来步行街般的场域感。

 对二度或多次访港的旅客，或对侨港外国人的宜居度而言，兰桂坊、港岛中西区苏豪、湾仔餐饮老区，以至小小的尖沙嘴诺士佛台或重庆大厦，可能都要比迪斯尼乐园更有价值。

 82年，97意识在香港燃烧，4名奥地利人成立了一家以1997为名的企业，并稍后在兰桂坊开了97咖啡餐饮俱乐部。同期，位于兰桂坊近德己立街转角的California餐厅开业，老板兼地主是美国人Allan Zeman，后被媒体称为兰桂坊之父。自此，整个地区皆以兰桂坊闻名而德己立街反变了该区的旁支，这表示前传已结束，该进入正传，故也用不着我多说了。

 

 

 

 1966年新的海运大厦落成，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商场，象征着时尚、洋气的新时代，内有112家商店，1200个停车位，另有中西餐馆酒吧，包括在商场中庭，仿法式路边咖啡座模样的Maxim美心餐厅。

 在另一个角落，有一个卖饮料的空间，叫巴西咖啡﹝Café do Brazil﹞，顾名思义，卖的主要是咖啡，称它为空间，因为它是在那个没有星巴克年代的一个类似今天星巴克的场域，所谓家庭与职场以外的「第三空间」。在60年代中，白天谁有闲去泡咖啡馆？大概是有闲太太们、影人、偷闲跑街经纪，和自由职业的文化人，巴西咖啡大概比较吸引后两种人，这造就了文化小圈子里的巴西咖啡传奇。

 用今天的眼光，很难想象大商场里的一家开放式咖啡店对60年代文化人的吸引。甚至到70年代末，大家都已觉得难以理解。据魏绍恩78年11月在《号外》的目击报导，从国外回来的音乐家林敏怡，首次来到巴西咖啡，当场失望的叫出来：哈，乜呢度就系巴西？名气与实相的落差太大，林敏怡立即说《号外》应该做一次专题大肆抨击之，在场的摄影家梁家泰建议来个公开设计比赛替它重新装修。

 当时的巴西咖啡已经重装修﹝「低格调的美心」，魏绍恩说﹞，所以特别没劲，不过，原本的装璜虽胜过新装修，却不是文化人光顾它的理由。对当时的新文化人来说，泡咖啡馆是有别于老文人泡的茶楼、浴池、舞厅、豉油西餐馆，或洋人的酒吧；对左倾或波希米亚青年来说，在半岛酒店、浅水湾酒店、中环告罗士打行喝高档咖啡，显得太布亚乔亚了，而且有点局促。海运大厦像公共空间，人人可进，包括穿牛仔裤或长发者，所以心情不一样。当美心的faux法式装璜跟抽Gitanes烟的文化青年发生基本美学衡突的时候，难得在不起眼的巴西咖啡，喝一杯饮料可以坐半天，那些有长时间不进食本事的文化青年，遂别无选择的在此生根。

 巴西传奇是莫国泉、冯若汉这些「固定摆设」用屁股坐出来的，日子有功，产生聚众效应，于是，关怀远就会踫到吴仲贤，而吴仲贤是个不可能不搞事的人，终有一天会在那里跟关怀远说起办《70年代》双周刊，而关怀远就在那里决定加入该刊，如此这般后世就有故事了。

 那年代的文化青年都在66年看过、甚至爱恋过法国电影《男欢女爱》，记得里面的桑巴舞曲配乐，本来大家只知道巴西是个会踢足球的亚非拉国家，盛产咖啡，现在多了这么美丽的音乐，巴西两字也变得挺酷。

 当然，如果巴西不是在海运，就不会有这场跟当代文化人的奇缘。

 社会学家吕大乐曾在英文《香港的商场化》一文罗列海运大厦对婴儿潮一代的象征意义，那代的名家由陆离到丘世文都写过海运大厦，它大概是当时最性感的场域。

 海运大厦还有一个实际功能：它是远洋客轮泊岸的地方。那时候，哪个青年不想坐火轮走去外面世界看看。当时有所谓海上大学如《宇宙学府》，访港时泊在海运，我还上船参观过、憧憬过。若论我同代人的集体记忆，海运大厦是接近天星码头等级的。

 我小时候跟父亲去告罗士打吃下午点心，到大学自主活动力更强的时候，就去希尔顿酒店、怡东酒店及新开在海运大厦旁边的香港酒店喝咖啡，竟错过了巴西咖啡的经典十年，待做了《号外》后才去那里朝圣，反应就跟林敏怡一样。

 或许香港文化人从来没有一个共同泡点，从来是四散的，在大会堂低座、艺术中心、外国记者协会、艺穗会、酒店咖啡室……我猜想蔡浩泉、昆南、石琪或叶辉说不定后来宁愿呆在不知名的街坊茶餐厅 -- 那是另一种美学选择。如果一定要举出类似巴西咖啡那样带点传奇色彩的文化人第三空间，之前该是太子道的咖啡屋，多年后是兰桂坊区荣华里的6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