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在彭城兵败之后，魏王豹和其他诸侯纷纷叛变。韩信领兵去攻打魏王豹，魏军重兵集结于——蒲板(今山西永济北)封锁黄河口临晋关，阻止汉兵渡河。虽然双方的兵力不详，只知均为重兵，但在战略上，魏王豹有强大的项羽为后盾，有恃无恐，韩信显然处于劣势。面对有河险可守，有后援可待的敌重兵集团，韩信采取了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他增加佯动部队，集中大量船只假装要由临晋关渡河。暗中却调兵遣将，突然袭击魏后方，迫使魏王豹仓惶应战，兵败被擒。

韩信所以能够做到避实击虚，首先是因为他研究敌情，掌握了魏王豹的有恃无恐，以为只要守住渡口，汉军就无奈我何的心理。韩信针对这一心理，用佯动部队和船只紧紧吸引魏王豹的注意力，使他不再旁顾。其次，是因为韩信注意调查战场地形，找到了魏军认为不能渡河因而没有设防的渡河点——夏阳，远程迂回，达到了出奇不意的效果。最后，还因为韩信精心探索，别出心裁地找到了渡河的器材——木罂。用木罂而不用船只，就有效地隐蔽了渡河意图，蒙骗了敌方。这就启迪人们：避实击虚是以弱胜强的良法，然而要做到避实击虚，必须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研究敌情和战场条件，通过合理的机动，才能牵制强敌之实，打击强敌之虚，战而胜之。

背水列阵——巧用心战

韩信在井陉口击破赵军的战役，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上，都是以弱战强。赵军号称“二十万”，韩信的军队号称“数万”，而且大部分是刚从乡镇上招来的新兵。赵军统帅成安君自认为有绝对把握，用不着什么“诈谋奇计”也可以轻取韩信。在兵力悬殊的形势之下，韩信深知不能力战，只能智取。他采取了背水列阵的战法。这个战法的奥妙在于，通过打击强敌的精神力量，来消弱它的物质力量；同时，又通过增强自己的精神力量，使自己弱小的物质力量发挥出成倍的威力。

先说背水阵何能增强己方的精神力量。因为，韩信兵力既少，又多是缺少纪律和临战经验的新兵，在强敌面前容易畏阵退逃，只有置于没有退路的背水阵中，才能死里求生去拼命奋战。韩信就使怯弱之兵变成了勇敢之士。这一仗中，汉军士兵在背水阵中，以殊死之心，以一当十，努力坚持，最后迫使赵军后撤。

再说韩信如何以背水阵为契机，一步步地摧毁赵军胜利的信心。最先，赵军望见背水阵，认为此阵违背了通常兵法，不由得大笑，讽刺韩信不会用兵。这样，就使赵军产生轻敌思想，军心由警觉渐渐松懈。接着，韩信又亲率一部兵力前去决战，吸引敌人迎击。韩信佯败后退，进入背水阵。韩信败走背水阵，又使赵军产生对方无路可走、败局已定的错觉，从壁垒中倾巢而出，冒险追击，军心便由松懈转向狂躁。在韩信佯败的时候，他预先派出的伏兵，乘虚而出，进占赵军的空垒，拔下赵帜换上汉旗。赵军攻击背水阵久攻不下正欲撤退的时候，突然看到壁垒上面插满了汉军红旗，误以为主帅被擒，后路被断，斗志一落千丈，军心由狂躁变为惊恐，进而秩序混乱，汉军乘胜夹击，大获全胜。

示弱诱敌——半渡而击

韩信破齐之战，也是以弱击强的战役。当时，韩信孤军深入2000里，齐军不仅占有地利优势，而且得到了项羽派来龙且的20万援军。龙且十分轻视韩信，部属劝他长期坚壁防守，使韩信缺粮自溃，自动投降，他骄傲地说：“韩信容易对付，我不战而受降，有什么功？”决计与汉军会战。汉军和齐楚联军，夹滩水布阵，韩信决定利用滩水，创造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战场条件，使敌人的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使自己的弱中之强——胜兵远征，锋芒锐利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因此，会战的前夜，他命令士兵用1万多条口袋，装满沙石，堵截滩水上游。决战时，他亲率一部兵力，强渡滩水，去攻击龙且军队，然后，又佯装不支，撤退过沙河。龙且只当韩信果然胆怯，立即渡河追击。此时，韩信命令部队在上游决开堵堤，河水急涌而下，龙且的主力无法再渡，军队被分割成为两部分。汉军对于已渡河的部分齐楚联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形成了绝对的优势。于是，韩信迅速攻击，击杀龙且，龙且的败亡又引起其未渡河那部分主力散乱逃奔，韩信乘乱追击，全部俘获齐楚联军。

韩信能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强弱，正确地对待强弱。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韩信三次以弱击强的战役，都借助了江河流水，而三次对河流的利用又各不相同。一次是声东击西；一次是背水列阵；一次是阻水淹敌。在对敌作战上做到了因敌而变，因势用兵，三次用水而奇招不同，创出了军事史上令人赞叹的战绩。

吕不韦的人生无疑是成功的,而他的成功来自于一笔大投资.

那一年，秦国的吕不韦在赵国做珠宝生意，生意做得很大，人有点不上档次。所以，吕不韦决定转行，做一个天使投资人，看中的就是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王子子楚。

子楚因为是秦王小老婆生的，所以混得很惨，被扔到秦国的死对头赵国当人质。而且一付你爱死不死，我们就在秦国，不理不顾的样子。

子楚的生活费以及夜生活基本靠自理啦，理了一段就有点山穷水尽。出门连个滴滴专车都没有。

吕不韦觉得这是一个投资机会，找到子楚，给了子楚一个壁咚。

“子楚， 我要光大你的门庭！”

子楚一把就把吕不韦推开了。

“你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

你丫谁啊，以为请我吃顿饭就能跟我平起平坐啊。老子虽然是脱光的凤凰，但依然是凤凰，你丫是赚了钱的鸡，但还是鸡啊。

吕不韦没有生气，他说了一个看似平常，其实琢磨一下很有意思的话。

“我的门庭正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

对了，这句话相当关键，因为历史上所有成功的窍门就在这里了：你要是想成功，先帮别人成功了再说。

将吕不韦这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后浪李斯也是这么干的。

李斯想成功都快想疯了。他觉得自己如果不成功，就是一只呆在厕所里的小耗子，浑身不舒服，想吃口屎都怕被人抢。所以他专门跑到了咸阳，拿着自己的策划书，守在秦始皇赢政的厕所门口，最后在电梯里融到了资。

可是，李斯是怎么说服秦始皇的呢？

李斯说，我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景象，在那个景象里，秦王你是天神下凡，像扫除尘土一样扫平诸侯，诸侯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服从秦王您。秦王您将成就前人从未成就的伟业。您的手中握着万世难逢的机遇。您将是万王之王，天下的财富美玉都将是您的囊中之物。日之所照，尽是大秦国土。

秦始皇一听，哇靠，我这么牛逼啊！

是的，这是秦始皇的梦想，李斯替他说出来了。

李斯其实是带着自己的梦想来见秦王的，他的梦想是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梦想是做一只仓库的大老鼠，不管谁进来了，都不耽误他吃饭。

可是，李斯一点都没提。因为他知道，不管他对自己的梦想有多激动，有多宏大，在赢政的眼里都是一文不值。

所以，亲们要是去跟别人谈合作，一定要多谈别人的理想，自己的能力。切忌谈别人的能力，自己的理想。

李斯也清楚，自己能够让赢政有多成功，他自己就能有多成功。

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一个领导有多成功，关键看他能否让别人成功。

项羽就是输在这上面。

公元前203年，项羽给韩信写信，说咱们合作呗，把天下划成三块，你一块我一块，我们就能一起二了。

韩信没鸟他，说我已经是杰士邦刘邦的人了。

其实，韩信一开始就是项羽下面的小渣渣嘛。当年，韩信跟项羽渡江打天下，给项羽提了一大堆的可行性建议，可是项羽一条都没听，最终逼得韩信去了刘邦的团队，转会费都没有支付。

为啥项羽不用韩信呢？

因为项羽太牛了，他相信只要自己成功了，就一切搞惦了，根本不需要带着团队一起成功。他甚至看到部下有点成功的苗头，心里相当不爽。比如他的参谋范增。

还是这一年，刘邦跟项羽准备好好坐下来聊聊，因为谁也干不掉谁嘛。项羽派了使者到刘邦那边谈数，刘邦准备了很多硬菜，然后问使者：你是项老板的人，还是范经理的人。

答：我是项老板派来的。

噢，那把这些硬菜端下去吧，上两盘凉菜。

使者大怒，马上回去报告。项羽大怒。

老子的使者还没有范增的使者有面子？！

没多久，项羽说两句风凉话，把范增气走了。

一个老板见不得部下有面子、有能力，这还怎么谈成功？

刘邦比项羽聪明多了。

刘邦不但允许自己的部下比自己强，还主动宣扬这一点。

比如他说，论送敌仆街，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论全国各地粮食包邮他不如萧何；论打架他不如韩信。

你看，人家真正有范的领导，才不跟部下比能耐，比成功呢。

刘邦心里倍清楚，自己要成功，只有帮助这些跟他一样的洗剪吹去成功。

想当年，刘邦是小县城的一个治保主任，身边跟了一大串的屌丝级干部，比如县办公室主任萧何、县屠宰定点单位领导樊哙、县公安局长曹参、县交通局科长夏侯婴等等。

刘邦一出门，屁股像挂钥匙串一样带了半个县政府领导班子。

很多年前，刘邦再出门，屁股后面就是一长串国家领导班子了。

刘邦，论颜值不如项羽，论气质不如项羽，论胆量不如项羽，论打架，那是要被项羽秒掉的。可是，人家就是比他会成就他人的成功。

大家都羡慕马云史玉柱，其实脑洞老师最佩服的是他们能够带出一大堆的富豪。

一个真正牛逼的人，一定能够成就一大堆牛逼的人。

在想自己怎么成功之时，不如多花点时间，想想自己能够帮助什么人成功，怎么帮助别人成功。

吕不韦同志就帮助子楚成功了，不但帮助子楚成功了，还帮助他成爹了。

吕不韦把自己的老婆赵姬送给了子楚，然后赵姬生下了赢政。

当然，吕不韦的结局不太好，因为他后来不帮助别人成功了，而改成帮别人怀孕了。

那时，赵姬已经升级为赵太后，地位一高，体内的洪荒之力越大，从而与吕不韦恢复并保持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吕不韦，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对自己的接待能力十分不自信。

于是，吕不韦找了替补，把拥有太阳轮一般的男人嫪毐送进了宫，从而拆了赢政的台。赢政很生气，把他贬到蜀地。走到半路，吕不韦自杀了。

史书写得戚戚惨惨。不过，要是成宫人士太史公没有写错的话。赢政其实是他吕不韦的儿子嘛。

那有什么惨的，自杀之前，吕不韦心里还要嘿嘿嘿呢。

赢政啊，赢政，老子就是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还不得不流着我的血建设大秦帝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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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资料图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的皇帝削弱节度使的权利都没成功，而宋太祖赵匡胤用“杯酒”就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呢？要考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什么能够成功，首先得了解赵匡胤这个“杯”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酒”，是兔死狗烹的“毒酒”，还是香醇可口的“佳酿”？

赵匡胤自己就是通过兵变夺取的政权，所以，他对军人掌权过大有着深深的忌惮，尤其是他上位之初，就暴发了李筠和李重进等两位节度使的叛乱，更加深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忧虑，也更增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如何让自己的位子更加稳妥牢靠，如何消除五代以来不停重复上演的兵变，这是他上位后要做的头等大事。

凡有大事，赵匡胤就会想到赵普。所以，961年，也就是赵匡胤登上皇位的第二年，七月的一天，他专门找来赵普，问他唐末以来，五十年间换了八姓十二个皇帝，如今我得天下，如何长久？赵普提出的对策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于是，赵匡胤依计而行。

赵匡胤的“释兵权”其实是分步实施的。他先从比较疏远的将领开始，如张光翰、赵彦徽、慕容延钊、韩令坤，这四人既不是他的义社兄弟，也不是跟随他时间很长的，甚至私交也不很深厚。因此，对于他们，手段相对简单一点，但虽说简单，不过也没有亏待他们，先是，张光翰、赵彦徽分别罢去侍卫亲军司马军和步军都指挥使职务。接着，免去了慕容延钊的殿前司都点检一职，随后免去韩令坤罢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职务。对这些人，都作了较好安排，一律到各地任节度使，加使相头衔，给予极高的礼遇。

对于他那些义社兄弟，赵匡胤的手段柔和一些。961年秋的某日，赵匡胤叫来石守信、王审琦等义社兄弟和开国功臣，大家一起喝酒。喝着喝着，赵匡胤忽然不乐起来，大家问何故，赵匡胤说，假如不是你们出力，我怎么会有今天，你们的功劳，我当铭记。只是如今做了皇帝，却老是睡不好觉。大家又问何故。他说，这原因，你们自然知晓，做皇帝威风八面，谁不想做？大家吓得立马跪倒，当面表达忠心。赵匡胤接着说，你们忠心耿耿，我不怀疑，但如果你们的下属贪图荣贵，到时候将黄袍披到你们身上，那时就由不得你们了。

这下可把大将们吓死了，赵匡胤话里有话，明显有猜忌，一旦皇帝开始猜忌，那说莫说荣华富贵，就是卿卿性命也难保。因此，他们磕头如捣蒜，请皇帝指明出路。赵匡胤见时机成熟，就直接说，人生短暂，有功劳不如有富贵，你们何不解去兵权，置产立业，为子孙谋福，又多买歌儿舞女，安心享受，这样，你们快乐，我也安心。

于是，石守信、王审琦等大将第二天就上书称病，请求解去兵权。赵匡胤立即同意他们的请求，同时，赏赐他们大量珠玉钱财，授他们节度使官衔，又与他们结为亲家，把长女嫁王审琦的儿子，次女嫁石守信的儿子，安排弟弟赵廷美娶张令铎的女儿。这就是“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之所以在“杯酒释兵权”上顺利，成功解除政权威胁，主要原因是，他没有给大将们取命的“毒酒”，而是给了他们香醇的“美酒”，所以释兵权释得平安无事，皆大欢喜，这充分显示了赵匡胤在政治上杰出的御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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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靖江王陵石像生仪仗队 资料图

藩王的坟墓该怎么修，陵园里有些什么建筑，明代的礼数规定得清清楚楚。三年里，一组庞大的不明建筑震惊着曾祥忠。这组建筑紧挨着陵园围墙，在陵区之外。这样的建筑群在几代靖江王的陵区都被发现，大的超过6000平方米。在当代，四五百平方米的独栋别墅就是豪宅，6000平方米的明代大宅子被围墙围住，有大门、中门、内门等几道门，一进大门就是个几百平米的花园。就像大户人家几代人聚居的宅子，中轴线的房屋穿过一重又一重，最多有三重，在主建筑两侧还有两排厢房。这6000平方米的地皮上，房屋数目可能达20间左右。

考古队在宅子的遗址上发现了舂米用的石臼，几垄备用来修缮房屋的瓦片，有地下排水沟，还有蓄水池。种种证据显示，这是一处长期有人居住的宅子。谁会住在陵区里？谁能在陵区里盖这么大的院落？当然只有靖江王自己。普通百姓，莫说在陵区盖房子，连靠近都难，在整个明朝，陵园有上千兵士护卫。藩王去世，继位的藩王要守丧，守丧用得着盖这么大的房子吗？守丧的时间有这么长吗？

解释历史的谜团要从明代独特的藩王制度说起。明成祖朱棣本是驻守北京的燕王，建文帝执政时他起兵造反，夺取了皇位。生怕后世有藩王照葫芦画瓢，他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苛的藩王制度。驻守各地的藩王和他的宗亲不能做官，不能考功名，不能做生意，不能做工匠，不能上战场。比这更可怕的是，藩王的活动半径只能在王府，连桂林城都不能逛。据考证，靖江王府面积275亩，虽说不算小，但让一个藩王从生到死都待在这么大空间里，形同囚徒。因而明代的封藩制度又叫藩禁。靖江王们对逃出王府有多渴望？有一位王爷半夜换上道士衣服，偷偷溜出了王府，被官府抓了回来，报告天子，被严厉斥责，差点保不住王位。王府里的女人长年见不到外人，好奇世上的人都是怎么生活。

文献记载，至少有2100多名官员因此而被革职、抄家。如雍正的十弟、十二弟皆因任上亏空而变卖家产补亏。《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庭和他的姑父苏州织造李煦也是因任上亏空而被抄了家，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

　　满清的皇帝大多都是勤政的，雍正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君主。“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日本史学研究者佐伯治如是评价雍正皇帝。雍正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和能干的皇帝。

　　治官用人以“严明”著称

　　“夫吏治不清，民何以安？”雍正治官，素以“严明”著称。在他手下，不说贪，平庸无为即难混下去。山东曹县知县王锡，到任一年多虽没有贪赃枉法之事，但既没有审完二十命盗案之一，也没有捕获一名人犯。雍正认为，不干事即是失职犯罪。摘了王锡的乌纱帽还不算，雍正还命有司判罚其五年有期徒刑。《清史稿·世宗本纪》记载，某年元旦，状元王云锦退朝和朋友相约玩牌，几局之后，一张牌不见了。有一次，雍正帝“不经意”地问汇报完工作的王云锦：“元旦以何事消遣？”王云锦据实一一相告。雍正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也。”由此他深得雍正的信任，掌修国史。

　　雍正用人，“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雍正曾给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颁过一道谕旨，吴关杰把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挂在卧室朝夕相对，后又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风上”。这还不算，他还奏请雍正命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雍正很反感地说：“你本来就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分内的事就够了，像这种迎合奉承的事朕很不喜欢。”为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雍正严禁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及建祠树碑：“嗣后如仍造生祠书院，或经告发，或被纠参，即将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

　　让贪官后代做穷人

　　雍正9岁随父巡行，19岁随父征战，21岁封贝勒，22岁建府参与政事，但直到45岁方登帝位。用他的话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所以，“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

　　登基第一个月，雍正即果断地下达了全面清查亏空的谕令。谕令要求，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3年之内务必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掩饰。如逾限期，从重治罪。3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决不宽贷。

　　文献记载，至少有2100多名官员因此而被革职、抄家。如雍正的十弟、十二弟皆因任上亏空而变卖家产补亏。《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庭和他的姑父苏州织造李煦也是因任上亏空而被抄了家，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

　　禁收地方官馈赠

　　雍正登基前及登基初，地方官须按规定向上司馈送礼金。山东巡抚黄炳奏曰：“规礼不除，吏治难清。”雍正元年发出上谕，禁止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督抚也不得以此向州县摊派。对于贪恋规礼的官员，一经发觉，严加处理。同时，雍正还清理和取缔“部费”（相当于中央官员的回扣）。

　　遇上雍正皇帝，官员们够倒霉了，尤其是贪官死了也不放过！雍正四年（1726），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说：“这些人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是万万不行的。”

　　后世评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宠臣年羹尧被封为抚远大将军，加太保。他自恃位高权重、皇上宠信，贪赃纳贿，雍正断然将年羹尧革职抄家，赐其自尽。  

 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在赴景山上吊自杀，死前他干了一件令人惊诧的事情——收葬魏忠贤遗骸，厚葬于香山碧云寺。将死之人，为什么还要干这样一件看起来没用且自打耳光的事？

我们知道，崇祯在天启七年继位，八月底登基的他，仅仅过了两个月，就开始对皇兄信任的大太监魏忠贤下手了。撤销魏忠贤宫内外一切职务，发配到凤阳祖陵司香，不久，又下令对魏忠贤由发配改为抓捕，锦衣卫派员对魏忠贤严加押送，对跟随的余党，立即擒拿。

　据说发配途中的魏忠贤得知此讯时，正在一家客栈听小曲， 逮捕令加上凄凉小曲，使魏忠贤万念俱灰。次日凌晨，魏忠贤在住所上吊自杀。随后崇祯皇帝开始讨伐阉党，对乱政太监开始大规模清算。

 他下令召回诸边镇的镇守中官，使宦官不能再拥有兵权。即位之初的崇祯帝，对宦官深具戒心，禁令不断。下令宦官非奉命不得出宫门，让宦官失去交接外廷的机会。

但是十七年后，崇祯皇帝又干了厚葬魏忠贤这等令人捉摸不透的事。

有一种说法，是崇祯之所以这么做，是在四面楚歌之际，听了随从太监曹化淳说了这样一句话——“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显然，在太监们心目中，魏忠贤比东林人那帮大臣更能干、更实用。

那么，崇祯是不是最后也是如此默认呢？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崇祯执政十七年，最大的变化，是对宦官的态度的转变，在执政之初，他杀魏忠贤，体现了对宦官极度厌恶心态，而在执政中后期，他对宦官的态度又好转起来，回到了皇兄天启皇帝当初的怪圈，重新起用太监。 

 这位痛恨宦官的皇帝，下令免去那些在天启朝被逮捕处死的阉党官员的“赃款”，释放他们的家属。 京畿卫戍之权、监督军队之权，统统交付宦官。从讨厌到依赖。这是为什么呢？

不能排除，是大臣无能与无忠，令其皇帝失望。其次，只有太监，对皇帝亦步亦趋、言听计从。崇祯皇帝或许感到，大臣们离心离德，还是身边的奴才太监最听话、值得信任。

 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崇祯在生命最后时刻做了深刻反思，继位当初，铲除魏忠贤阉党后，他重新起用了倡导儒家思想的东林党人及复社人，但是这些人在国内动荡、边关危急的存亡之际，擅长空谈、治国乏术。懦弱、酸腐和无能令其大失所望。而洪承畴等能臣，又在关键时刻，投敌变节，令信任他的皇帝颜面扫地。

   崇祯帝朱由检临死前，写下一段著名的遗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显然，这位亡国之君把亡国之责算在了外廷下大臣头上，而没有指责内廷的太监。

而他信任的太监，在国家危亡时的表现又如何呢？史书记载，这批宦官“挟势恣肆”，掣肘将领，侵蚀军饷，避敌殃民，谎报军情，冒功请赏……无所不用其极。崇祯最后时期让他们守城。结果李自成进京时一声炮响，这支庞大的不男不女的特种武装，立即作鸟兽散。

历史不容假设，但是不止一种答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太监群是皇帝的好奴才，但身心残缺的这个特殊人群中，不可能出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这样的人，即便有心护主，也无意救民，从来不可能成为历史“正能量”人物。

史事也证明这一点，清兵入关，爱新觉罗氏坐稳了中国江山。对明朝政体照抄照搬的建州女真人，起初对中国太监也是极度恶感。康熙四十年，清帝下令将魏忠贤墓夷为平地。

然而，太监在晚晴时期，与晚明并无二致，不断崛起安德海李莲英这等“后魏忠贤”人物，他们在国家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不比明朝宦官逊色多少，这种对宦官“由防到信”的怪圈，随着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中不停重复上演，可以说，这是中国皇权体制的衍生品——血缘治国的政治，必然败血、没落，没落的标志，就是最后由一帮彻头彻尾的奴才代行国家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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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画像

自古以来，住房问题就是一个让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古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想了不少法子，下面来看看我国古代公务员的住房情况如何？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当属官员的住房问题。在人们看来，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

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因此，在皇上临时给的地上盖房子、到最后又给别人住的那种傻事，当然没人肯干。

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

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

到了宋代，官员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难度就大了。当时的制度规定，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不能由地方擅自决定，需要事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就给中央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苏轼称，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至于那机关办公用房到底坏到什么样子，苏轼说，房屋都成了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苏轼派人核查计算，要把办公用房和宿舍都修好，需要四万余贯钱。于是，他“乞支赐度牒二百道，及且权依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宋代时期，苦于苛捐杂税，很多人纷纷涌往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认证，也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明——度牒，而政府则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颁发度牒。因此，当时度牒成为“有价证券”，可以卖钱170贯。苏轼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卖到34000贯，再加上按惯例从财政支取的500贯，勉强凑够修缮费用。

宋朝的政府机关大院，虽然破旧了点，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还是要好很多。不过，和前朝一样，官员一旦退休，就得让出住房。至于退休后该住哪里，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员退休后，不该住在哪儿。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3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3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朱元璋曾逼着官员给所有穷人盖房子

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时期，真正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出发，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的，要数明朝了。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农民皇帝，他出身穷苦，深知穷人无立锥之地的窘迫，因此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提上了日程。《明太祖实录》中，对此多有记载。《明太祖实录》92卷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

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于是1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

试点成功，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

朱元璋的理想主义想法，把中央的官员吓了一跳。此时，明王朝刚刚建立，财力并不充足，皇上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兑现。于是，官员找朱元璋解释，朱元璋一听生气了：你们在我手底下当官，就得体会我的心情，我可不想让我的百姓没饭吃没房住，哪怕是一个百姓也不行！

朱元璋的确太难为臣子了，也就免不了他们在下面搞点手脚骗骗他老人家。不过朱元璋的想法的确是好，他是第一个逼着官员在全国范围内给穷人盖房的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个。

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明朝房价超贵，南京国子监集资购房

明朝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至1505年)，南京的房价畸高。有多高呢？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六百两银子，一般人绝对不敢打买房的主意。《玉堂丛语》卷二，就记载了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买房故事，颇为寒酸。

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名叫谢铎，他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得租公家的房子住。30多人的租金，就是一笔昂贵的开支。于是谢铎就动了买房的念头，依照谢铎的级别，算得上是个高级公务员，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过200两银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强买一间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还不如他。

谢铎不愧是最高学府的领导，他很快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集资团购。钱从哪里来呢？从牙缝里省。把政府给他们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统统不要了，省下来一大笔钱，存起来买房子。终于，钱攒够了，“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直。”买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过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

与谢铎相比，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更厉害，他为了让手下的人有房住，给出了有力的实际行动——他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

林瀚和谢铎，一个是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一个是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拿的那点钱不仅买房困难，连付房租都觉得吃力，明朝房价之高，可见一斑。

清朝的经济适用房

明朝以后，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来越成了执政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于是，在清朝，经济适用房出现了。但是清朝的经济适用房，和现代的恰恰相反，清朝的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为特权阶层建造的。

清朝初年，大批旗人来到北京定居，清政府就将汉人统统搬到外城去住，把内城腾出来给旗人。内城的房子盖好后，清政府按品级给旗人分配，一品官20间，二品官15间，三品官12间，四品官10间，五品官7间，六品七品官4间，八品官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的普通旗人一人两间。

到了乾隆年间，旗人越来越多，内城的地盘不够用了，房子也不够分了。更可气的是，那帮分了房子的旗人吃喝嫖赌，胡吃海喝，领的钱粮不够用，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偷偷地卖了出去。乾隆很生气，一方面继续给旗人盖房，另一方面开始搞房改，搞什么样的房改呢？

第一，国家不再给旗人免费分房了(有特殊贡献以及跟皇室有特殊关系的旗人除外)，哪个旗人嫌房子不够住，可以向政府申请购买。第二，原来分到的房子可以卖，前提是你得把它从国家手里买下来，从公房变成私房，从只有使用权变成拥有所有权。于是，旗人花了很少的钱，就把原本属于公家的房子，统统变成了私人财产。举个具体例子，乾隆四年，一个叫额森特的旗人交给内务府57两银子，就买下了一个坐落在正阳门外高井胡同、拥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的小型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按市价，至少500两银子。像额森特这样享受到经适房的旗人，乾隆年间至少有50万人。

在清朝，不仅在北京城里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经适房；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以南京为例，当时明故宫至通济门的一大片区域都划给了满人。满族人聚群而居，因此南京人把这块地方称为“满城”。至今，在这一块区域内，还留有蓝旗街的名字，顾名思义，当时这里是蓝旗满人的经适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