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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
今天,中国日报网报道:“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10月30日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育龄妇女人数大规模减少等因素,今年全国的出生人口较去年相比将出现下降,且这种趋势未来几年将持续。”
翟教授终于承认今年出生人口将出现下降了。然而,2016年11月26日,第一财经网报道:“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认为,2016年出生的人口中,属于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孩子数量并不多,更多是单独两孩政策的效果。他分析,从备孕到怀孕再到孩子出生,大概需要16-18个月的时间,全面两孩的效果要到2017年才显现出来,到2018年达到出生人口的最高峰。”
可见,翟教授当时预测2017年出生人口高于2016年,而2018年出生人口又高于2017年。但事实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出生人口比2016年减少63万人。现在翟教授又承认今年出生人口将出现下降,完全推翻了他两年前的预测。
翟教授过去对中国人口有过多次离谱的预测,例如,2014年翟教授与其学生合写的一篇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后,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峰值会达到499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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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生二孩社会抚养费 |
何亚福
今天,微博认证为“婺源发布”发表了一条题为《关于江永亮网络反映婺源县卫计委不应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一事的回复》的微博,主要内容如下:
【江永亮,婺源县赋春镇甲路村人,1977年9月出生,非农户口,其与妻子张旺琴(婺源县赋春镇甲路村人,1976年10月出生,农业户口)于2009年12月3日登记结婚,江永亮系初婚,婚前未生育子女,张旺琴属再婚,婚前曾于2001年9月15日生育一男孩。两人婚后于2009年12月23日生育一男孩,取名江某楷,于2015年12月16日再次生育一男孩,取名江某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和《江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该夫妇于2015年12月16日的生育行为属于计划外生育。婺源县赋春镇人民政府在了解到该夫妇的违法生育行为后,于2018年1月27日依法向该夫妇下达了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并多次上门催缴,该夫妇拒不履行。2018年9月6日,赋春镇政府经县卫计委审核后,依法向婺源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婺源县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9月10日做出行政裁定(裁定书编号:(2018)赣1130行审55号),准予对江永亮、张旺琴夫妇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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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据 |
何亚福
到今天为止,今年上半年已经过去2个月了,但国家卫健委仍然没有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出生人口数据(或住院分娩活产数据)。
有人可能会问:国家卫健委有这个数据吗?2017年1月22日,时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住院分娩活产数是按月上报汇总”。所以,国家卫健委(以及其前身国家卫计委)应该有这个数据。每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都公布了上一年度的住院分娩活产数。
根据近几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的住院分娩率已达到99%以上。如果住院分娩活产数据是真实可信的,那么这一数据应该非常接近实际出生人口数量,误差不超过1%。因此,在本文中,“住院分娩活产数”与“出生人口”这两个概念作为同义词使用。
事实上,一些地方的卫计委已经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数据。例如,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共出生38.3万个婴儿,比去年同期减少5.6万个;南京市出生4.3万个婴儿,比去年同期减少约5000个。
国家卫健委(以及其前身国家卫计委)网站上公布的人口数据比较少,这一点比民政部网站差得多了。民政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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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基金财经时评 |
何亚福
近日,《新华日报》刊发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针对中国人口出生率面临断崖式下跌提出相应对策,其中有一项建议是设立生育基金制度,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并领取生育补贴,如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8月16日,我在腾讯新闻“企鹅问答”栏目发表了对这一建议的评论,财新网也刊登了采访我的报道,主要内容如下:
“公民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这一建议的初衷是为了提高生育率,这个目标是对的,但所采用的手段却是错误的。
首先,目前我国社会保险五险费率合计为39.25%,在世界上属于较高水平。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如果实行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不可避免会进一步推高社会保险费率,增加企业用工成本,这与“十三五”规划的有关建议背道而驰。
其次,为提高生育率而出台的政策,应该是能够减轻所有养育家庭(包括一孩家庭)的负担,而不是加重其负担。比如对有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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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财经时评 |
本文刊于2018年8月15日《新京报》
何亚福
近日,朋友圈流传一篇文章,讽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与其学生合写的一篇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该论文发表于2014年,主要结论是:全面放开二胎后,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峰值会达到4995万,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峰值达到4.5左右。
众所周知,2016年和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头两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这两年的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人,远不到4995万人的一半。显然,上述论文的预测确实大大高估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
当然,这篇自媒体文章也多有偏颇,一来将学术讨论引向对作者的道德评价,有人身攻击之嫌;二来也有些断章取义,该论文虽然预测“偏了”,但也提到“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显改善我国总人口未来进入负增长的趋势”、“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这类比较中肯的观点。
不过,撇开该自媒体的观点不谈,“中国人现在为何生育意愿如此低迷,以至于让专家学者都始料不及”显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实际上,近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大多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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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2018年7月20日《新京报》
何亚福
最近,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率先提出奖励生育二孩的家庭,引发很多讨论。有媒体发现,在辽宁之外,全国已有多个地方相继出台“催生”二孩的奖励政策,比如,新疆石河子市、天津市、湖北省宜昌市、仙桃市等,给生二孩家庭发分娩补贴、奶粉补贴等。
影响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育成本太高。各地出台的奖励二孩家庭的政策,目的也是减轻育龄夫妇养育二孩的负担。但是,只是补贴有用吗?
我认为,一对夫妇是否愿意生育二孩,并不仅仅涉及这对夫妇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与其生育观念和育儿方式关系更大。
很多人以“生得起二孩,养不起二孩”为理由,来解释为何不愿生育二孩。但事实上,“养不养得起二孩”,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生育观念问题。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远远比不上现在,但那时一对夫妇普遍生四五个孩子,并把他们成功抚养成人。以我的家庭为例,我父母有三个孩子,都在实行计划生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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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
7月11 日澎湃新闻网报道:7月9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暖泉镇桥上村一农家娶亲。农户高海贵的11位女儿,凑了32万元为家里唯一的、年龄最小的弟弟高浩珍办婚礼。村民拍下结婚典礼视频,引发网友对“重男轻女”“彩礼高”等问题的质疑。
针对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论,我想简单说说我的几点看法:
一、追求儿女双全,不是重男轻女
一对夫妻生了N个女儿后,一直生到儿子才停止,是不是重男轻女?我认为,如果这对夫妻在生育这么多孩子的过程中没有进行性别选择的堕胎,那是追求儿女双全,而不是重男轻女。如果这对夫妻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堕掉女胎,留下男胎,这种做法才是重男轻女。
同样道理,如果一对夫妻生了N个儿子后,一直生到女儿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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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
近日,有两则关于奖励生育的消息引起网络热议:一是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要对生育二孩家庭给予奖励;二是澎湃新闻报道:今年以来,国家卫健委已组织专家,研究奖励生育的可能性,测算对不同孩次家庭给予奖励,所能带来对刺激生育的不同效果。这项研究预计将在年底完成,届时可能上报有关部门。
有人认为,奖励生育,等于是用少生孩子家庭的钱来奖励多生孩子的家庭,这不公平。
我认为,奖励生育是否公平,要分两种情况来讨论:
第一种情况,奖励生育二孩家庭,但处罚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家庭。比如,辽宁省虽然决定要奖励二孩家庭,但同时辽宁省并没有全面放开生育,仍然要处罚所谓的“超生”家庭。《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不符合法定再生育条件多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按照计征标准5倍以上10倍以下的标准缴纳(社会抚养费),不符合法定再生育条件多生育二个子女以上的,以多生育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标准,按照多生育子女数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我认为,在奖励二孩的同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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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2018年7月2日《新京报》
何亚福
媒体报道称,辽宁省老龄办公布的《辽宁省2017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辽宁省户籍总人口为4232.57万人,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958.74万人,占总人口的22.65%,辽宁省已经步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
辽宁省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出生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二是老年人口寿命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龄化。三是人口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辽宁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2017年常住人口减少8.9万,在全国排名仅位于吉林、黑龙江之后。
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都会改变人口的年龄构成,但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更大。寿命延长使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但要影响到人口老龄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出生率的降低将立即减少幼儿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
辽宁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辽宁省的出生率分别为6.60‰和6.49‰,而这两年全国的出生率分别为1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