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内外：与礼孩谈诗

------黄礼孩访谈录

　　《星星》：你既是诗人又是卓有建树的诗歌编辑和出版者，你做这一切的动力是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走在一条完全属于诗歌的路上，你有那些艰辛，感悟和收获？

　　黄礼孩：一个人无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都应有自己的精神选择。我不觉得在战争年代就非得选择扛枪，而在商业年代必须选择做生意。选择是一种命运，有偶然性更多时候是眼光使然，也是内心的应和。爱上诗歌是发现用语言表达出所闻所见所想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时空，在那里有另一个尚未出现的人生或世界，就像古希腊哲学家伊壁玖鲁说的：每一个人从生活中走来，就像刚刚出世一样。写诗是纯粹的内心活动，但它也充满冒险和创造。写作、编刊和颁奖对于我而言不仅是一门别样的手艺，而是有很深的学问。一种新的诗歌或作为诗歌载体的刊物，一开始时很难显示其本质，《诗歌与人》也是在时间中慢慢赢得大家的认可的。认可是岁月美好的慰籍，也是生命的另一个投影，我也许在其间找到了激情与意志，找到青春与内心的诉求，自发的愿望和渴望的梦想因之相互贯通、相互纠结，直到种籽落到开垦过的土地上。诗歌就这样成为自我人生完成的一种方式，当我写作我就拥有未完成的美。

《星星》：读过你的一些诗歌，你对诗歌的服务，掩盖了你的诗歌才华，其实你是个非常出色的诗人。你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有什么要求？或者说，在你的创作实践中，你对诗歌的形态，品质及审美倾向等有什么个人的理解和偏好？

黄礼孩：谢谢你诚意的鼓励。当一名优秀的诗人始终是我的追求，无论我后来身份有些偏移，比如我写的艺术评论得到艺术家的欢迎，这首先得益于我是一个诗人，我的文字流淌的依然是诗的意象，它映照的始终是诗歌的另一个侧影。就像波特莱尔说的“现代艺术总是明显地带有取之于各种艺术的微妙之处”，一个诗人其实不需要一定把眼光盯在诗上，丰富、多元和宽阔应是当下写作者的自我要求，诗人的实践有时可以离开一会诗歌再回来。如此一来，潜在的才华反而得到释放，释放出来的部分又反过来影响你的诗歌写作。

最初的诗歌写作也许是青春的产物，但越往后写，你就得找到背后的价值选择。诗人需要在自己的写作中形成鲜明的诗歌观。比如，诗人世宾、东荡子和我提倡的完整性写作，就是追求一种人性的关怀，通过诗歌艺术寻觅敢于担当、勇于直面现实的人生，但又不缺少悲悯之心和爱的情怀。毫无疑问，在这里诗歌是对光明之境的渴望，我们通过新的精神力量来消除内心的黑暗，达到生命的完整。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具有无穷的潜能，它不仅是沟通，也可以是疼痛、喜悦、悲怆、激情、梦想或什么的。在诗歌里，我渴望借助对熟悉之物的彻底陌生化在语言中自由表达自身。诗歌，它接纳了逝去的光阴，也记录了当下的痕迹，更面向未知的境地。作为写作者，朝向一首完整诗歌的努力就是朝向光明之境的出发。我倾向于在诗歌的旅途遇见上帝的恩典、人性的光辉和普遍的自然美意。

《星星》：你居住在广州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你认为诗歌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有无联系？或者说，不同的经济形态是否会对该地域的诗人及作品产生影响？

黄礼孩：地域写作还是存在的，比如西藏的诗人与巴黎的诗人想到的就是不一样。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都发生在城市，当下的文化资源都集中到大的城市去，那里的审美文化、观念文化、意识文化已经跟农业文明时代不一样。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在自然中生活，城乡差距没有现在那么大，乡土是精神的家园和灵魂的补给。但工业社会，密集型经济把劳动力赶往城市，农村破败、城镇落寞，文化也就走向衰败。此时，如果你作为一个基层的诗人，你所享用的资源就无法跟生活在都市里的诗人相比较。都市拥有最好的图书馆、书店和报刊载体，资讯发达，那里知识分子云集，人文思想深厚，有不同的声音，观念相互影响和得以交换，比如对自由、民主、尊严、人性等概念的探讨和实践，大都市活跃得多。经济发展带来文化发展和繁荣作，会渗透到每一根神经去，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形成一个场。这个场有时就是格局。就我而言，如果我生活在大陆最南端的老家徐闻，我肯定无法把自己培养成现在的样子。而在广州，尽管一个月我拿到的工资很少，但相对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宽阔的视野，还有优秀诗人之间的交往却给了我很多无形的资产。但生活在广州这个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城市，你又面临着生存的压力，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赚钱养家糊口。生活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永远是突围，这未见得就是坏事。你因之对命运、对人生、对社会有更深的体验和思考。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财富近在咫尺，并充满种种欲望，但作为一个诗人，我想他（她）的思想应独立于市场之外，如此才不至于迷失自己。

《星星》：在你编辑的《诗歌与人》等众多刊物和诗集中，你遵循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编辑思路？

黄礼孩：走专题路线，《诗歌与人》由此逐渐找到自己的编刊理念。从最初的70后、中间代等诗歌概念到“完整性写作”的提倡，我发现策划对一本刊物就像阳光与色彩之间的关系。现在的诗歌刊物，无论官方的或民间的都很多，但写好诗的人并不多，大家都争夺这些作者，尽管民刊自由度大，但很多诗人骨子里还是认同官方身份。对于《诗歌与人》而言，她做的是诗歌文化，不是权力和身份，我们竭力呈现的是一个未曾出现的诗歌现场，所以后来就有了“做别的诗刊不做的部分”这样的理念，像《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新诗九十年序与跋》《我的小学生活》等都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当然，一本刊物不能仅仅去策划、包装，刊物需要的是选择的眼光，自我的气息，还有立场。我想，理想主义倾向就是《诗歌与人》的气质追求，唯有理想精神才能养育一本刊物活泼的信念。

《星星》：在编刊和与诗友的交往中，你结识了不少诗人，能否谈谈给你印象最深的几位诗人，包括与他们交往中一些有意思的事。

黄礼孩：因为写诗或编刊物而认识很多诗人，与一些因为诗歌结缘的朋友相交是我生命中的一笔财富。记忆中，很多诗人都拥有自己的个性，比如诗人东荡子天生就是演说家，他留着往上翘起来的胡子，激情来的时候他无所顾忌，说话像机关枪，他喜欢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有聆听能力的朋友，但厌倦或气场不对时，他就像一只懒猫；澳门诗人姚风，他曾在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工作过，后来到了澳门大学教葡萄牙语，尽管他是北京人，但身上少北京人的自恋，他待人平和、明亮，说话真诚，像澳门的海风带着南方宽阔的温度。有一次，他到广州来，我带他去《花城》杂志社去拜访，结果那里的女编辑们都说他非常绅士；作家丁歌也跟我谈过姚风，说他的绅士味道很是流畅。当然，国内有绅士风度的，印象中还有诗人、翻译家树才，树才给人谦谦君子之美，说话温和却有藏着一些机智和幽默，也有贵族的腼腆色彩。

《星星》：曾有诗友说过，你像闪电一样奔跑。能否以小时为单位，透露一下你某一天的生活日程。你对这样的生活满意吗？如果可能，你还想为诗歌做些什么？

黄礼孩：因为以前写过一首诗《谁跑得比闪电还快》，加上这首诗歌还入选《大学语文》，所以很多朋友戏笑我“跑得比闪电还快”，诗歌影射的不仅仅是生活节奏太快，还有焦虑人生的写照。我每天八点多钟起床，九点出门。坐地铁并转车到工作室，途中看一些杂书，或短信联系工作。十点到工作室，泡茶、听音乐、收邮件、上网，半个小时候看杂志的设计和版面，与出版社或作者联系。有时上午要给歌舞团撰写晚会或给报纸写专栏文章。如果朋友来访，中午就会出去吃饭，时间很长，一般午后两点才能回来。之后看稿或者发稿、寄信什么的，中间还要接好多电话，都是一些琐碎之事。四点后，尽可能让自己看一会书或写写稿。六点后有时去爬山，有时应邀去看艺术展览，有时去看演出，有时去淘碟淘书，但很多时候是各种饭局，或谈事或叙旧或欢聚，至晚八九点才能结束，他们又安排下一场。我很害怕这样浪费时间的饭局，倒是在大家兴趣高时约他们到我的工作室看一场电影，喝点香槟，把电影当成文学来探讨。如果在零点前，还能去赶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有时，长长的列车就剩下我一人，仿佛这个世界的人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夜晚。就这么，一日复一日地忙碌着，总归是平淡的。有时也是厌倦的，但也期待有些变化吧。至于诗歌，它已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变成生命中的一部分。人执迷的一切将决定自己的命运，编出一些有质量的选本，写出一些自己满意的诗歌依然是最高的“迷途”。它是一个无限迈向另一个无限，也是一个不完美连接起另一个不完美。

《星星》：你是《星星》的老朋友了，请谈谈你对《星星》的印象以及批评和建议，非常感谢！

黄礼孩：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开始订阅《星星》，与《星星》有很深的缘分，感谢《星星》在我习诗路上给予的扶持和关怀，这么多年来《星星》依然是诗歌旅途上的星光。我想，追随诗歌之光的心永不停止。《星星》拥有灿若繁星般的诗人，《星星》的精神之光闪烁在心灵之上，也燃烧在大地的尽头。

                               杨洋：像巫师一样窥见命运的面影

                                           黄礼孩

    命运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东西，让人费心琢磨，正因为人类无力把握自然社会的神秘世界，文学家、电影人、艺术家都热衷于探讨它带给人的不同遭遇。杨洋也是一位对命运的命题感兴趣的画家，所不同的是，她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情结，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愤世嫉俗，没有伪崇高，她表现的多为一个人不同的瞬间情态，那些不同的面相隐藏着她对自我或他者命运的感知和猜测，最终她像巫师一样用内心的魔术球折射出光环来回应这个荒诞的世界。

    日前，北京画家杨洋在广州如意画廊展出了她的个展。油画和版画是杨洋的寻找世界的艺术方式，也是她看人的方式。杨洋的绘画富于诗性，唯美，又带着某种暗喻的色彩。她画天堂的小美神；她画都市女郎；她画多面性的女人等女性题材，她感兴趣的是人的情态，人的隐秘命运，人生微妙的变幻，进而凸现自己内心存在的颤动。她在《天堂的水果》系列画中，她画了一个“堕落”的天堂。生活在天堂的小女神，没有伟大的理想，没有神圣的爱，她吃水果，吃棒棒糖，含奶嘴，吹泡泡，舔手指，泡澡，过着凡人世俗的生活。在杨洋臆想的天堂里，小天使不再是古典绘画中灵动、神性、飞扬的精灵。她画中的这些小天使就像我们隔壁的女孩，天真、孤独、茫然、无聊、慵懒。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象的天堂，画家画出小女孩自我的世界，戏说的却是当下人间的世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杨洋通过把一个小天使在天堂生活的细节放大，在传记与虚幻之间产生了张力。普鲁斯特说：“真正的天堂是失去的天堂。”杨洋构造了一个独属于她的天堂，一个理想远逝的天堂，一个没有传说的天堂，一个消费时代的天堂。

    如果说天堂的生活无意识，那么人间的生活仅仅是华丽外衣上被绣出来的花朵，是命运这列火车上不知所踪的旅程。杨洋刻画的女性多为时尚女郎，她们是物质生活的幸运儿，她们唯我、时尚、漠然，对奢华的生活有梦想，渴望绽放如风中的玫瑰，也幻想自己就是带露的野百合，但她们行走于世间、游戏于人间之时，却又难以触摸到爱神温暖的面孔，无法摆脱命运带给她们忧伤、孤独、迷幻的印记。杨洋是一位能测量到自己生命温度的画家，她知道世界上最触动人心的东西就是人的命运，她在画出他者的命运符号时，用细腻、柔软的笔触来润色自我命运的那部分。《西耶那之窗》是杨洋的丝网版画，表现的是一位裸体的少女躺在紫色花草盛开的大地之上睁大眼睛望着前方的情景，画面的远景是红色小房子的绿色村庄，是绵延无尽的山川，是泛着蓝色的大海，散发着泥土、原野和生命共有的气息。但少女神情恍惚，看起来并不快乐，她是在追忆？还是在思念？此时的女孩陷于梦想幽深的领域，她忧伤的身体已成为大地的一部分。我愿意把此画理解成杨洋对土地深情的眷恋，她在梦幻大地上燃烧着寂寞的青春，却又绽放如紫色的罗兰。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你跟命运捉迷藏的游戏，杨洋是一位喜欢和命运捉迷藏的画家，她把生命日常的影像投映到画面上，把一些无法说出的心事藏在谜语般的语言里。在《夏日舞会》中，她画了梦魇、游戏、自恋、名媛式的女性，她们手中或拿着假面舞会的面具，或持着翠羽、花扇等身份象征的道具，她们似乎想彰显着什么，又试图掩盖着什么，一种秘而不宣的氛围被渲染出来，而画面的扑克带来游戏的、不确定的和某种难以把握的暗示。杨洋曾说过，这两幅画有她的身影在里面。我不知道杨洋是否着迷于占卜，但她的《命题游戏》充满占卜的味道，她画出命运的迷离和人性诡异的部分，揭示世界存在的魅惑。看《命题游戏》时，想起诗人昌耀先生关于命运的一个疑问：“命运，抑或是博弈？抑或是个性？抑或是狎戏？抑或皇恩浩荡？抑或是骗局？……对于我，命运仅仅是一卷书。”如果命运于诗人是一卷书，对于画家杨洋来说，命运是画布上色彩和线条的浮想，它吸引着她情不自禁向前，在生命真相存在疑问的地方，涌现激情，用形象显露了生活掩盖的部分。

黄礼孩：诗书酒友“读影会”

　■新快报记者 徐绍娜  实习生 吴琰/文  安石榴/图

　　黄礼孩的“读影会”位于广州画院八楼，在这个只有4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却满溢着浓厚文艺气息的一个诗人浪漫诗意的生活。白天，黄礼孩在这里工作、读书、写作、听音乐；晚上，这里就是个小型的私人影院，好片子就着香槟、红酒，是文艺圈内人分享“电影大餐”的好去处。小资、文艺范、轻松、惬意，所有读书人向往的美好，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

　　与书的相遇，越久越有味

　　走进“读影会”，最震撼的当然是三面墙壁齐刷刷从地面到房顶的几个大书架，每个书架都被填得满满当当，甚为壮观。黄礼孩笑言，“以前的书堆得到处都是，找书要花费很多时间，有时就会很厌倦，躁动不安。现在添加了大书架，感觉像个读书人。”

　　这里的书种类繁多，但文史、哲、偏多，这和黄礼孩个人阅读习惯有关，他热爱文艺、钟爱小说，也痴迷外国文学。当然，这里也会有不少“老书”，说话当口，黄礼孩就熟练地从一个角落翻出了一本民国三十二年的旧书，“旧书资料性很重要，因为不能重复，很多旧书再版也没市场，所以往往成为孤本。旧书珍贵的地方还有上边留下的岁月的痕迹。这本书有很多人翻阅过，会带给你很多联想，翻这本书的时候就多了一份记忆，有时还怕弄坏，毕竟这书经过时间沉淀后还存活着，它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它又和当下有关系，只要你阅读它，就能激活它。”

　　空间里没有太多的装饰，除了触目的书，就是随意摆放在地上或挂在墙上的绘画作品。但这里对于黄礼孩来说，并不仅是一个书房。“其实这是个挺综合性的空间，我一直想把它变成一个心灵栖息地，有着我个人气场的地方。”黄礼孩说，每天回到这里，第一件事就是放张唱片、泡杯茶，坐下来让自己的心沉静，慢慢就会感觉到远离城市喧嚣之外的安静。他也在这里做杂志图书设计、读书、看电影，和朋友聊天，谈艺术谈人生。在充满艺术气息的空间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黄礼孩坦言这种感觉很幸福。“丰富的精神生活，志同道合的朋友，接触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和人群，偶尔还能淘到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书、好电影、好碟，做一个精神的贵族，满足了。”

　　与电影的故事，越来越长

　　这个综合性的空间，却拥有一个很专业的名号：读影会。简单的投影仪和不算很大的银幕，就将阅读和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了。问过黄礼孩，电影怎么能“读”呢？他说：“一部电影，除了故事情节和画面感，你还能看到什么，通过‘原著’，你可以看到更多；一本名著两个小时读不完，但通过电影，你可以。”

　　读影会几乎每周都会有活动，诗人、作家、艺术家、媒体人甚至影视剧导演，大家会聚一堂，喝红酒、看电影……看完电影，还会进行交流、探讨，对于小说中的人性、价值观怎样通过电影来表现，或是电影采用什么手法来刻画人物内心等问题畅所欲言。“读影会其实是很随意的，我只是想提供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别处看不到的影片，可以和志趣相投的人聊天、喝酒、探讨人生，我希望来这里的人能在这个城市里体会到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氛围。”

　　“读影会”里有一个书架是专门用来存放音乐碟片和电影的，就像书一样，说起电影，黄礼孩也是如数家珍，而淘碟，对于黄礼孩来说，那更是一件“行内人之事”，“只要你喜欢上了一件东西，自然会有懂行的人，将你视为同道人，告诉你哪里能淘到好东西。人就是有这种默契。”

　　黄礼孩与电影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更可能延伸到很久以后。童年时，黄礼孩有过搬凳子看广场电影的经历，那时对电影已经有种朦胧的爱。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生活在农村的他开始经常为放映队写电影海报。“那时村里放电影的人经常到我们家吃饭，有时他就会教教我怎么上胶卷这些简单的技巧，那时我就有了电影情结。”在黄礼孩看来，电影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提供了一个自己没体验过的世界，而且电影带给人的生命体验往往很深刻。特别是好的电影，真的会有终生难忘的魅力。”

　　【特写】

　                                   　一个不爱喝酒的诗人

　　“读影会”里有书、有音乐，有电影……当然，那些随意“落户”在书架上或书堆旁的红酒瓶也是这个空间很重要的一道风景。“李白斗酒诗百篇”，但诗人黄礼孩说，酒之于他，往往只是“助兴”。“我一直不怎么喝酒，很多人都问过我：写诗的怎么不喝酒？但我认为，心境安静、舒展的时候，状态是最好的。安静的时候，人就进入冥想状态，会呼唤到千山万水、草木情怀，这时候酒反而阻碍了我和事物的交流，很难唤醒内心隐藏的记忆和气味。写作实际上是把五官打开，打开了感受自然就丰富、深刻。所以，酒我并不需要，但乐意偶尔和朋友一起分享，一起品味酒里的故事。”

 音画空间举办的一场黄礼孩诗歌、黄立言绘画、戴德钢琴三合一的演绎会。

 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后门星坊60的“音画空间”一角。音画交响诗的一个画面。

 钢琴家戴德据诗意来谱出曲子，并亲自来演绎

 田薇声情并茂

廖一如把声音处理得尽可能贴近诗意

诗人世宾激情满怀，男性的力量其实也可以读出柔情之 声

诗人安石榴总有诙谐的时刻，让场面有了气氛


画家林继续昌在说出他内心的声音

我们都是站在桥上尖叫的人

黄礼孩

5月2日，挪威艺术家爱德华.蒙克的代表作《呐喊》在纽约的苏富比拍卖行以1.19亿美元的天价成交，在全世界的最贵名画中排到了第四名。已于1944年辞世的蒙克如果知道自己的画卖得如此高价，会不会笑醒过来？

2011年9月，在挪威的奥斯陆，我去看了维格兰雕塑园，想起的却是挪威的两个灵魂人物：向社会的虚妄道德观挑战的剧作家易卜生，另一个是揭示生命中痛苦、恐惧和焦虑情感的表现主义画家蒙克。十九世纪末，两位艺术家相互的支持和激励成就着各自的戏剧艺术人生，比如蒙克的《斯芬克斯》就给易卜生带来灵感的涌现，从而写出了《当死者复生的时候》。细心的蒙克记下易卜生当时去看画的情景：“一天，在展览馆中我遇见了易卜生，我们一起观看着每一幅作品，他看得非常仔细，特别感兴趣的是《斯芬克斯》一画，我告诉他站在树干和裸体女人之间的黑色人像是一位修女，她周围的阴影代表着悲痛和死亡，那个裸体女人是一位对生活充满欢乐的人，她们旁边是一位金发白衣女郎，她正朝大海走去，朝着遥远而无止境的地方走去，这是一位正在渴望和思恋的女人。在右边最远处的树干之间站着一位男子，一副苍白而不可理解的样子，他对坐在海边的那位俯身弯腰的男子似乎产生了兴趣。”画家记下那个时候看画的心得，这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有当下性，现在去看蒙克的作品，它揭示的也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早在1922年，蒙克画过一张叫《病中的女孩》的画作，画的是姐姐索非亚为疾病所折磨的情形。他一直记得姐姐生病时的样子，消瘦的身体日渐虚弱，她无力地躺在床上，迷茫的眼神充满哀怨，床边照料的亲人无奈地低下头。此时，绝望正是蒙克痛苦的心境。《病中的女孩》画出了难以言说的怜悯和忧伤，画出了生命的悲情和暖意，画出了人间的无奈和不安。《病中的女孩》是蒙克内心世界的映象，也是命运横切面残酷的呈现。蒙克的母亲在他五岁时就因肺病去世，童年的不幸影响了他的一生。当他到了15岁的豆蔻年华，姐姐却带着青春的缺憾离世；命运的打击并没有在此时停手，妹妹不幸又患上精神病；等到蒙克成年后，父亲和弟弟又相继离世。诸多的不幸让蒙克屈从于这种厄运。作为画家，他的情感的惟一出口就在画布上。他的艺术因之成为他个人的精神传记：那是心灵的漆黑之夜，是死亡冰凉的抚摸，是灰烬之上的生之欲望，是难以摆脱的压抑，是与生俱来的恐惧，也是旷野的呼告……

1893年，蒙克着手创作组画《生命》。这套组画取材广泛，蒙克称之为“生命、死亡和爱的诗歌”。在创作这些画作时，蒙克从个人的伤痕出发，他把个人的经历，还有朋友们的遭遇融汇到一起，试图在象征和隐喻中揭示生存的恐惧与悲哀。其中《呐喊》是组画中最负盛名的：在血色的天空下，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桥上，一个面容枯槁的人，双手捂着耳朵，奔走、呼号。极度的恐惧使得他的面部扭曲，如一具迷途的幽灵。《呐喊》弥漫的不安是对难以把握世界和陌生世界的恐惧。蒙克画出的恐惧氛围就缠绕在身边，人们因之把他称之为“深陷孤独的人类痛苦呐喊的画家。”此后，蒙克像得了强迫症一样，隔一段时间就画一张《呐喊》，一共画了四张。这也许是他摆脱命运在岁月中张开的尘网，他所描绘的人类普遍的困境因之成为永恒的艺术。

《呐喊》是怎样产生的？蒙克曾描述过当时心境：“我和两个朋友在路上走着，夕阳渐渐落下，突然间天空变成一片猩红。我停下脚步，筋疲力尽地靠在栏杆上，我发现黑蓝色的峡湾和城市快被天空那片血红的火舌吞噬了。我的朋友还是继续往前走，我却焦虑地站在那里浑身发抖，感觉整个世界歇斯底里地在呐喊。”蒙克在色彩里画出尖叫，这是他最极致的地方，就像他说的：“在我腐化的肉体之上必将开出鲜花，我就在那朵花之中。”像梵.高一样，蒙克用绝望的力量去处理色彩，色彩里居住着疾病与癫狂，他们是站在画家摇篮边的黑天使。《呐喊》画出了梦魇般的人对不安生活的通知，多年后，毕加索就接到这个信息，他以不平静的心读出了他见解：《呐喊》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令人震撼的场景，震颠的、色彩混淆的天与河，蔓延到天际的无止境的道路，一个骷髅一般的人，双手放在耳朵上，声嘶力竭地大声尖叫，好像在唤醒梦魇中无法苏醒的苦难。

蒙克也不尽画恐惧，他也有爱欲和青春，对于桥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除了《呐喊》中画到桥，1905年，他画过《桥上的四位姑娘》。那是北欧短暂夏季的心灵风景，气候宜人的季节与蒙克内心的独语相吻合，它似乎是一种错觉和幻觉，是对失去的青春的梦寐，也是对明朗阳光的眷恋。蒙克的画也像伯格曼的电影，它们超越了一般的感觉，触动的是自传与回忆、现在与过去，叠印着摇晃的情感。

挪威学者史文德森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人类似乎更倾向于相信坏的结果。我们始终心怀恐惧，从害怕一个事物转到害怕另一个事物，永远处于紧张忧虑的状态。”蒙克的同胞史文德森给《呐喊》做了新的主角，不安滋生着恐惧。这个世界会更好吗？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批判性地去凝视这个世界，但越是深入无力感越是难以摆脱，恐惧永远存在在某个地方，呐喊之声从未绝于耳，我们每一个人仿佛都成为那个站在桥上尖叫的人。只是透过恐惧，我们能看到更多世界的真相吗？

蒙克作品呐喊

蒙克作品 病中的女孩

　　徐闻，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是由蔚蓝海岸、无边无际的菠萝的海、香蕉的海、甘蔗的海以及阳光斑驳的山丘组成的富有田园气息的天堂，在它那蓝色大海和美丽的田园之间点缀着古老的村庄，从春到秋，空气中都散发着水果的清香，到处是若隐若现的久远年代的角落。在那里，天蓝、水美、地绿、土红。一年四季，青葱翠绿蔽地，处处展现万物勃生景象。

　　推荐理由

　　在汉朝时期，徐闻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商船云集、货积如山、千帆竞渡的景象仍然存在汉唐的诗歌和人们久远的记忆里。要是没有去过徐闻———这个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广东最隐秘、最具有海港与田园风情的地方，你的广东之旅将会留下很大的遗憾。

　　徐徐有闻

　　顶着中国大陆最南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徐闻似乎并不为多数人所熟悉甚至知道，就像它的名字———徐徐有闻。其实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就有了徐闻县，“以其地迫海，涛声震荡，曰是安得其徐徐而闻乎”，于是就有了徐闻地名。宋朝苏轼从惠州贬海南岛途径徐闻是，曾考证约“四州之人徐闻为咽喉”，正是对徐闻地理位置之重要的真实写照。徐闻三面环海，东临南海，西濒北部湾，与海南省海口市隔海相望，是大陆通往海南的交通要道。比之一水之隔的热闹的海南，徐闻是娴静的，仿佛被人置身世外。

　　徐闻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蔚蓝海洋和红土交织的文明。

　　汉唐时代，从徐闻港发出的丝绸影响着地中海的审美风尚；现在，这里出产的南珠以质纯和精美的设计改变女人们的生活。

　　两汉的伏波将军博德利、马援、北宋文豪苏东坡、大才子秦观、戏剧大师汤显祖等都曾到过这。

　　如果迷路，我想在徐闻。

　　色彩徐闻

　　弯弯的红土小路穿过绿波覆地的菠萝的海一直伸向山丘上的白色风车。

　　在望不到边的菠萝的海里，散落着一两栋古朴的石头房子，背后是缓缓的斜上去的山坡，依据种植水果的不同，分割出几条长长的红黄蓝绿紫的色块。山坡上，三两座巨大的白色风车，散发出懒洋洋、旁若无人的气息。

　　我们是在3月的乍暖还寒时节到达徐闻。天上没有云，也没出太阳，没有看到地中海般的蔚蓝，眼前的是无边无际的菠萝的海、甘蔗的海、香蕉的海、粉白粉白的良姜花、鹅黄鹅黄的芦荟花，光线里少了一点嫣红，多了些碧玉的透彻，光调柔柔的，没有中国大陆最南端那种强烈的锐利。

　　这个时节并不是最好的时节。但颜色、风景、空气，处处有点儿柔软的做梦感，一片唯美的朦胧，仿佛列维坦笔下的风景画。等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地一片明黄艳红翠绿，又变成印象派的斑驳光影了。

　　徐闻，不是三亚，不是青岛，徐闻是这一片方圆几百公里，起伏如海的大自然画卷。

　　徐闻混合了天之涯地之角的古旧灯塔，汉唐时期的华丽微笑，海洋文明的开放果敢以及雷州半岛的古老风土风情，乡间村落里的酽酽雷剧，淳朴坦荡以及一望无际的果蔬的山野……

　　这是一种远离今天都市的缓慢节奏，悠闲，散淡，自信，从容；而又带着一过清明便满地绚烂的狂放、艳丽。

　　徐闻，是海阔天空，不关现实的幻想之美；是诗人黄礼孩笔下的恋恋故乡，是衷声心中很多人可以回得去的故乡。

　　徐闻，像一个幻想的海；有着与普罗旺斯、托斯卡纳一样的乡野气息与艳丽色彩。

　　脚下的蔚蓝的南海、悠长的北部湾；脚下的菠萝的海、甘蔗的海、香蕉的海、良姜的海、芦荟的海在一浪浪的靠近又一浪浪远去，诱惑你迷失在两个如诗的山丘之间。

　　游在徐闻

　　夏天的徐闻，充满了活力。400公里的海岸，海浪自由奔放；广袤的红土地，生机壮丽，绿色的作物满坡成片，如绿浪起伏。往南，触摸大陆南端极点；往北，菠萝飘香，沁人心脾；往西，南珠珠圆玉润；往东，壮观的火山岩地貌，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汉港风情：大汉三墩旅游区位于徐闻县南山镇，以著名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址———三墩港为依托建设，由一片海面、一个港湾、三个岛屿、四个渔村组成。其中的一个小岛远看外形酷似北京奥运体育馆“鸟巢”，并当地人称为天然的鸟巢。走进这个“大汉三墩”新农村片区，可以看到三墩岩滩天然的玄武岩画廊，大汉丝路古港遗风，藏着小蟹小虾的红树林，富有诗情画意的淡水湖泊，见证两千年文明昌盛的汉砖瓦片。当晚霞西起，渔舟唱晚时，到渔夫家喝一碗刚打上来的鱼做得奶白奶白的鱼汤，真是优哉乐哉！三墩岛上的海上鸟巢、牡蛎花滩、火山神龟会让你惊叹大自然的神奇和瑰丽多姿。

　　与大汉三墩旅游区相距仅1.5公里的龙泉森林公园，依托古火山口而建，是一个由清泉、树木、石头构成的世界。园内有8个湖、100多种2万多株名贵林木、6万多块火山石，是一个奇特的森林公园。

　　菠萝的海：这里的菠萝的海比波罗的海更香甜，色彩更绚丽，是徐闻东部浩瀚的菠萝种植园。此起彼伏的丘陵山坡上，漫无边际的菠萝像绿色的地毯辅满大地，像海洋一样壮阔。徐闻年产菠萝达25万亩34万吨，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菠萝之乡”。菠萝的海的最佳观景点在曲界田洋火山口北坡上。

　　中国大陆最南端：徐闻角尾乡的灯楼角是中国大陆最南端。到了这里才真正到了中国大陆的最南端的极点。灯楼角是该地的标志建筑，可登上灯楼角远眺银滩上玲珑奇巧的海贝和退潮搁浅的鱼虾。据说这座灯塔是琼州海峡、南海诸岛和北部湾唯一的航标灯，也是中国内地最南端的标志物。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到北部湾与琼州海峡交汇形成的奇特壮观的“十字浪”。

　　灯楼角一带的珊瑚礁群是我国大陆架浅海连片面积最大、种类齐全、保存最完好的珊瑚礁群，非常值得一游。欣赏珊瑚礁，可以在退潮的时候到灯楼角的角尾乡去，需提醒的是，目前珊瑚保护措施严格，参观珊瑚礁需要特别允许。观赏珊瑚的另一个点是在放坡村（离灯楼角不远，自驾车半个小时）。

　　此外，由于这一带海风较大，光照充足，适宜晒制海盐，所以在这里看看海水变白盐的过程也挺有意思。此外，珍珠生产也是徐闻旅游的一个亮点，海上有白蝶贝保护区及珍珠养殖基地可供参观。早起的珠农将珍珠贝用竹排、舢板运到吊脚楼边，珠女们便开始进行插珠，心灵手巧的珠女在光滑圆润的珍珠上打出一个小孔，这可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听说徐闻的珠女常劳务输出去到法国的大溪地，三几年后回来，就在当地盖起一栋漂亮的小楼。徐闻的美女多，珠女更有一种娴静的气质，是男人们心仪的对象。　

　　贵生书院：贵生书院位于徐闻县老城中心。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大戏剧家汤显祖被贬为徐闻县添注典史。他见徐闻“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与知县熊敏捐资创建书院，取名“贵生书院”，旨在宣扬“君子学道以爱人”，“天地之性人为贵”之观点，这对当时社会教化起了一定的作用，故以“贵生”命名。然而壮志未酬，他于公元1592年离开徐闻，赴任浙江遂昌知县。当时，题诗一道《徐闻留别贵生书院》，表达了对徐闻的无限眷恋之情。

　　■旅游贴士

　　交通：徐闻县周边有两个民航机场：湛江机场和海口机场。南航每天有4班飞机从广州飞湛江，湛江到徐闻目前的高速路已经开通，车程一个小时；海口机场与徐闻县的海安港航程只需50分钟，且24小时通航。广州、湛江直通徐闻的直快巴士班次较多；也可乘粤海铁路各次列车到徐闻；县城至白沙湾有黄色小巴可搭乘；县城至海安线路车密度大至10分钟一趟；徐闻的的士可提供叫车上门服务，各景区均可打的前往。徐城至备景点车程在15分钟至60分钟。

　　住宿：徐闻住宿设施不算多，旺季需提前预订。宾馆多数集中在县城。经济型酒店旅馆很多，价格多在120—200元/间。位于海安镇的杏磊湾温泉酒店是徐闻目前设施最豪华的按四星级标准设计的临海温泉式酒店。

　　美食：人参养气，羊肉养形。徐闻人喜吃羊，除了著名的全羊宴、白切羊、红烧羊肉外，还有一款极负盛名的小吃“羊三味”，即羊粥、羊羹和羊骨汤。叶搭饼粘软、郁香、味美，是不可错过的美味。腌粉是徐闻特有的拌粉，用花生油、花生米、蒜泥、虾米配成的佐料“腌”后即可吃，滑润可口，香味馋人。

　　购：马友鱼干、黄花鱼干、蒸青绿茶、菠萝罐头、杂果罐头等都手信佳品。徐闻的果蔬都是用火山矿泉浇灌的，不但味美，营养丰富，而且十分环保。例如香蕉、菠萝、莲雾、石榴、菠萝蜜、黄皮、木瓜等。徐闻是南珠之乡，是世界最大的海水珠养殖基地，爱美女士一定要去当地的珍珠专卖店逛逛。

　　娱：强力推荐去徐闻乡间看一长地道的雷剧。一年四季，在徐闻的众多乡村里，总有一两个乡村在上演雷剧。八国封相，杨贵妃等都是传统剧目。

   　　　　　　　　　　　　　　　　　　　　　　　　　　　　　　　　　　　 南方网实习编辑：刘淑慧

画

良姜花

盐场

收获者

雷剧演出后台，扮演武生的演员

在青葱大地上劳作的人们

锦绣大地

黄礼孩：诗歌改变人生

    黄礼孩的书房在广州画院八楼。准确来说这个40多平米的房子兼有多种功能，白天是黄礼孩读书、写作、听音乐的地方，同时也是“礼孩书衣坊”，他做的不少书封面设计是在这里完成的；晚上这里是“读影会”———文艺圈内好友看电影的基地，这里装着投影仪，收藏大量新旧电影，像一个小影厅。

    简洁、明朗是黄礼孩书房给人的第一印象。去年年底，他重新装修、布置书房，原来的黄木书柜统一换成白色的，占满两堵墙。书柜里除了各种文学杂志和他自己的《诗歌与人》杂志外，多是文学、艺术书籍。《保罗·策兰诗选》、《惶然录》、《里尔克散文》、《现代诗歌的结构》、《我站着，我受得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这些书则放在桌面，是他常翻阅的。黄礼孩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句话是他写照。

    黄礼孩平日很忙，呆在书房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喜欢在路上读书：“现在城市半径大，塞车多，排队多，垃圾时间就更多了，去哪儿都得带上几本书，以便在有限的时间里知道世界多一些秘密。”黄礼孩说，他是一个把“书房”搬到世界不同地方去的人，也是一个把“书房”缩小放在包里的人，他相信阅读改变的不仅仅是他的写作，还有人生。

    一灯如豆的童年

    黄礼孩是个多面手，热爱诗歌、舞台艺术、摄影、绘画、音乐，也常写艺评，但最为人知的还是他的诗人身份。对诗歌写作的热爱来源于故乡对他的影响。

    黄礼孩的故乡在徐闻，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一片红土地。他家在小苏村，全村大多数人信仰基督，他也不例外。从小家里很穷，在家里排行第五，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黄礼孩说，四岁时他就能下地干农活——浇水、施肥，插秧、割稻子，“当起喂猪少年、牧鹅少年、放牛少年。”稍大一些，他经常和同伴骑单车一起到别的村庄看雷剧，回家的路上常常趁着夜色偷一根甘蔗吃。

    小学时他对语文最有兴趣。“那时候学校晚上没有电，我就买灯芯、煤油，自己用废弃的墨水瓶做煤油灯来学习，所有乡村孩子都会这些。”一豆如灯的童年为他以后的人生埋下文学的种子。

    初一时，黄礼孩上了下洋中学，加入了文学社，还当上校刊《春芽》的主编。说到这里，黄礼孩兴奋地从抽屉找出一张当年的文学社合照给南都记者看，照片上他十来岁模样，穿着一件蓝棉布校服，脚蹬拖鞋。后来，他到县城读书，认识作家陈堪进，陈当时是雷州半岛四个县合办的《半岛文学》的主编之一。那时候《半岛文学》滞销卖不出去，黄礼孩自告奋勇，和一位同学利用晚上自修课的时间，在学校推销了三百多本杂志。那一年，他写了第一首诗：《春天的诗行》。

    不久，《湛江日报》刊登了他的一首《红草莓》。到了高一那年他在内蒙古的《草原》上发表了一首诗。那恰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诗坛风起云涌，涌现出一大批的明星诗人，北岛、顾城、杨炼、海子等，黄礼孩通过《星星》等刊物接触到他们的诗。“当一个诗人”，这样想法油然而生。

    写诗，办刊物

    1992年，黄礼孩考入广州艺术学校，学习戏剧创作专业。90年代初，广州诗歌圈异常活跃。诗人们自费出版刊物，常常在酒吧、咖啡馆朗诵自己的诗，或是去某个诗人家中研讨诗歌。大学毕业后，黄礼孩进入广州歌舞团工作，单位分配给他一间独立宿舍，房子在顶楼，上面有一个小阳台。这里成为广东众诗人的聚集地，如吕约、世宾、陈小虎、江城等。“那时候口袋里没钱，但不为明天忧愁，觉得人生是有盼头的；那时候做事情不是为房子、车子，很理想主义。”黄礼孩说。

    这段时间，黄礼孩读到更多的优秀诗歌，包括像聂鲁达、蒙塔莱、洛尔加等经典诗人的作品，在诗歌语言风格上发生了转变，迎来他创作的丰沛期。

    1999年，他创办了诗刊《诗歌与人》，相继推出多个诗歌概念，被称为“中国第一诗歌民刊”；他还设立了一个人当评委的奖“诗歌与人·诗人奖”，每年从全世界挑选出一位诗人，并为他出版诗集、颁奖。第六届“诗歌与人·诗人奖”颁发给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不久之后特朗斯特罗姆摘取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自1996年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获奖以来，诺奖已有15年没有颁给诗人了。黄礼孩这个民间奖项先于诺奖一步。

    谈及对诗歌的看法，黄礼孩说：“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理由，每个编者都有自己的判断，作为一个编者需要包容，但要有自己的艺术观点和主张。”(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见字如面”展出36位70后诗人手稿

2012年05月01日01:59 来源：新快报

　　“见字如面·70后诗人手稿展”4月28日在中山万有引力书店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国内当下具有代表性的70后诗人朵渔、黄礼孩、宇向、孙磊、蒋浩、安石榴等36位诗人的作品手稿。据悉，本次展览将历时一个月，展览结束后，还将陆续在广州、深圳、澳门等地展出。

　　据知，此次展出的诗人手稿中，有些是从诗歌练习册上直接撕下来，有些是诗人特意为这次“手稿展”重新抄录的。因此，所有手稿均呈现一种“原生态”：潦草的、涂鸦的、工整的，甚至一笔一划，因有了手抄的形式，字里行间散发出诗人的体温和气息，让诗歌有了别样的温度。

　　策展人余丛认为，今天的诗人，能存有一份手稿，已经比写一首诗还有难度。在这个“打字”的时代，“写字”似乎已变成一件专业的事了。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有了70后诗人手稿展，“或许这并非是一次展览，而更像是一次行为。这些70后诗人只是这次活动的参与者，他们用抄写自己诗歌的方式，来重温我们久违了的“手写”。让诗歌手写成为一次近似完美的演绎，更是心手相连、通电的写作。” （徐绍娜）

摄影：游坚
 摄影：游坚 摄影：游坚

除了田野，我没看见别的

黄礼孩

　　在巴黎奥赛美术馆看到米勒的画作时，有一种不期而遇的激动，一种莫名的感伤弥漫过来。多少次我在画册上看过他的画作，当真迹悬挂在面前时，就有一种意外的相遇，一种宁静的澄明来自缘分的暗示和隐秘的交融。这从1857年穿越过来的光一瞬间照亮内心，如同跨进一道新门，重新发现自己熟悉却已渐渐陌生的土地与土地上的人。无数人为米勒的画感动过，那么多年过去了，他的真挚、怜悯与信念还在画布上，他宁静的乡村世界，还有来自生活的忧虑还在那里的田野上，未曾离去。走近画面，你似乎还能闻到田野上吹来的气息，在生命重返土地的时刻。

　　米勒是世界美术史上少有的农民画家。他是土地上的劳作者，是一个用灵魂聆听四季的倾听者，然后才是一个描绘者。《晚钟》一画是黄昏安静的光线，是傍晚柔软的赞美诗，是尘世天堂的映像。画家在劳作的土地上听到远处教堂传来钟声，这黄昏的钟声无数次温柔地回响在心间，带来生命善良的忧伤和内心无尽的恩慈。作为一个农民，米勒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却对宗教葆有美妙的仰望。他把这一心境倾诉到一对夫妇身上。平原上的黄昏临近，一对劳作的夫妇，当听见由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他们就停下手里的活，低头虔诚地默祷，感谢神在尘世的生活中所带来的安宁。左边的男子背对着光，身体稍微前倾，他手中拿着帽，有些黯淡地进入默想之中。右边女子的祷告尽心尽性尽意，清心的她体内芳香馥郁，仿佛住在光中。爱得深切便是祷告，她知道神在那里，她祷告的细小声音伴随着钟声一起传向远处，又回到内心某个静谧的地方，此时她的身上就散发出圣洁的光芒。

    这田野黄昏的光芒也是神的一种颜色，米勒用心领悟到这一点，他就压抑不住地去赞美单纯的生命之美。尽管生活贫困，但因为信仰，总有些温暖的盼望到来。当钟声响起，传遍田野的时刻，这从村庄、从林间、从稻浪上穿过来的钟声，它是召唤，也是告慰，带给人们有望有爱有信的人生，大地上卑微的生命容颜因之被照亮。被照亮的还有大地上的食粮，就连空气中也弥漫着土豆的味道。米勒在画布上描绘了自己曾经体验过的温暖线条，他拥抱大地上有慰籍的人生，用谦卑的见解来化解日常生活的贫乏。

　　在《拾穗》一画中，他描绘了三位贫农妇女到农场主的麦田里拾收割后遗留的麦穗的情景。她们弯腰的姿势是对土地的致意，却作为劳作者永恒的美学留在美术史的一页里。但她们拾穗的形象与远处丰收的干草堆构成对比，丰收时节到来，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善。米勒以同情心来叙述拾穗者，通过她们，他对土地的情意也在推动：那些写实的笔触泛起的是乡村纯真的岁月，传递的是土地与人之间没有疏离的归宿感和亲切感。

　　米勒作为农民画家，他的本质就是书写土地上存在的美德。他这样来表达自己：“我有那种如少女般纯洁的主题，天真自然的表现，默默悟出人生不过是不胜负荷的痛苦，并忍气吞声、不怨忧地肩负起这种人类命运的法则，甚至不求任何补偿与代价。”当有人批评他的绘画缺少田园的魅惑时，他说：“其实我已经在那里发现比魅惑更为壮丽的无限美。耶稣曾经一边看着小花一边说：我告诉你们，就连充满了荣华的所罗门王，他的盛装也比不上它们之中任何一朵。我在田园里看见蒲公英顶上的光环；在遥远地平线的那一方，看见光耀闪烁的云间的太阳；在广阔的原野里，看见了一边吐白气一边耕耘的马；还有在全是岩石的土地上，听到从早晨就发出的工人的喘气声；也看见疲惫不堪的男人，这一切笼罩在壮丽的光辉里。批评我的人，也许都有教养而又风趣，然而我却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因为我这一生，除了田野，没有看见过别的，所以我只能尽量说出我在田野工作时所见到的经验。”在诗人的世界里，他只在自己的土地上倾诉哀愁和憧憬，他坦然地接受着自己的命运，内心却悬挂着比现实生活更明亮的星辰。

　　艺术家越是在作品中倾注朴素情感，作品就越为感人。米勒，这位根植于大地的画家，他的作品传达出神圣的美感和古典的风范，流露的是对土地蔓延的敬意，这一切源于他生命存在的灵性与沉静。他没有直接来画《圣经》中的故事，他只是在画面实践他朴素的人生信仰。当黄昏的飞鸟从天空掠过，钟声漂浮在鸟鸣和云朵里，我就忆起母亲在土地上静立的身影，那里是大地无声守望的爱，此时，明澈的田野就就更为殷实；此时，那些被遗忘的时光一如旷野上随风的稻穗，在阳光下醒来。

米勒作品《晚钟》

米勒作品《拾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