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奇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的回忆录《热切读者》（Avid Reader: A Life）近日问世。戈特利布一辈子和书打交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崭露头角，七八十年代在克瑙夫出版社蒸蒸日上，还当过一段《纽约客》的主编。他为人谦逊，极少接受采访，和另一位传奇人物麦克斯·珀金斯一样，他相信编辑应该躲在幕后。当约瑟夫·海勒告诉记者他多么感激编辑帮他把《第22条军规》修整成型，戈特利布大为不满，他电告海勒以后不许再这么说，“读者不应该知道编辑的干预，他们有权感受阅读是在直接与作者交流”。“编辑就是服务性工作，出版行内的事情最好就限于行内。”正因编辑工作的低调，普通人不会知道戈特利布是谁，他

据卡罗琳的作家房客乔纳森·拉班的观察：“同洛威尔一起生活成就了作家卡罗琳；洛威尔发现了卡罗琳的天才，她得到了解放。他对她讲故事的方式（她爱讲精彩的丑闻故事）着迷不已，简直是夸张的杰作！她从不区分生活和虚构。”

　　1971年5月索尼娅·奥威尔邀请卡罗琳和洛威尔看先锋戏剧“怪人、先知和女巫的新团契”，之后有一场索尼娅主持的专题讨论会。这部妇女解放的 早期宣传作品把卡罗琳和洛威尔给恶心到了。虽然他俩都同情左翼，但并没有准备宣扬女人干坏事。当年6月3号的《听众》杂志上登了卡罗琳讽刺该剧和讨论会的 评论，惹了众怒。她文章结尾处引用了对剧作者简·阿登的采访，其中阿登大肆抱怨东道主索尼娅和她的自由派同伙毁了该剧的“气场”。卡罗琳还不怀好意地参观 了阿登在小威尼斯运河边的豪宅，点穿了阿登革命修辞的装模作样。这文章刊出后，洛威尔给朋友写信说“全副武装凶神恶煞的女同性恋开始在卡罗琳家附近出 没”。

　　洛威尔在贤妻挚友伊丽莎白·哈德维克和情人女神卡罗琳之间摇摆不定了许久，直到卡罗琳怀孕，他才真正下定决心离婚。在卡罗琳怀孕的头几个月中， 洛威尔勉力维持了心智的清醒，没有发病。拉班说：“洛威尔控制自己

越是深挖退欧公投，我们越无法预知最终后果，不管是在这辈子还是下辈子。可以确定的是，所有预测都是浪费纸，而就表演艺术而言，从任何操作层面看， 少了就是少了。退欧公投结果刚出，我就听到了不少对英国和欧陆之间巡演和歌剧项目交流的担忧。就说最基本的，现在科芬园皇家歌剧院要是临时想从都灵召唤一 位爱沙尼亚首席女伶来救场，恐怕她都赶不上演出，因为她得先申请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工作许可证，然后还要在希思罗机场入关处排那个“外国人”的非人长队。整 个夏天歌剧院领导都在研究备选方案。

　　英国艺术界，没有一个人相信退欧会是件好事。艺术草根的前景就更惨淡了，这从我社交媒体里成千上万条乐手的抱怨就能看出。既然预测无用，我们只 能且行且看。然而无可辩驳的是，当夏季音乐节结束，现实世界重开票房时，一切都会改变。地平线萎缩了。期待更低，抱负打折。分割线已经画下。

　　就这一点，允许我直言，并不是坏事。过去二十年里，不管是体育还是艺术，标准不断提升，票价也水涨船高，公众开始抱怨初心的失落。2005年2 月14日那个周一晚上温格派出的十六人阿森纳阵容竟无一个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或爱尔兰人，温格未受责备，因为

4月28日英国作家珍妮·迪斯基（Jenny Diski）去世，虽是意料之中，仍令许多忠实读者伤感。两年前她被诊断出肺癌和肺纤维化，等于判了双重死刑；身为一个作家，在明确自己时日无多后，洒脱 如她亦不能免俗。“我大概要写一本癌症日记了，他妈的又是一本。”在无数人写过癌症日记后，她还能对这一主题有什么新鲜的突破，是骂“他妈的”的原因。 2014年9月《伦敦书评》开始连载迪斯基的癌症日记，病痛折磨也时常让她回首往事，她写到了少年时代被多丽丝·莱辛半收养（没有办过正式的收养手续，但 她住在莱辛家里）的经历，以及她与莱辛复杂的情感关系。她十四岁时被学校开除，母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新书《他们的应许之地》（Their Promised Land: My Grandparents in Love and War）从回忆1950年代的英国家人圣诞大餐写起，那时的家宴长达一整天，好像爱德华时代一般尽情饕餮。布鲁玛童年记忆中的外祖父母的生活，“看起来非 常非常英国”。他的外祖父母伯纳德和薇妮弗雷德都出生于德裔英国家庭，就像E.M.福斯特《霍华德庄园》的翻版。伯纳德上过公学，一战爆发后自愿入伍当军 医。在等待恋人回家成婚的日子里，薇妮弗雷德在牛津学习文学。他俩一直保持通信，互诉衷肠。一战结束后，伯纳德因为是犹太人，没法在伦敦大医院找到工作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为自传体小说取名为《我的奋斗》时，就已经做好了声名狼藉的准备。不过与元首希特勒同名自传的踌躇满志相比，克瑙斯高的“struggle”更像苦命挣扎。这位挪威六零后用深度自曝的手法将自己打从记事起的人生经验和盘托出，洋洋洒洒写了六大卷三千五百页。在挪威据说有不少公司定下“禁谈克瑙斯高日”，因为员工总爱在上班时聊《我的奋斗》，太耽误工作。

虽然是自传体，但所有文学评论都将之归入小说类。因为克瑙斯高说自己记忆力不佳，而且年轻时经常喝酒喝得不省人事，根本记不得书里呈现的那么多逼真的细节。《

      你不必是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粉丝，甚至不必是球迷，也能看出差别。几个月前红军还群龙无首乱成一团；今天他们能让英国最好的球队心惊胆战。还有莱切斯特城，上一赛季还苦苦挣扎着能否留在英超，今天他们已是赛季顶尖。

　　是什么点石成金？这两支球队队员没变，队服没变，甚至队形也差不多。唯一的新面孔是教练。换帅之后，士气迅速重振，跑得快了，进球了，自信提升，人人脸上洋溢着笑意的光芒。

　　转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恐怕即便是当局者也解释不清。最接近的类比大概是一支管弦乐团换了新指挥。比如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小泽征尔和詹姆斯·列 文时代一片死气沉沉，换上年轻的安德里斯·尼尔森斯之后，突然神气起来。伦敦交响乐团早已习惯瓦莱里·捷吉耶夫的缺席，乐手只好自学指挥以防万一；自从西 蒙·拉特尔当选新掌门后，乐手的指尖好像涌出一股清泉。斯卡拉歌剧院乐团在里卡多·夏伊的棒下则完全像换了一支乐团。

　　足球教练和指挥大师的相似处如此之多，我很奇怪竟然没有人开始卖指挥战队卡（如果你不知道Match Attax cards是什么，可以向随便哪个八岁小男孩请教）。足球俱乐部花大价钱学来的经验，管

我用了半个世纪跑遍全球各大歌剧院，要为有遗漏找借口的话，必须说：这可是斯卡拉的错。这间歌剧院把自己弄得比哈顿园（译注：英国最大的钻石珠宝交易市场）的珠宝金库还难进。

　　在前电子邮件时代，如果你好不容易接通一个米兰的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一通机关枪似的意大利语，恐怕只有受过高度训练的多尼采蒂歌剧里的主要配角 才能听懂。要是你撞大运接通媒体公关的电话，就会感受到能与拜罗伊特一拼的自大和排外。我用了好一阵子才开始理解斯卡拉公关的痛苦，他们对艺术痴情，却要 调和艺术家的虚荣与民主的透明之间那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过这是题外话。

　　回到雾霾时代的伦敦，我的歌剧处女听是在萨德勒·威尔斯剧院，十九路公交车上总是欢乐洋溢，要是谁穿了皮草外套或是晚礼服上来都会被乘客笑掉大 牙。老威尔斯剧院在中世纪是逗熊场，歌手们上台时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这里人说的英语都带着女王式的精准。我看了两次《费加罗的婚礼》后才明白这是一出喜 剧，威尔斯剧院是如此执着于英式朗诵，每出戏都让人感到踏踏实实的存在，它的后来者英国国家歌剧院也保持了这一特性。

　　科芬园皇家歌剧院从来没让我感到暖意。为了写书做研究，我在

卡罗琳对婚姻心灰意冷，离家出走后，在意大利遇见了高大英俊的好莱坞编剧伊凡·莫法特（Ivan Moffat），为了尽快忘掉卢西安，卡罗琳决定跟着莫法特去好莱坞，想看看自己的美貌和文才是否能在演艺界有所发挥。

　　莫法特几年前刚离婚，前妻娜塔莎·索罗金在索邦大学读书时曾加入萨特、波伏娃的“乱交家庭”，和两人都有暧昧关系。作家衣修伍德和莫法特在好莱坞毗邻而居，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莫法特：“他总是那么俊，眼睛明亮清澈——这是必需的，因为这双眼睛总是停留在姑娘身上。”

　　1951年，莫法特曾与导演乔治·史蒂文斯合作，将德莱塞的《美国悲剧》改成电影。大家都为片名犯愁，怕《美国悲剧》会吓跑观众。莫法特想到了 A Place in the Sun这个好题目，来自一战前德皇威廉二世的讲话。该片由伊丽莎白·泰勒主演，中译《郎心似铁》或《晴天恨》，史蒂文斯凭借此片问鼎奥斯卡最佳导演。

　　卡罗琳和莫法特住在洛杉矶阿德莱德大道上的现代公寓里，对着圣莫妮卡峡谷。卡罗琳应该不会太闷，隔壁就是衣修伍德和画家小男友堂·巴查迪的爱 巢，何况好莱坞当时有一群英国文艺圈移民，比如作家阿道斯·赫胥黎，摄影家塞西尔·比顿，演员艾尔莎·兰

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文学评论家，《地平线》杂志创始人）这样描述卡罗琳·布莱克伍德：“一个有着巨大绿眼睛的致命美女，她不修边幅骨瘦如柴，却能唤起最浪漫的激情。”他俩有一张著名的合影：在苏荷区的威乐生蚝吧门口，卡罗琳穿着格子花呢外套，看上去饱经风霜的样子；康诺利则一脸招牌愁容，像个受气包似的两脚向内交叠地站着。

以前写到安·弗莱明牵线搭桥让康诺利买下了油画“阅读的女孩”，救了卢西安和卡罗琳没钱用的急。其实安也有自己的算盘。作为伦敦最出名的社交名媛和沙龙女主人，她希望结交一些上档次的文化人，取代肤浅的名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