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首席财务官高峰论坛 

上海外国语大学（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ISU）创建于1949年12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发祥地之一，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进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复合型学院之一。其会计学专业自成立至今已有29个年头，为社会培养并输送了大量复合型国际化财会金融人才，成绩卓著。形成了国内外财会金融领域的“上外方阵”。

为加强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友之间的联系，扩大上外校友与社会财务精英的联系，促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学科研与实践的结合，推进上外会计、金融学科上新台阶。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友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及校友会在成功举办首届上海外国语大学CFO高峰论坛的基础上，联合CGMA和CFO良师益友公益平台，举办第二届高峰论坛。

论坛组委会特邀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世界500强公司的CEO/CFO及业界资深人士齐聚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大连西路550号），深入探讨如下主题：

财务会场：财智科技与未来CFO领导力展望

金融会场：在当前环境下，企业资本运营之道

拟邀请演讲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2018年11月4日（周日）下午13:30-17:30，分两大会场同步进行。

【地点】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550号逸夫会堂、第一报告厅

【参会对象】

l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友+教职员工

l  企事业单位财税高管（财务经理及以上级别）

l  会计/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

【报名截止】2018年11月9日23:30分

【报名人数】限800人

【合作咨询】180 1856 9369

【收费方式】免费

【报名方式】

扫码下面的二维码，点击 “上外活动报名”进行报名。

CFO良师益友公益平台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良师益友导师发起，一个旨在鼓励资深CFO/财务总监去帮助其他财务人员快速成长为优秀CFO/财务总监的公益职场晋阶项目。目前已经有超过15000多位CFO，40000多位财务经理，80000多位基层财税人员加入，成功举办过数百场各种形式的活动，数万财税人从中受益，欢迎你的加入！

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做更多有益的事？

章玉贵

在上外国际金融贸易学院2018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各位同学：

上午好！

今天，我们举行学院层面的开学典礼，这个安排尽管是每年的规定动作，但于同学们和学院老师而言，却是格外新鲜和值得期待的。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学同样如此。现代大学的存续历史已有208年。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在教育制度安排方面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设计之一。尽管世人对大学制度的诟病从未消除恐怕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也无法得到消除。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最优化的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而大学之所以在思想创造与精神传承方面承担着无法被取代的功能，其背后蕴含着极为成熟的体系性支撑。当中的核心要素，便是全身密布思想基因或创新禀赋的师者。显然，这里所指的师者，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师，而是一所大学的“镇校之宝”。换句话说，衡量一所大学好不好，有没有历史的坐标系，专业和学科成就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依然是作为大学灵魂承载者的教师学养与品格呈现。正如全球超级足球俱乐部，尽管大牌球星云集，但真正的核心一定是能够驾驭这些球星的主教练。

现代大学体系最重要的参与主体一定是学生，学生作为教的客体与学的主体的有机结合体，是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真正依靠。若无最好的学生，何谈最好的大学？这也是每年招生季节各所大学拼命争夺优质生源的动力所在。我知道，在座的部分同学，就是我们学校有关部门和学院在招生过程中共同争取过来的。谢谢你们对上外国际金融贸易学院的关注与选择。我们的承诺是让你们进入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学习直至毕业，都感到基本不后悔。在此，我要求我们的教师必须善待每一位同学，哪怕是非常有个性的同学。事实上，越是有个性的同学，越能够对我们的教育提出更具挑战与更有兴趣的命题，促使我们不断改进教育方法。

学院的目标是致力于培养战略型经济、金融与管理人才。这并非空话，而是我们在上述领域里表现突出的校友们不断诠释的。我们一般很少宣传校友，既是学院一贯的风格传承，也由于在商业与金融领域，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不能看他（她）有多大即期影响力或者在特定阶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是看他（她）领导的企业能够活多久？以及职场安全期的持续程度。尽管这话听起来有点刻薄。

所谓百年树人，这在国家发展和人生的时间光谱中是何其重要之事，因为人的培养路径是很难被简单复制的。大学一定不是格式化人才的加工厂。有一次，一位老教授说，他非常反感大学动辄在校园里广布宣传标语，这与脑白金广告又有什么区别？大学校园怡人宜学才是顺乎师生的选择。它是基于大学精神传承的教育生态环境集合体。

我们时常听到网红企业家宣称要做“百年老店”，这和“黑板经济学”的推演没有本质区别。所谓“百年老店”，它是公司治理文化的历史延续，说易建难。同样，一所好的大学，背后也离不开良序治理文化和学术精神的支撑。

每个人的生命周期相较于人类历史实在太短暂，真实世界又往往无法一一兑现行为个体的目标设定。相关例子与留下的遗憾实在太多，暂不赘言。不久前，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找到我，列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清单，真的很长，我一时无法给出合适的建议。这几天，我仔细想了一想，就“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做更多有益的事”这个主题，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是同学们必须创造一切条件锻炼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人生依靠。它的波动性无法被静态预测。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取决于个体对生命价值的珍视与对运动的热爱，以及在困苦、愉悦和不确定预期之间找到有效的均衡。这也是我们今天请来前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队长蒲玮姐姐与同学们分享人生挫与喜的动因之一。

二是专注于某一领域的深耕细作，保持足够的自信，但不刻意追求溢出效应。经验显示，同学们的潜力被有效挖掘的比例普遍较低。意味着你们的未来成长空间足够宽广。你们完全可以在目标确定之后以十二分的专注努力去实现，但这并不排斥你们保持对其他事物或领域的兴趣。不仅如此，广泛的兴趣爱好与专业的精耕细作往往是激活创新禀赋的有效配方。

三是切勿把他人（利益相关者）当作工具。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成功的。关于这个巨人尽管有诸多解读，却反映出人类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过程与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本身是有路径依赖的。尊重科学与规律，培育自己的声誉机制，这是我们能够做成事的关键。如果你们将来成为企业家，更应如此。切勿认为底层员工只是工具性的存在，他们往往是公司的脊梁。

最后，不要认为取得成功后的自己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人的能力与能量最大，也有边际递减的时候。因此，不要放大自己在组织或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力边界。保持平和的心态，致力于培养可能超过自己的人，才是大智慧。

谢谢同学们的聆听，祝你们在未来的求学时间里每天都有新进步！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日前就支付宝推出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钱包跨境汇款服务时说，区块链技术不该用来一夜暴富而应解决社会问题。他还首次提出了蚂蚁区块链的“三做三不做”：解决有社会价值的实际问题；不断攻克区块链通向大规模实际应用的技术障碍；与合作伙伴一起共建开放的区块链生态。不做“空气币”；不做违反法律法规的技术应用；不做任何伤害用户数据安全和隐私的行为。马云这番话，在区块链泡沫呈现非理性膨胀的当下，有一定警醒意义。

　　区块链堪称过去一年互联网行业最热的技术。事实上，区块链技术诞生至今已有十年，是被视为重构互联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业关键底层基础设施的颠覆性技术，但区块链诞生至今，真正落到的应用场景还非常少，跨境支付被视为重要应用领域，因为目前的区块链技术通过共识算法的创新，已拥有实现每秒钟数十万笔的大规模交易处理能力；通过数字加密等技术，能较好地保护区块链上的信息安全，既透明可信，又能保证个人隐私。换句话说，通过使用区块链，各市场主体之间可建立合同，最大限度规避欺诈事件。

　　诚如马云所言，区块链技术不是泡沫，但如果被扭曲应用，就会成为泡沫推手。如果区块链真正致力于为社会、为金融、为数据安全解决问题，无疑大有利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如今，全球主要央行，各大金融机构及科研院所，都在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的研发投入，以区块链发展、隐私安全、数据库、加密系统为研究导向的金融科技实验室建设，预计将在未来一两年呈井喷态势。

　　毋庸置疑，我国金融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成绩卓著，相关金融科技公司已覆盖支付、信贷、智能投顾等多个细分领域，基于金融和创新技术的融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金融产业再升级，金融科技也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只是，中国迄今尚未解决互联网的底层关键技术，即便解决了核心技术问题，也有可能由于市场参与主体的参差不齐而使金融科技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生态难以有效培育。一个国家要把某个城市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需要金融市场要素发育、制度环境与人才战略方面扎实而基础性的工作，更离不开建设金融中心所需具备的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包括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尤其是完善的法治环境与市场中介，等等。同样，一国要构建国际金融科技中心，也离不开上述相关要素的不断发育与完善。上海不久前出台了支持发展金融科技中心的九方面措施，对接金融科技企业在应用场景、孵化投资、技术研发、风险防范、人才服务、财政扶持、对外推广等方面的需求。但归根结底，还在于对待企业的态度。

　　现代金融绝不仅表现为银行、证券、保险、货币的体系化存在，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法治环境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但是，在投资领域快钱意识泛滥的观念作用下，曾经的工业新宠高科技产业，也由于其高投入高风险而使部分工业资本逐渐失去兴趣。我们自该充分认识金融科技与产业革命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财富效应，但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财富增值中的作用不该被无限放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作为皮与毛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颠覆。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更多时候是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辅助性存在，而非绝对主导力量。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日前针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发出警告，指出绝大多数加密货币是庞氏骗局，尽管现在仍不清楚它是如何运作的。而在稍早，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卡斯藤斯也把比特币形容为庞氏骗局，直言比特币是“泡沫、庞氏骗局和环境灾难的组合体”，如果监管机构不提前行动，数字货币可能就和主要金融体系形成更紧的联系，成为一大威胁。

  两大权威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接连对比特币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显性层面而言，是比特币在过去一年里轮番上演的疯狂上涨与深幅下挫将数字货币的泡沫本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进一步原因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被越来越多年轻人视作在金融领域破除刚性崇拜的颠覆性行为，而这种“去中心化”行为对储备货币发行机构而言是重大威胁；深层次担忧则是，全球既有的金融文化会否因比特币泛滥而遭受范式上的冲击最终失去历史坐标？所谓无国界的数字货币，究竟是基于运算的信任存在还是虚拟世界里永远的骗局？

  作为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也坦承尚不清楚比特币的运行机理，至少说明这种在极小圈子里被高度追捧的数字货币确实比较神秘。但另一方面，金墉亦表示将会组织力量去非常仔细地研究区块链技术。因为包括高盛在内的全球顶尖投行均承认，区块链技术是对金融交易方式的重大革新，世行显然亦看重这种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于数字资产安全交易的重要性，希望这项技术将来能在发展中国家用于“更有效地追踪资金流向”并减少腐败。

  从严格意义上说，比特币与经典意义上的货币根本就是两回事。按照我国央行的定义，比特币本质上是“特定虚拟商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的，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为此，我国已关闭了国内的比特币交易所，并禁止首次代币发行（ICO），且正采取行动取缔国内比特币挖矿产业。因为比特币挖矿业既消耗了大量电力资源，也助长了“虚拟货币”的投机炒作之风，还有可能滋生新的金融风险。

  比特币这几年来的价格曲线真是惊心动魄。2010年初，它只值6美分，经过几个阶段的暴涨暴跌，在2016年12月接近1000美元，到了2017年12月17日一举突破2万美元大关，但其后在短短1个月内暴跌60%以上，市场上看多与看空者势均力敌。有人认为比特币最终将一文不值，有人则预言到2022年将升至55000美元。或许，这就是泡沫的属性在人们思维中的表达？

  虚拟货币确实复杂，究其本质而言，涉及密码学、分布式网络、计算机软件和博弈论等多个学科，是一串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每个数据块包含了一次比特币网络交易的信息，用于验证其信息的有效性（防伪）和生成下一个区块。这就能阻止非法复制。通过使用区块链，各市场主体之间可建立合同，规避欺诈事件。如今，区块链已从比特币延伸至资产登记、股票交易、个人征信等金融领域，且仍在不断延伸其应用边界。据报，我国央行也在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的研发投入，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也于去年初测试成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可在跨境支付中发挥作用，据此认为其可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以协调和规范数字资产。IMF发出上述信息，意味着其支持各国央行创建自己的数字货币，以有效应对目前市场上私人数字加密货币的疯狂势头。

  正是因为这个技术较为“怪异”，很容易成为炒作工具，甚至有着近130年历史的柯达公司也宣布要发起区块链业务，一度股价飙涨。沪深A股市场去年底也掀起了一阵区块链炒作之风。其实，各种围绕区块链的炒作本质上是利用这个名词吸引眼球，绝大多数投机者根本说不清什么是区块链。

  在千禧一代看来，基于区块链技术而催生的比特币是在真实世界里的人们借助互联网平台试图绕开央行而交易和守卫自身财富的技术创新。在区块链体系下，钱会越来越值钱，大大减少了信息被非法调用和篡改的可能，大大提升了交易的安全。这是在美国废弃金本位制后，面对无休止的货币放水与金融动荡，技术研发者基于对现行货币体系的不满，试图比照黄金的原理，运用互联网分布式智能技术和加密技术等，设计出完全在封闭环境中形成和运行、去中心化的所谓“数字货币”体系。

  而面对比特币等不断涌现的私人数字货币的挑战，各国央行尤其超级央行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正在密切跟踪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发各自的数字货币。目前已有一种构想浮出水面，即在现行货币体系之外，基于区块链等技术，研究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各自的央行数字货币中，以打造一个全新数字货币体系，并希望在快速发展的网络世界中抢占先机，以赢得数字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或许，这是比特币发展对各国央行的重大启示。

  假如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最终被证实为“庞氏骗局”的工具，则关于比特币的炒作终将只是留在全球投机史上的一记浓重烙印。但由比特币衍生出来的一个沉重话题则是：既然任何一种试图“去中心化”的私人行为对央行来说都是重大威胁，那么谁来约束各国央行的超发货币冲动？或许，破解强势央行超发货币这个难题，才是避免加密“货币”滋生“庞氏骗局”的治本之道。

  国务院日前取消了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开业年限需要1年的限制，给予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此举是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金融业日益自信的表现。

    过去一年来，国务院连续出台措施，力推以金融业为标志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包括承诺将保障境外投资者利润自由汇出，并向世界端出了堪称近年来最大幅度的金融开放大餐：向外资开放持股的金融机构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基本覆盖了现今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主要机构类型，且持股比例放宽到51%，明确规定三年后不再设限。

    事实上，金融嗅觉极为敏感的摩根大通已先行布局，继前年9月获得在中国内地经营全资基金管理业务的营业执照后，又于去年2月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获得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债券承销牌照，成为首家获此承销牌照的美资银行。如果其能够深度嵌入中国市场，则显性与隐形的收益很可能呈现边际递增之势。况且中国监管层近年来积极支持证券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创造条件让不同服务模式、不同组织架构的机构在中国市场上展开相关竞争，以营造开放平等的金融竞争生态。

    客观而言，看起来非常强大的中国金融体系尤其是商业银行，迄今尚未真正经历过在传导机制通畅的环境下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冲击。尽管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已在资产规模、利润指标等方面领先于欧美主要同行，但在美国《环球金融》杂志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最安全的50家商业银行排行榜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内地的银行。当然，该排行榜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是参考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与惠誉给予银行的长期外汇评级，而这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显然存在诸多不公允之处。不过，在表征金融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体系方面，我们值得持续骄傲的资本其实并不多。

    以中国工商银行和摩根大通集团为例，前者无论在资产规模、营收还是利润等方面都大幅领先于后者，但是摩根大通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其作为全球性金融服务机构，不仅在传统银行业务方面拥有极为雄厚的底蕴，而且在包括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业务、股票、投行业务等领域长期领先全球同行，且依靠多年积累的人才优势与话语权，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全球金融资产的定价。尽管其前几年爆发的“伦敦鲸”丑闻曾严重影响了自身乃至整个华尔街投行的声誉，不过美国多年积累的相对稳固的机制化霸权体系，仍是竞争对手短期内难以撼动的。

    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中的地位来说，中国尤其需要培育与造就一批能够参与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和资产定价的金融机构，这就需要在金融创意、产品创新、高端战略性金融人才培养与输出以及风险防控等方面尽快补课。而培育匹配于经济转型的金融服务与竞争生态环境，则是极为重要的支撑条件。目前，中国金融改革与进一步开放涉及的要素市场发育、制度环境、市场监管以及人才战略等方面，尽管已有了相当好的制度设计，但当下依然欠缺的，不仅是政府相关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更需要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与高水准监管。

    业已启动的新一轮金融开放能否取得预期成效，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总结以往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经验，因应国内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变化，亟须通过金融国际化和国内外市场联动将行为触角深度嵌入国际市场，创新跨国并购形式，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并购、重组、入股等方式，增强对这些企业股本的影响力和主导力，提升中国对全球资本的控制力，以期早日形成一批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超级金融机构。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金融监管从来只有恒久的命题而无终结的答案，真实世界里也很难找到固化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这就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独特新兴大国，必须在没有适配的监管参照系的条件下，找到金融监管能力供给和金融创新与发展之间的均衡点，力争使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有效协调，以构筑稳健且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对金融风险的前瞻性预警，扎紧金融安全篱笆，整固金融防波堤。

　　据已披露的信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从职责上承担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金融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审议重大规划的职责，将负责制定未来大纲式的发展和监管规则，推进落实既定宏观审慎政策，并从机制上保证金融协调监管的效率和效果，更好地实施统一监管、专业监管和穿透监管，以改变原有的“孤岛式”监管现状。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被广泛视为大国主导全球经济分工的主要杠杆，堪称“国之重器”。而现代金融得益于技术进步和人类交易行为的不断发展，已不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等形式，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贸易价值链、机制设计与创意，尤其是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某种意义上，一国金融竞争力如何，直接决定该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美国之所以自1944年以来一直较为稳固地把持着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主导权，除了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体系之外，其背后蕴藏的是美国精心培育并不断整固的对现代复杂金融体系及配套的运营管理能力，包括美国强大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体系对金融市场发展和资产定价权的把持，以标普、穆迪为代表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各国主权信用命脉的某种掌控。此外，具有准立法权、准司法权、独立执法权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全球最庞大的顶尖金融人才库使美国在金融创新尤其衍生品设计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进而不断培育和强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发言权，直至拥有对核心金融信息的垄断权。

　　但是，即便是拥有全球最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最多金融家的美国，也没有找到如何实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均衡的最优解。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的近20年里，美国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极力延伸金融的边界：在国内，美国为了填补技术停滞之后留下的经济增长缺口，于1999年抛弃了经典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推出了以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了金融监管。结果，美国经济在录得空前繁荣之后留下了一地鸡毛，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严重失衡。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与金融衍生工具的助推下，华尔街推出了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使得风险评估无法跟上产品的开发，金融衍生品四处泛滥，价值链越拉越长，各家投行的杠杆率也变得越来越高，加上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的缺失，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领域引爆了那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可见，金融尽管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但金融创新一旦脱离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与演变的逻辑来看，其重要特点就在于其爆发时间的不确定性、传导机制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对经济系统的深度破坏性。即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金融强国，在防范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方面也有深刻的教训。

　　殷鉴不远，对我国这样一个新兴经济体而言，金融稳定与发展的目标指向，是服务实体经济，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支柱”的机制设计不久前出台，这是我国在镜鉴国际经验尤其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要求，并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弥补了原有金融管理体制中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

　　众所周知，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核心表现在物价与资产价格的互动上。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如果出现大幅波动，最终将会对物价和经济产生明显的冲击。宏观审慎政策的引入为央行提供了通过逆周期调节杠杆影响资产价格，进而维护金融稳定的能力。因此，近年来主要经济大国越来越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

　　回首过去这些年，由于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及对资本账户实行严格管制，在应对国内外金融市场波动时能做到成竹在胸，国际资本不敢轻易挑战我国的金融防火墙。而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情况在发生变化，资本进出越来越容易，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做好应对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应准备。央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尽管已初步发挥作用，但在跨市场、跨产品、跨行业监测与预警等方面依然不足。由于我国金融加速开放但相关补位措施不足，以及跨境监管能力仍存在欠缺，加上在金融创新与开放过程中尚未建立起与之匹配的管理复杂金融系统的能力。因此，无论是核心金融信息的管控，还是监测系统的统筹协调，乃至应对突发金融事件的快速反应等，都还需要经验积累及技术保障。而如何做到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有效协调，防止不同部门之间在政策目标上出现的不一致，避免不同行业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校正监管政策在执行与传导中出现的偏差，更是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

　　金融监管从来只有恒久的命题而无终结的答案，真实世界里也很难找到固化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这就决定了像我国这样的独特新兴大国，在没有适配的监管参照系的条件下，必须尽快找到金融监管能力供给和金融创新与发展之间的均衡点，以构筑稳健且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对金融风险的前瞻性预警，扎紧金融安全篱笆，整固金融防波堤，探求独特新兴大国金融监管新范式。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规避人生的“明斯基时刻”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2017级研究生开学典礼讲话

章玉贵

尊敬的戴校长、各位学长、嘉宾、各位老师

亲爱的2017级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我们在上海试鸣防空警报的第二天举行开学典礼，意涵不言而喻。同学们在和平年代读书，尽管还会有各种抱怨和烦恼，但在图景可期的求学之路上，这显然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我相信，莫负韶华，格高志远，是你们每一个人的信念坚持与行为自觉。

我记得，36年前，我随父母看望参加过上甘岭战争的姑父时，这位共和国老兵发出的最大感慨是，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根本没有机会读书，每当俘获老美的战利品，大家都在猜测上面的文字内容。而在今天，在不少家长为孩子择校绞尽脑汁的背后，在不少高中毕业生瞄准清北复交的背后，在不少招聘单位圈定名校毕业生源的背后，尽管与阿瑟·奥肯对真实世界平等与效率的诸多设想仍然存在不少差距，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的发展已经在很多方面开始比肩高收入经济体，是国家作为安全担保人和公共服务主要提供者背景下的社会生态写照。那些站在说话腰不疼的键盘侠们，如果生活在叙利亚和阿富汗，还能淡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吗？

经济学研究喜欢假设，经济学家们喜欢用定理和模型来证明他们对真实世界的经济直觉是对的，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的今天，如果追问主流经济学家们究竟是否失职，究竟在过去十年里为全球经济修复和避免下一场金融危机做了哪些工作，恐怕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们能够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检讨迄今仍然是肤浅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迄今为止开出的经济复苏以及所谓更强劲经济增长的药方，基本上是对不准症结，也下不了狠药。而且谁也不敢说这场金融危机的病毒已经清除，亦不敢断定不会爆发下一场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记得我在九年前曾撰文预测全球经济将迎来十年寒冬，当时还遭到不少质疑，但细数过去九年全球经济的假性复苏与诸多不确定，同学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性判断。我也注意到，如今，国内外各种“首席经济学家”泛滥成灾，夜以继日地发布各种研究报告，个别人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某些经济学家为了博眼球关注，更是围绕某个主题展开一轮又一轮的论争，可谓大汗淋漓，青筋暴露，其实是在自娱自乐，经济学家不要以为他们一定比市场更聪明，不要以为他们比一般微观市场主题更懂得政府、市场和法治的内在逻辑。我还注意到，最近几年，国际金融资本一直巴望中国成为“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俘获的超级大物，从而锁定中国经济发展主导权，但中国这几年来正以十二分的警惕来扎紧风险防范篱笆，严防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思维在中国兑现。

我说这些，是要告诉同学们，这个世界从来都是风险因子充斥各个角落的不确定世界，没有人可以精准锁定未来发展预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确保自己的发展不受外界干扰。正如我们在短短几十年最多百十年的人生历程里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与不测，甚至另类意义上的“明斯基时刻”一样，即便再强大的个体也有各自无奈与虚弱。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取得各种进步，众所周知，每一种进步的背后都凝聚着人类智慧和汗水的不懈探索。当然这个过程，如今越来越复杂。但本质而言，是各种形式学习集合体的萃取。

因此，我们破解问题，规避风险的有效路径就是学习。在座的同学们是幸运的，我知道你们已经足够努力，并将继续为各种考证或更高层次的求学而继续努力。你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将在两三年后投入到工作中去，只有少数人选择学术研究。但是，无论你们将来从事何种工作，始终要记住：绝不能小富即安，绝不能心为“物”役，绝不能失去敏锐的风险意识。

我们学院的教学研究与实践就业等得到了社会有关各界的热情支持，这得益于学校的品牌效应与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亦是我们持续向社会输出优质培养作品的相关回报。我们不能也不敢有任何懈怠，我们在持续增强师资力量、研究实力并积极扩展国际合作，目的是锻造更有利于同学们成长的学习环境。我注意到，不少同学把考进我院深造作为人生的阶段性梦想与追求，这对我们既是欣慰，更倒逼我们拿出更多主动服务清单。

希望同学们成为个性化的战略人才。

我和我的同事也将努力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真正的金融人需要哲学视角的沉淀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届金融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章玉贵

2017年6月23日

亲爱的2017届“金专”毕业生：

我原本不想在你们毕业之际再来啰嗦，但是这毕竟是上外首届“金专”毕业仪式，而且你们的毕业去向还真不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上外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延伸。因此，我得说两句。

第一，我对这个项目有很深的感情，对你们的感情同样也很特别。我记得在发起申报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曾遭到一些质疑，包括办学能力、生源质量、社会认可度，等等。但我深知，尽管我没有什么本事，不过我和我的团队可以动员各种力量来支持这个项目。包括校内上上下下的积极力量，包括直接参加项目论证的戴国强教授和田仁灿学长，以及由于申报和建设需要聘请的数十位企业导师。因此，我和我的团队一点也不孤独。当然，我们在2014年拿到项目举办权之后，对能否争取到有效生源不免忐忑，故我和项目负责人李蕊老师、资深教授罗雪梅老师等人赴一些高校宣讲，并争取了一批优秀生源。之后，我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好的生源。事实上，最近几年，每年都有一大批高水平大学的毕业生选择上外金融专硕，而且每次上了国家线的考生中都有一大批人无法前来复试。我记不得有多少考生向我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无限期许、满怀喜悦抑或落榜之后的失落情绪。我记得曾写过一段文字，大意是：感谢你们对上外，对国际金融贸易学院的肯定与关注，我要对落榜考生说，你们不能被上外录取，不是因为你们不够优秀，实在因为竞争日趋激烈；人生的目标追求大多时候是卡尔多改进，正如考研选择就难免存在预期痛苦。但我相信，谁也阻挡不了你们成为足够优秀的那部分人。如今，我欣喜地看到，央行、证监会、银监会、国开行以及各大主流金融机构都在录用上外的毕业生，巴黎高商（HEC）的资深院长也对我们的学生赞不绝口，说明我们这个项目并不“水”，我们的同学很进取，也很争气。因此，作为院长，我很开心。

第二，希望你们在服务于国家金融发展战略的同时不能为资本所累。同学们都知道，无论是从事金融教学研究还是资本运营乃至参与金融决策与监管，本质而言，都要服务于国家的金融发展战略。我很早就向国家提出，必须在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升级过程中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因为像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绝不能照搬美国的金融发展路径，正如美联储和高盛绝不会真心向我们传授经验一样，作为独特新兴大国，中国必须构建我们的金融开放模型，并在镜鉴中外金融发展经验教训过程中找到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这需要培养和造就数以千计的战略性金融人才，因此，你们前路无限开阔。但是，我们也知道，金融的另一面是超级大染缸。如果我们不能守住风险底线，任由败德行为泛滥，最终将迷失自己。

第三，真正的金融人需要哲学视角的沉淀。金融是基于交易规则的财富分配转换器，任何一个金融人，即便认为自己再有财商与智慧，有时候也难免活在剃须刀的边缘。就国家层面而言，我们需要国家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开放，而经济学作为学科，只有上升到哲学层面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同样，作为有限理性的行为人，我们有时候无法免俗，但绝不可以没有人生哲学的积淀。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几乎一切都可以被交易，但一个有哲学沉淀的人，其心灵深处的人格精神，或曰思想，正如乔纳森．拉班所言，“既便宜之极，又是最强烈的私人物品”。它也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几种不能被交易的精神品之一。

第四，我要重复2014年9月16日在学院本科开学典礼上的那句话，希望同学们“以井然有序的内心面对真实世界”。

祝福大家！学院永远是你们的心灵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