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2%。王小鲁认为，这几年的调查显示，灰色收入总量不断变大，并且从高薪阶层向中高收入阶层扩散，反腐败非常必要。

　　反腐败要靠体制改革解决

　　新京报：你先后在2007年、2010年、2013年做过关于灰色收入的报告。你最初是怎么关注到这个话题的，做这个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王小鲁：我们在2004年就感觉到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分析收入差距过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变动趋势是什 么。随后发现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没有充分反映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和实际的收入差距状况。为了搞清楚实际情况，从2005年开始进行关于居民实际收入 的调查和研究。这也就必然涉及灰色收入的问题。

　　至于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为解

　　我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自2010年发表后，引起了不少关注和争论。其中，罗楚亮、岳希明、李实的一篇文章，对这个灰色收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认为我对灰色收入的估计结果“超出人们常识”，方法上有“比较严重的缺陷”，表示“不认可”这项研究(两文分别见中信出版社《比较》第48辑(2010)和第52辑(2011))。我对这一质疑表示欢迎，并期待学术界更多的讨论和研究。鉴于我与三位质疑者在一些基本看法上，及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上都存在分歧，有必要对上述质疑作一个答复。

　　1. 灰色收入和收入差距是否被夸大

　　我在灰色收入报告中指出，目前的居民住户统计数据严重低估了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也低估了收入差距。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样本中的高收入居民，有明显低报收入的倾向，特别是灰色收入，基本上不可能反映出来；其二，现行的住户统计调查对高收入样本有遗漏。两者都会使数据发生系统性偏差。我的报告主要对低报收入的偏差进行了估算和纠正。这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未必完善，其中对最高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的推算可能仍是偏低的。

　　质疑者承认现行统计数据存在这两方面问题，但对我估算的收入差距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明显下降的趋势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要解决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劳资协商谈判制度，迫切需要完善法制、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王小鲁/文

　　目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是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基本原因。

　　并非统计口径问题

　　也有学者提出，劳动报酬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或完全是)统计口径变化造成的。他们提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2004年之前个体工商户业主的报酬原来在统计中算为劳动者报酬，2004年经济普查后，国家统计局调整了有关统计口径，把其业主所得改按营业利润计算，导致劳动者报酬比重突然下降。

　　另一个理由是，在统计中农业收入基本上计为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在农业增加值中比重高于其他产业；随着农村劳动者转入城市、农业比重下降而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等结构变化，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自然会下降。有学者认为，这同样是统计口径问题，因为农业收入本来就不应该全部算作劳动者报酬，因此实际上原来就高估了劳动者报酬。

　　以上两个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林密

经济观察报：当前中国城乡、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你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实质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存在历史原因，即中国现在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过去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因为劳动力的充分供应，抑制了工资水平上升，使劳动报酬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同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等其他要素回报上升，也导致劳动回报相应减少。

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体制问题，例如垄断部门的垄断收益、资源收益、土地收益的分配体制，很长时间以来没有理顺，使得既得利益者利用体制缺陷获得相关收益，并将这种既得利益强化、固化。其中腐败导致的收入分配失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此外还包括各级政府过于重视经济增长、重视投资，忽视充分就业、忽视改善公共服务等政策方面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你曾说过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林密

经济观察报：当前中国城乡、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你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实质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存在历史原因，即中国现在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过去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因为劳动力的充分供应，抑制了工资水平上升，使劳动报酬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同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等其他要素回报上升，也导致劳动回报相应减少。

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体制问题，例如垄断部门的垄断收益、资源收益、土地收益的分配体制，很长时间以来没有理顺，使得既得利益者利用体制缺陷获得相关收益，并将这种既得利益强化、固化。其中腐败导致的收入分配失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此外还包括各级政府过于重视经济增长、重视投资，忽视充分就业、忽视改善公共服务等政策方面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你曾说过

3月18日,题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前景”的CCER论坛在北大对外交流中心召开,论坛期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他更偏向于将“中国模式”称为“中国道路”,而这种发展模式是依据中国国情而制定的,未必可以放任四海,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王小鲁提出,现在把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方式叫做“中国模式”并不合适,因为模式是相对成型的事物,现今的中国还处于探索与发展的时期,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模式,经济改革上取得的成就不能完全代表整个社会的发展,他本人更偏向于把这一模式叫做“中国道路”。

　　同时,在王小鲁看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不同发展阶段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一定可以放任四海,有些时候,这一模式甚至还会被国际言论发难诟病,但是,只要这种发展模式适合中国的改革道路,它就是中国的第一选择,这一点是无需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