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有等级的,是有不同用场的。尽管都是书,而实际上书与书是很不一样的,得有区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而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这些有益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再读的书。这里,我们不必去衡量前者与后者谁更有价值(当然,我个人认为,还是前者更有价值——前者是属于文学史的,是与“经典”、“名著”这些概念有关的),只是说,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是有先后次序的,其情形有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是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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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有等级的,是有不同用场的。尽管都是书,而实际上书与书是很不一样的,得有区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而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这些有益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再读的书。这里,我们不必去衡量前者与后者谁更有价值(当然,我个人认为,还是前者更有价值——前者是属于文学史的,是与“经典”、“名著”这些概念有关的),只是说,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是有先后次序的,其情形有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是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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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儿童阅读”?
我的定义是:所谓儿童阅读,应当是在校长、老师以及有见地的家长指导乃至监督之下的阅读。道理很简单: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正在成长中。换句话说:他们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是不成熟的,甚至是不可靠的。
我们在持有民主思想与儿童本位主义时,忘记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便是:我们是教育者,他们是被教育者。这是一个基本关系,这个关系是不可改变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们在若干方面——包括阅读在内,富有审视、照料、管束、引导和纠正的责任。这是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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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因为我在写作过程中一般较少考虑我作品的阅读对象是儿童,更少考虑他们是我作品的惟一阅读对象。在书写的日子里,百般焦虑的是语言、故事、结构、风景、意象甚至是题目和人名之类的问题。不时闪过脑海的可能是契诃夫的一句话:如果在第一幕挂上去一把剑,那么在最后一幕务必要将这把剑拔出剑鞘;或者是卡夫卡的一句话:一本书必须是能砸开冰冻海面的斧子;或者是帕慕克的一句话: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用一根针挖一口井。我曾经许多次发表过一个偏颇的观点:没有艺术,谈论阅读对象是无效的。但我十分走运,我的文字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儿童。当那些书以每年每种十万册的增长速度被印刷时,我暗自庆幸我所选择的文学道路。我要在这里告诉诸位:儿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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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写作难就难在它要掌握相对复杂的时空、对众多人物加以调度、要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对时代与历史要有相当强的囊括能力,而最难之处,却是它的结构。极而言之:长篇小说的身家性命,就全在这结构上。
短篇小说只是一场战斗,而长篇小说则是一场战争。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规模方面,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制作。
因此,人们在面对普氏的这部作品时,自然要去注意它的结构。不少批评家认为,《追》臃肿、散乱、没有章法、混乱如麻,在结构上是很成问题的。这些批评搞得普氏很伤心,因此,当有人终于领悟到《追》在结构上的雄伟以及高度完整性、并将这个结构简化为“大教堂”这一意象时,普氏不由得满心感激,他写信道:“当你对我谈起大教堂的时候,你的妙悟不由使我大为感动。你直觉到我从未跟人说过第一次形诸笔墨的事情:我曾经想过为我的书的每一部分选用如下标题:大门、后殿彩画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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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这个字眼大概是词典中一个最优雅但却最残酷的字眼。
为了躲避这个字眼,人类创造了小说。因为小说能够追回时间——虽说是在纸上追回,但这毕竟给了人类几许温馨的慰藉。那部辉煌大著《追忆似水年华》最贴切的译名其实应是《寻找失去的时间》。“寻找失去的时间”,既是他小说的主题,又是他小说的全部动机。卢那察尔斯基十分诗化地描述着:“他(普鲁斯特)知道,对于他,时光没有‘Perdus’(失去),他能把它们重新铺在自己面前,像地毯、披巾一样,他能重新回味这些苦乐和沉浮。……普鲁斯特似乎突然向当代人说:我将穿上锦缎长衫,坐在柔软的大沙发上,随着轻量麻醉剂的悄悄循环,去艺术地、海阔天空地、随心所欲地追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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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种病是溺爱的结果。“哮喘其实是一种召唤。”
他的一生中,最溺爱他的是两个女人,一个是外祖母,一个是母亲。她们在为这个体弱的少年尽一切可能地营造温暖、舒适与温情。我们有理由相信,《追忆似水年华》中那个在晚间焦切地等待母亲的亲吻——亲吻之后方可入睡的少年,就是他本人。
他长大了,父亲已经不能够再容忍他与母亲的缠绵。终于,在母亲的最后一次夜晚亲吻后,他结束了少年时光,而开始了长如黑夜的成年人的孤独。
溺爱与优裕毁了一个人,但却为世界成全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他在那幢放满笨重家具、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的大房子里,在自己昏暗的卧室中,悄然无声地数着时间的齿轮,聆听着生命的水滴穿过时空的寂寞之声。他只能透过窗子望着苹果树,想像着卢瓦河边的山楂花、丽春花、麦地、水边的芦苇以及枫丹白露的美丽风景。这是一个渴望与自然融合的人,一个热衷于在人群中亮相、造型的人,然而,他却只能长久地枯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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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这样的作家,在欧洲并不在少数。在我们的感觉里,欧洲的作家似乎差不多都出生于豪门贵族。因此,欧洲的文学,总是弥漫着一种贵族气息。即使那些非贵族出身的作家,也因崇尚这种气息,从而使他们的作品一样融入了那种欧洲特有的风雅格调。甚至连那些反贵族、与贵族不共戴天、抱死平民思想的作家,也因长久被这种气息所感染,而使自己的那些无情抨击上流社会、为平民阶级振臂呼喊的作品,依然在骨子里带了这种气息。倘若说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平民文化的话,那么欧洲文化则基本上是一种贵族文化。当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成为无产者向贵族阶层发动猛烈进攻的思想武器时,我们始终觉得,他们仍然保持住了一种十分高贵的派头。
普鲁斯特出生于巴黎马尔泽尔布大街九号那幢宽敞、漂亮而豪华的大房子里。
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幢大房子里度过的。这里似乎离香榭丽舍大街不远。这位富家子弟在这里耳濡目染了上流社会,并从心灵深处领略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情趣、道德态度和审美观。他的视野似乎并不开阔。《追忆似水年华》尽管洋洋几百万言,但其中的场景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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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方美的代表之一,川端康成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将东方人的尤其是日本人的自然观完美地显示了出来。
我们可以将他看成是二十世纪东方最出色的风景画作家。
当然,他首先要感激日本文学艺术传统所给予他的恩泽。
无论是画,还是和歌、俳句、物语,日本的文学艺术总离不开风景——风景甚至成为全部。当然,这与崇尚自然的中国文化的浸润有关,但确实又是很日本的。它有了许多属于自己的美学范畴,这些范畴总有点与中国的一些美学范畴相似——然而,殊不知,最微妙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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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长于写女性,川端也比较偏爱女性——女性既是他生存的动力,也是他写作的动力。他的美学理想,是交由这些女性来完成的。在他看来,能够完成他美学理想的,也只有这些女性,那些“臭皮囊”的男性是担当不起的。
女性首先是在形体上被认可的。她们的音容笑貌,谈吐举止,都是造物主给予人类的美感。川端或用艳丽的,或用清纯的,或用典雅的,或用秀美的文字,去写她们的肤色,她们的身段,她们的面容,她们的服饰,她们的声音。女性之中,他又最欣赏那些少女,而少女之中,他又最欣赏尚未举行破瓜仪式的处女:“少年时代的我,阅读《竹取物语》领会到这是一部崇拜圣洁处女,赞美永恒女性的小说。它使我心驰神往。”(《美的存在与发现》)《伊豆舞女》中那段关于一个十四岁的舞女的描写,已成为凡说到川端作品便不能不引出的文字:
一个裸体女子突然从昏暗的浴场里首跑了出来,站在更衣处伸展出去的地方,做出一副要向河岸下方跳去的姿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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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文学从一开始就与美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物语鼻祖的《竹取物语》,为后世的日本文学奠定了基调:
从前有一个伐竹翁,天天上山伐竹,制成各种竹器来使用。……有一天,他发现一节竹子发出亮光,觉得出奇,走上前去,只见竹筒里亮光闪闪。仔细观察,原来是个三寸小美人。老翁喃喃自语:“你藏在我朝朝夕夕相见的竹子里,你应该做我的孩子。”于是,他把孩子托在掌心上,带回家中,交给老妻抚养。她长得美丽可爱,小巧玲珑,也就把她放在篮子里养育了。
这是日本文学的源头。后来的《源氏物语》,则使这一脉地老天荒时的涓涓细流变为一泻千里的平阔大江,从而使日本文学有了自己鲜明的、牢不可破的传统。川端许多次谈到了《源氏物语》以及他与《源氏物语》的血缘关系:“物语文学到了《源氏物语》,达到了登峰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