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楚阁的博客

   九十年代末，我和中金一位董事在华堂高尔夫打球，遇到了瘦高严肃的许小年，他看上去很像一位固执的教授而非商人，后来听说果然教书去了，不过是在中欧工商学院。许小年坚持对数字和逻辑的热爱，是国内最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据说有一次在课堂上曾直截了当地打断学生的的提问，酷酷说道：

                                “你和我讨论的不在同一个层面。”

    1969年，16岁的许小年从北京来到延安，写信告诉母亲：“这里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像我们在电影上看的解放前一样。”显然，与他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并不相同，原因是陕北农民太懒了，没有像大寨农民那么勤奋地修梯田。后来，他去人大读七八级的工经研究生，又出国学习研究经济学多年，资历算是很老的了。

　　在某次公开场合，许小年说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愚忠，反问道：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都没有说过吧

   十多年前，我和一位大哥送他的公子去美留学，赠了本余华的散文集子《在细雨中呐喊》，里面有一篇关于十八岁远行的文章，那小子客客气气地收了起来，据说一页也没看，人家只读外国文学的。现在，他在香港的投行工作，小夫妇年薪几百大万，生活事业都顺风顺水的。为他高兴之余，总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

                              那么瞧不上祖国，还回来赚它的钱干嘛？

   我很喜欢余华，文字干净利落，只说事不说理，与冯唐那种协和毕业的相比，这位与医学也沾点边，不过是中医。《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写得好，早就进了经典殿堂，把一幅大时代的画卷聚焦在了老牛和老人身上、嬉笑怒骂在了一次次卖血的经历中。尤其是许三观卷尾的一句话，粗俗得近乎微言大义：

                          “屌毛出得比眉

   现实生活中，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往往越需要表达，比如金钱、还有婚姻。讲究科学的人士，对内涵及外延都喜欢严格的界定，但在社会科学范畴，这样是行不通的。比如“爱”，确实与氧气一样无所不在，不过氧气可化验、可解析，得出共性；爱却很难，如鸭如水、冷暖自知。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个人的体验问题。

   体验也是经验，同一杯酒，不同的人喝了，反应肯定不同，今后对待的态度也会不同。离婚也是如此，据说女的第一次痛苦万分，以后越离胆越大；男的第一次像离开樊笼的鸟儿一样，以后便如同了惊弓之鸟。有几个时点很容易造成离异：一是新婚不久，二是子女离家之后，还有就是七年之痒。

   三年之痛的例子很多，主要是外在因素的不和谐，例如性生活、金钱态度、婚姻方式的不适应等等，现在社会舆论又十分宽松，所以好多外地工作的年轻人，对婚姻并不严肃。还有是内在因素的不和谐，但双方顾及到道德、财产等诸方面，隐忍而冷战，到了子女离家，俩人年近天命，想明白了，也做明白了，索性离了清静。

   《七年之痒》是玛丽莲梦露主演过的一部电影，

   大乱之后、人心思变，但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别说学生们，中央领导同样心里没数，在这种背景下，“黑猫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能够大行其道，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金观涛主编了一家《中青年论坛》，第一次按自己的思想写学术文章，这在当时影响极大，各地也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好多自编自印的出版刊物。

   当时，《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经济学周报》等媒体积极鼓励这些青年人，不仅及时报道，还给个几百元的赞助，这都是史无前例的。报道使青年们有了正面形象，得到官方的关注、百姓的支持，丁望等报人实在是功不可没。北京的大型聚会搞不成了，可外地的热情刚刚起来，如建党之初，大家开始四处串联。

   去南开大学讲学的京津火车上，黄江南、朱嘉明和张钢一路神侃，琢磨着让全国的青年研究机构，能有一个交流互动的机会。回京后说干就干，他们将这个“神仙会”命名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然后找场地、拉赞助、举办征文评选活动等，凑巧的是，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刘佑成副主任得知此事，主动提供会议地点。

   1984年9月3日

   在我眼里，王功权同样了不起，据说也去常青藤补脑了，微博上常发些议论，如：“一中国人在纽约州法拉盛区生活，办了一汽车驾校，主要为华人服务。后来他做假，代填表格，比正常交100美元的多交350美元者，不懂英文亦可发得长途汽车驾照。某获驾照司机驾车出事案发，该人被诉，获刑20年并被罚50万美元，破产。”

   我也听说类似的事情。一哥们在美国开了几家按摩店，开始挺赚钱，慢慢就走下坡路了。一次店里把一位老头给按死了，被罚了好多款；第二次是偷税漏税的事，其实这是国人的习惯性动作，但老美就重视了，禁足了他一年，最后妻离子散，只好回国另找机会。那天酒后，他感慨道：

   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有个同学忽然宣称：“我以后要当总理！”面对质疑，他还解释说：“毕业就是科级，然后处级、局级、部级，没多少坎啊，诸葛亮可是一步到位的。”这小子现在国税局做副局长，再提起这事，光是笑，就是不接话茬。他这个局长充其量算是副处，但在地方可是呼风唤雨的光鲜位子。

   我留意了一下，最近一年，记者好像与局长们有些过不去，没少在媒体上爆料。比如环保局，可能缺乏公关经验，说起话来十分雷人。福建省南靖县空气中酸味刺鼻，有人举报，请环保局现场调查执法，说来说去、就是不去，徐太平局长愤愤地说：“要是你们有执法权，可以自己去搞，报告我这儿干什么？”

   北京环保局的杜副局长要婉转许多，面对众说纷纭的美国大使馆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淡然说道：“我觉得，他们公布的方式更像是炒作，不是很严谨的做研究的态度。”结果，很快有市民拿出大量实验数据，而杜局长只好由视而不见，转为充耳不闻了。长乐市环保局陈桂光局长则振振有词多了：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苍井空的一句话：“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睡觉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类似的表达历史上不少，像爱迪生、陈景润以及邓亚萍等都这么说过。只不过听一位日本女优这么讲，心里多少有点别扭，于是忍不住留了一句：“不同的是，你的工作就是睡觉。”

   其实，这句话还有更大的破绽：废寝忘食去工作，真的有必要吗？我觉得，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不会休息的人早晚会被病魔找上，到了晚年将明白：金钱换不来健康，自己身体不好会给社会添麻烦。真正健康的人群都是按时吃饭、按时睡觉的，这段时间，我在沈阳与父母朝夕相处，感触最深的就是他们对健康的重视。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出身，为人正派而不古板，老妈常说一句话：“我们一天天地老了，应该向儿女学习。”比如学佛这件事，我劝过几次，但他们毕竟灌输了马列主义一辈子，磕头烧香总觉得不大舒服。直到有一天，修密宗甚好的妹妹说：“学佛不是为自己的，更主要是对别人好，尤其是亲人。”老妈立刻便皈依了。

   老妈一辈子最大的乐趣是助人为乐，特别爱帮助他人，这是慧根，也可以

   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招了第一批研究生，由于半年前才恢复77届的高考，这帮硕士几乎没有应届毕业生，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像黄江南就在首钢计划处当计划员。那时考的《资本论》，是经济类学生的重中之重，标准答案是于光远先生的一本小册子，而黄的答案另辟蹊径，却被马洪做所长的工经所录取了，他说：

  “如果当时报的是北大那些高校，肯定是没戏了，社科院重视的是研究能力，而不是书本知识。”

   黄江南在北大附中便研读了《资本论》，上山下乡又温故知新，考研前是第三次通读，是带着问题思考的。比如经济危机问题，教科书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来解释，即剥削造成了产品过剩而导致危机。他说，马克思在第三卷的解释要深刻得多：资本怪兽靠剩余价值养活，随着其不断积累，利润率会持续下降，直到资本死亡。

   建国以后，社科院起起伏伏，好多不得意的政治人物蛰伏其内，光经济所就有八位正部级，如张闻天、孙冶方等，78年那会儿刚从科学院分家出来，所以研究生院也没地儿，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上课的老师均为各自领域的权

　  自从批判《不二》以来，我一直思考和研读有关印度佛教在东土的落地问题,即使有儒道这样的中华文化基础，这种融合也历经了数百年，最终开出了禅宗的智慧之花及五瓣枝叶。大致说来，可分为起、承、转、合四大阶段，承转之间有三位关键人物：志公和尚、达摩祖师和傅大士，其中志公的神通事迹最显。

    志公，即宝志禅师，南朝梁国僧人，其出生颇具传奇色彩。一日，某妇人路经兰州城外树林，听到树上有哭声，于是爬上去，在鹰巢里发现了一个男婴，长得貌似人形、手足如鹰，机缘之下，抱回家抚养，冠以朱姓。七岁时，追随僧检出家，修定禅观，开悟了五眼六通，行迹僻异、居无定所，手执锡杖，游于街头巷尾。

    由于屡现神迹，应验无爽，江南的官员及百姓都很尊崇他，齐武帝却以妖言惑众之名，将其囚禁在牢狱，但人们仍旧见到他四处游走。后来梁武帝即位，对宝志禅师极为敬重，皇宫的婚丧嫁娶及大事，无不听从，各种史料中记载好多事迹。比较著名的是富商嫁女的故事，禅师打开慧眼，先后道出在场多人之因果：

    “古古怪、怪怪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