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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中…《公司治理》课程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的核心课程之一，教学团队自2006年起开始教授这门课程，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料和授课经验。本课程通过介绍公司治理的由来与概念、治理主体与客体、基本理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全球代表性的三大治理模式、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及上市公司的治理实践等知识，让学生对公司治理理论、治理模式的运行机理、中外治理实践的比较等有清晰的认知与掌握，并结合典型的公司治理案例及全球公司治理改革的实践探索，深入探讨中国企业公司治理改革面临的约束条件与发展趋势。
本课程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章玉贵教授及其教学团队，以及安盛天平CEO朱亚明、罗兰贝格合伙人楼健和海富通基金创始人田仁灿三位企业精英专家共同主讲，强调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本课程可适用于经济与管理类本科生、学术型硕士、金融专硕、MBA、EMBA等各类学生学习。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取得办学新突破
日前，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20〕2号）。上海外国语大学申请增设的外交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三个本科专业获准设立。其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由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提出申报并最终获批通过。
本次获准设立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080910T）专业，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在前瞻国内外经济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对特色专业人才需求趋势的基础上，依托我校建校70年来积累的深厚底蕴，整合学院35年来的办学优势，同时取得社会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经过审慎论证并精心准备，对接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需求而设立的特色专业。体现了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在立足学科优势、专业建设与发展经验基础上的新布局。也是学院近几年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领域不断投入与积累取得的成果。
上海外国语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目录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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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门类 |
专业类 |
专业代码 |
学位授予门类 |
修业年限 |
增设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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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
工学 |
计算机类 |
080910T |
理学 |
四年 |
2015 |
来源：教育部《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2020年版）
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2020年版），我校本次获准设立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属于工学门类下的计算机类专业，学位授予门类为理学。该专业获准设立，标志着我校在已有的文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五大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将新增工学大学科门类下的计算机类理学教育。未来将形成文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等六大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格局。
自2014年起，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即着手筹备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陆续派遣相关教师到海外高水平大学从事留学与进修，着力提升教师队伍的数据科学素养；自2015年开始，由海外进修回国的教师积极开设数据科学相关选修课程，逐步奠定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发展的教学基础；2016年，学院成功引进1名海外计算机与大数据领域的高层次人才；2017年，学院召开了“金融大数据和量化研究国际研讨会”。邀请多位海内外知名学者深入探讨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积极拓展了与海内外研究机构在大数据领域的科研教学合作。
近年来，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先后成立了大数据金融研究中心、大数据与应用统计研究中心。组建了相关科研团队。成员由当初的2人发展到目前的7人。2019年成功引进了1名“志远卓越学者”。并加快建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金融实验室。初步奠定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师资与教学实验基础。
为了适应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实践发展的相关需求，国际金融贸易学院不断加大与业界知名企业的实质性合作；并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政府部门的指导下，举办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高水平会议，在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2019年8月，学院成功举办了以“人工智能驱动高质量发展——构建人工智能生态链”为主题的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色论坛。在学术界、业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显著提升了学校和学院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度与影响力。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还特别致信表示感谢。
正是由于国际金融贸易学院近年来在科研、教学、人才队伍建设与社会合作等方面的精心准备与积极争取，使得学院在2019年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申报过程中，在校党委的关心下，在学校有关职能部门特别是教务处的精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做到科学论证，扎实基础，要素达标。并在专业论证与申报过程中得到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加拿大工程院、挪威工程院、华威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的学术指导，以及十余位业界专家的技术指导。同时得到了校信息技术中心的大力支持。部分语言类院系也提供了相关支持。体现了学院在新专业筹备过程中的国内外资源整合与协调能力。
至此，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总计有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会计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四个本科专业。涵盖经济学、管理学和工学等三大学科门类。未来，四个专业将通过进一步建设与发展，逐渐形成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为支持基础、专业交叉与优势互补、并在彼此融合中不断孕育出人才培养的新特色与新优势。以适应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产业与技术变迁对匹配性人才培养的需求。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长期深耕战略型经济、金融与管理人才的培养。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近5000名优秀人才。他们正以卓越之姿遍布中国与世界各地。一大批杰出校友在关键岗位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近年来，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已成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招生规模最大的院系。学院在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十分重视过程培养。在招生与就业两端长期保持高起点、高质量，声誉卓著。学院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竞争更是异常激烈，报录比持续提升。金融硕士专业学位项目在2018年开展的全国授权点评估中，位列同批参评的60所高校与培养机构第一名。在当年11月举行的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上，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教授作为金融硕士（MF）项目办学先进单位的代表，向与会的18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介绍了上外金融硕士项目在紧密对接国家战略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着力培育国际化复合型金融人才方面的经验与体悟，受到了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领导和与会代表的高度肯定。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将以新专业设立为逻辑起点，不断加强新专业的内涵发展和办学条件建设。统筹优质教学资源，以确保新专业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并将持续营造能够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科研成果、提供一流社会服务的富有归属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环境。形成全院师生对建设“一流经济与金融学院”广泛的行为自觉与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及井然有序的产出机制。谋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并在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咨政启民等方面不断发出“上外声音”。
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首席财务官高峰论坛
上海外国语大学（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ISU）创建于1949年12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发祥地之一，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进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复合型学院之一。其会计学专业自成立至今已有29个年头，为社会培养并输送了大量复合型国际化财会金融人才，成绩卓著。形成了国内外财会金融领域的“上外方阵”。
为加强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友之间的联系，扩大上外校友与社会财务精英的联系，促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学科研与实践的结合，推进上外会计、金融学科上新台阶。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友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及校友会在成功举办首届上海外国语大学CFO高峰论坛的基础上，联合CGMA和CFO良师益友公益平台，举办第二届高峰论坛。
论坛组委会特邀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世界500强公司的CEO/CFO及业界资深人士齐聚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大连西路550号），深入探讨如下主题：
财务会场：财智科技与未来CFO领导力展望
金融会场：在当前环境下，企业资本运营之道
拟邀请演讲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2018年11月4日（周日）下午13:30-17:30，分两大会场同步进行。
【地点】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550号逸夫会堂、第一报告厅
【参会对象】
l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友+教职员工
l 企事业单位财税高管（财务经理及以上级别）
l 会计/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
【报名截止】2018年11月9日23:30分
【报名人数】限800人
【合作咨询】180 1856 9369
【收费方式】免费
【报名方式】
扫码下面的二维码，点击 “上外活动报名”进行报名。
CFO良师益友公益平台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良师益友导师发起，一个旨在鼓励资深CFO/财务总监去帮助其他财务人员快速成长为优秀CFO/财务总监的公益职场晋阶项目。目前已经有超过15000多位CFO，40000多位财务经理，80000多位基层财税人员加入，成功举办过数百场各种形式的活动，数万财税人从中受益，欢迎你的加入！
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做更多有益的事？
章玉贵
在上外国际金融贸易学院2018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各位同学：
上午好！
今天，我们举行学院层面的开学典礼，这个安排尽管是每年的规定动作，但于同学们和学院老师而言，却是格外新鲜和值得期待的。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学同样如此。现代大学的存续历史已有208年。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在教育制度安排方面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设计之一。尽管世人对大学制度的诟病从未消除恐怕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也无法得到消除。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最优化的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而大学之所以在思想创造与精神传承方面承担着无法被取代的功能，其背后蕴含着极为成熟的体系性支撑。当中的核心要素，便是全身密布思想基因或创新禀赋的师者。显然，这里所指的师者，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师，而是一所大学的“镇校之宝”。换句话说，衡量一所大学好不好，有没有历史的坐标系，专业和学科成就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依然是作为大学灵魂承载者的教师学养与品格呈现。正如全球超级足球俱乐部，尽管大牌球星云集，但真正的核心一定是能够驾驭这些球星的主教练。
现代大学体系最重要的参与主体一定是学生，学生作为教的客体与学的主体的有机结合体，是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真正依靠。若无最好的学生，何谈最好的大学？这也是每年招生季节各所大学拼命争夺优质生源的动力所在。我知道，在座的部分同学，就是我们学校有关部门和学院在招生过程中共同争取过来的。谢谢你们对上外国际金融贸易学院的关注与选择。我们的承诺是让你们进入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学习直至毕业，都感到基本不后悔。在此，我要求我们的教师必须善待每一位同学，哪怕是非常有个性的同学。事实上，越是有个性的同学，越能够对我们的教育提出更具挑战与更有兴趣的命题，促使我们不断改进教育方法。
学院的目标是致力于培养战略型经济、金融与管理人才。这并非空话，而是我们在上述领域里表现突出的校友们不断诠释的。我们一般很少宣传校友，既是学院一贯的风格传承，也由于在商业与金融领域，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不能看他（她）有多大即期影响力或者在特定阶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是看他（她）领导的企业能够活多久？以及职场安全期的持续程度。尽管这话听起来有点刻薄。
所谓百年树人，这在国家发展和人生的时间光谱中是何其重要之事，因为人的培养路径是很难被简单复制的。大学一定不是格式化人才的加工厂。有一次，一位老教授说，他非常反感大学动辄在校园里广布宣传标语，这与脑白金广告又有什么区别？大学校园怡人宜学才是顺乎师生的选择。它是基于大学精神传承的教育生态环境集合体。
我们时常听到网红企业家宣称要做“百年老店”，这和“黑板经济学”的推演没有本质区别。所谓“百年老店”，它是公司治理文化的历史延续，说易建难。同样，一所好的大学，背后也离不开良序治理文化和学术精神的支撑。
每个人的生命周期相较于人类历史实在太短暂，真实世界又往往无法一一兑现行为个体的目标设定。相关例子与留下的遗憾实在太多，暂不赘言。不久前，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找到我，列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清单，真的很长，我一时无法给出合适的建议。这几天，我仔细想了一想，就“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做更多有益的事”这个主题，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是同学们必须创造一切条件锻炼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人生依靠。它的波动性无法被静态预测。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取决于个体对生命价值的珍视与对运动的热爱，以及在困苦、愉悦和不确定预期之间找到有效的均衡。这也是我们今天请来前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队长蒲玮姐姐与同学们分享人生挫与喜的动因之一。
二是专注于某一领域的深耕细作，保持足够的自信，但不刻意追求溢出效应。经验显示，同学们的潜力被有效挖掘的比例普遍较低。意味着你们的未来成长空间足够宽广。你们完全可以在目标确定之后以十二分的专注努力去实现，但这并不排斥你们保持对其他事物或领域的兴趣。不仅如此，广泛的兴趣爱好与专业的精耕细作往往是激活创新禀赋的有效配方。
三是切勿把他人（利益相关者）当作工具。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成功的。关于这个巨人尽管有诸多解读，却反映出人类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过程与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本身是有路径依赖的。尊重科学与规律，培育自己的声誉机制，这是我们能够做成事的关键。如果你们将来成为企业家，更应如此。切勿认为底层员工只是工具性的存在，他们往往是公司的脊梁。
最后，不要认为取得成功后的自己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人的能力与能量最大，也有边际递减的时候。因此，不要放大自己在组织或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力边界。保持平和的心态，致力于培养可能超过自己的人，才是大智慧。
谢谢同学们的聆听，祝你们在未来的求学时间里每天都有新进步！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日前针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发出警告，指出绝大多数加密货币是庞氏骗局，尽管现在仍不清楚它是如何运作的。而在稍早，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卡斯藤斯也把比特币形容为庞氏骗局，直言比特币是“泡沫、庞氏骗局和环境灾难的组合体”，如果监管机构不提前行动，数字货币可能就和主要金融体系形成更紧的联系，成为一大威胁。
两大权威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接连对比特币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显性层面而言，是比特币在过去一年里轮番上演的疯狂上涨与深幅下挫将数字货币的泡沫本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进一步原因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被越来越多年轻人视作在金融领域破除刚性崇拜的颠覆性行为，而这种“去中心化”行为对储备货币发行机构而言是重大威胁；深层次担忧则是，全球既有的金融文化会否因比特币泛滥而遭受范式上的冲击最终失去历史坐标？所谓无国界的数字货币，究竟是基于运算的信任存在还是虚拟世界里永远的骗局？
作为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也坦承尚不清楚比特币的运行机理，至少说明这种在极小圈子里被高度追捧的数字货币确实比较神秘。但另一方面，金墉亦表示将会组织力量去非常仔细地研究区块链技术。因为包括高盛在内的全球顶尖投行均承认，区块链技术是对金融交易方式的重大革新，世行显然亦看重这种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于数字资产安全交易的重要性，希望这项技术将来能在发展中国家用于“更有效地追踪资金流向”并减少腐败。
从严格意义上说，比特币与经典意义上的货币根本就是两回事。按照我国央行的定义，比特币本质上是“特定虚拟商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的，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为此，我国已关闭了国内的比特币交易所，并禁止首次代币发行（ICO），且正采取行动取缔国内比特币挖矿产业。因为比特币挖矿业既消耗了大量电力资源，也助长了“虚拟货币”的投机炒作之风，还有可能滋生新的金融风险。
比特币这几年来的价格曲线真是惊心动魄。2010年初，它只值6美分，经过几个阶段的暴涨暴跌，在2016年12月接近1000美元，到了2017年12月17日一举突破2万美元大关，但其后在短短1个月内暴跌60%以上，市场上看多与看空者势均力敌。有人认为比特币最终将一文不值，有人则预言到2022年将升至55000美元。或许，这就是泡沫的属性在人们思维中的表达？
虚拟货币确实复杂，究其本质而言，涉及密码学、分布式网络、计算机软件和博弈论等多个学科，是一串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每个数据块包含了一次比特币网络交易的信息，用于验证其信息的有效性（防伪）和生成下一个区块。这就能阻止非法复制。通过使用区块链，各市场主体之间可建立合同，规避欺诈事件。如今，区块链已从比特币延伸至资产登记、股票交易、个人征信等金融领域，且仍在不断延伸其应用边界。据报，我国央行也在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的研发投入，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也于去年初测试成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可在跨境支付中发挥作用，据此认为其可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以协调和规范数字资产。IMF发出上述信息，意味着其支持各国央行创建自己的数字货币，以有效应对目前市场上私人数字加密货币的疯狂势头。
正是因为这个技术较为“怪异”，很容易成为炒作工具，甚至有着近130年历史的柯达公司也宣布要发起区块链业务，一度股价飙涨。沪深A股市场去年底也掀起了一阵区块链炒作之风。其实，各种围绕区块链的炒作本质上是利用这个名词吸引眼球，绝大多数投机者根本说不清什么是区块链。
在千禧一代看来，基于区块链技术而催生的比特币是在真实世界里的人们借助互联网平台试图绕开央行而交易和守卫自身财富的技术创新。在区块链体系下，钱会越来越值钱，大大减少了信息被非法调用和篡改的可能，大大提升了交易的安全。这是在美国废弃金本位制后，面对无休止的货币放水与金融动荡，技术研发者基于对现行货币体系的不满，试图比照黄金的原理，运用互联网分布式智能技术和加密技术等，设计出完全在封闭环境中形成和运行、去中心化的所谓“数字货币”体系。
而面对比特币等不断涌现的私人数字货币的挑战，各国央行尤其超级央行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正在密切跟踪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发各自的数字货币。目前已有一种构想浮出水面，即在现行货币体系之外，基于区块链等技术，研究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各自的央行数字货币中，以打造一个全新数字货币体系，并希望在快速发展的网络世界中抢占先机，以赢得数字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或许，这是比特币发展对各国央行的重大启示。
假如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最终被证实为“庞氏骗局”的工具，则关于比特币的炒作终将只是留在全球投机史上的一记浓重烙印。但由比特币衍生出来的一个沉重话题则是：既然任何一种试图“去中心化”的私人行为对央行来说都是重大威胁，那么谁来约束各国央行的超发货币冲动？或许，破解强势央行超发货币这个难题，才是避免加密“货币”滋生“庞氏骗局”的治本之道。
国务院日前取消了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开业年限需要1年的限制，给予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此举是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金融业日益自信的表现。
过去一年来，国务院连续出台措施，力推以金融业为标志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包括承诺将保障境外投资者利润自由汇出，并向世界端出了堪称近年来最大幅度的金融开放大餐：向外资开放持股的金融机构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基本覆盖了现今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主要机构类型，且持股比例放宽到51%，明确规定三年后不再设限。
事实上，金融嗅觉极为敏感的摩根大通已先行布局，继前年9月获得在中国内地经营全资基金管理业务的营业执照后，又于去年2月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获得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债券承销牌照，成为首家获此承销牌照的美资银行。如果其能够深度嵌入中国市场，则显性与隐形的收益很可能呈现边际递增之势。况且中国监管层近年来积极支持证券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创造条件让不同服务模式、不同组织架构的机构在中国市场上展开相关竞争，以营造开放平等的金融竞争生态。
客观而言，看起来非常强大的中国金融体系尤其是商业银行，迄今尚未真正经历过在传导机制通畅的环境下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冲击。尽管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已在资产规模、利润指标等方面领先于欧美主要同行，但在美国《环球金融》杂志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最安全的50家商业银行排行榜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内地的银行。当然，该排行榜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是参考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与惠誉给予银行的长期外汇评级，而这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显然存在诸多不公允之处。不过，在表征金融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体系方面，我们值得持续骄傲的资本其实并不多。
以中国工商银行和摩根大通集团为例，前者无论在资产规模、营收还是利润等方面都大幅领先于后者，但是摩根大通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其作为全球性金融服务机构，不仅在传统银行业务方面拥有极为雄厚的底蕴，而且在包括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业务、股票、投行业务等领域长期领先全球同行，且依靠多年积累的人才优势与话语权，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全球金融资产的定价。尽管其前几年爆发的“伦敦鲸”丑闻曾严重影响了自身乃至整个华尔街投行的声誉，不过美国多年积累的相对稳固的机制化霸权体系，仍是竞争对手短期内难以撼动的。
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中的地位来说，中国尤其需要培育与造就一批能够参与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和资产定价的金融机构，这就需要在金融创意、产品创新、高端战略性金融人才培养与输出以及风险防控等方面尽快补课。而培育匹配于经济转型的金融服务与竞争生态环境，则是极为重要的支撑条件。目前，中国金融改革与进一步开放涉及的要素市场发育、制度环境、市场监管以及人才战略等方面，尽管已有了相当好的制度设计，但当下依然欠缺的，不仅是政府相关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更需要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与高水准监管。
业已启动的新一轮金融开放能否取得预期成效，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总结以往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经验，因应国内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变化，亟须通过金融国际化和国内外市场联动将行为触角深度嵌入国际市场，创新跨国并购形式，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并购、重组、入股等方式，增强对这些企业股本的影响力和主导力，提升中国对全球资本的控制力，以期早日形成一批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超级金融机构。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金融监管从来只有恒久的命题而无终结的答案，真实世界里也很难找到固化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这就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独特新兴大国，必须在没有适配的监管参照系的条件下，找到金融监管能力供给和金融创新与发展之间的均衡点，力争使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有效协调，以构筑稳健且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对金融风险的前瞻性预警，扎紧金融安全篱笆，整固金融防波堤。
据已披露的信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从职责上承担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金融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审议重大规划的职责，将负责制定未来大纲式的发展和监管规则，推进落实既定宏观审慎政策，并从机制上保证金融协调监管的效率和效果，更好地实施统一监管、专业监管和穿透监管，以改变原有的“孤岛式”监管现状。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被广泛视为大国主导全球经济分工的主要杠杆，堪称“国之重器”。而现代金融得益于技术进步和人类交易行为的不断发展，已不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等形式，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贸易价值链、机制设计与创意，尤其是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某种意义上，一国金融竞争力如何，直接决定该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美国之所以自1944年以来一直较为稳固地把持着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主导权，除了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体系之外，其背后蕴藏的是美国精心培育并不断整固的对现代复杂金融体系及配套的运营管理能力，包括美国强大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体系对金融市场发展和资产定价权的把持，以标普、穆迪为代表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各国主权信用命脉的某种掌控。此外，具有准立法权、准司法权、独立执法权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全球最庞大的顶尖金融人才库使美国在金融创新尤其衍生品设计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进而不断培育和强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发言权，直至拥有对核心金融信息的垄断权。
但是，即便是拥有全球最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最多金融家的美国，也没有找到如何实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均衡的最优解。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的近20年里，美国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极力延伸金融的边界：在国内，美国为了填补技术停滞之后留下的经济增长缺口，于1999年抛弃了经典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推出了以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了金融监管。结果，美国经济在录得空前繁荣之后留下了一地鸡毛，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严重失衡。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与金融衍生工具的助推下，华尔街推出了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使得风险评估无法跟上产品的开发，金融衍生品四处泛滥，价值链越拉越长，各家投行的杠杆率也变得越来越高，加上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的缺失，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领域引爆了那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可见，金融尽管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但金融创新一旦脱离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与演变的逻辑来看，其重要特点就在于其爆发时间的不确定性、传导机制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对经济系统的深度破坏性。即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金融强国，在防范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方面也有深刻的教训。
殷鉴不远，对我国这样一个新兴经济体而言，金融稳定与发展的目标指向，是服务实体经济，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支柱”的机制设计不久前出台，这是我国在镜鉴国际经验尤其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要求，并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弥补了原有金融管理体制中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
众所周知，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核心表现在物价与资产价格的互动上。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如果出现大幅波动，最终将会对物价和经济产生明显的冲击。宏观审慎政策的引入为央行提供了通过逆周期调节杠杆影响资产价格，进而维护金融稳定的能力。因此，近年来主要经济大国越来越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
回首过去这些年，由于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及对资本账户实行严格管制，在应对国内外金融市场波动时能做到成竹在胸，国际资本不敢轻易挑战我国的金融防火墙。而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情况在发生变化，资本进出越来越容易，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做好应对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应准备。央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尽管已初步发挥作用，但在跨市场、跨产品、跨行业监测与预警等方面依然不足。由于我国金融加速开放但相关补位措施不足，以及跨境监管能力仍存在欠缺，加上在金融创新与开放过程中尚未建立起与之匹配的管理复杂金融系统的能力。因此，无论是核心金融信息的管控，还是监测系统的统筹协调，乃至应对突发金融事件的快速反应等，都还需要经验积累及技术保障。而如何做到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有效协调，防止不同部门之间在政策目标上出现的不一致，避免不同行业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校正监管政策在执行与传导中出现的偏差，更是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
金融监管从来只有恒久的命题而无终结的答案，真实世界里也很难找到固化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这就决定了像我国这样的独特新兴大国，在没有适配的监管参照系的条件下，必须尽快找到金融监管能力供给和金融创新与发展之间的均衡点，以构筑稳健且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对金融风险的前瞻性预警，扎紧金融安全篱笆，整固金融防波堤，探求独特新兴大国金融监管新范式。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