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年古城商丘，现存有一通造型别致的碑刻——碑为石幢，八面刻字。它就是闻名中外的《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碑》。​

      “八关斋”本是佛家用语，是说佛教的男女信徒一昼一夜所受的八条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高广华丽床座、不涂施香及歌舞观听、不食非时食。这八条戒律中，前七条为戒，后一条为斋，合在一起即为“八关斋戒”。斋者，信佛之人所吃素食为斋，施舍饭食给僧人亦称斋。通常寺院会为祭祀或祈祷而设八关斋会报德，算是一种比较重要的佛事活动。

       史载,唐安史之乱期间，河南节度观察使田神功在叛军攻打睢阳时，曾两解宋州（今天商丘）之围。后来田神功有疾，虽经年累月，但未用药而病愈。宋州刺史徐向等人为答谢神灵的降福，于唐大历七年（772）五月设了八关斋会。据说徐向设会后，睢阳地方官吏及富豪乡绅情绪高涨，又接着搞了几次，其中文官设500人为一会，武官设1500人为一会，地方绅士则设5000人为一会。一时间，善男信女八方云集，经声佛号昼夜不息。也就在这个时候，对田神功感恩戴德的宋州人又从千里之外请来了大书法家颜真卿，纵笔撰书了《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不仅把这次设会经过及盛大场面记述了下来，同时也把田神功的功德给大加赞扬了一番。这篇《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被刻于两米多高的八棱石幢上，每字三寸见方，端庄雄伟，成为公认的颜鲁公晚年最精美的代表作之一。

      遗憾的是，唐武宗灭佛时，该石幢也给砸得“瘢痍坏失”。唐大中五年（851），新到任的宋州刺史崔倬，为寻访前贤事迹，在砾壤中找到了被毁的碑石，又从前任那里求得原碑拓片，对残碑进行了重刻。明弘治十五年（1502），黄河泛滥，水决入城，睢阳开元寺亦被滔天洪水吞噬。位于寺中的碑，自然难逃水厄。后来睢阳城重筑，新址“为避洼趋高乃徒而北之”，今天的睢阳城南门即为古城的北门处。到明嘉靖年间，睢阳新城的城外重新修筑了护城大堤，开元寺原址北侧新建大殿三楹，原立于开元寺东侧的《八关斋碑》，亦被留在了新修的大堤南侧。当时正逢监察御史王楠到此视察，以“八关者乃佛事戒规也，而饭僧忏悔，事不雅驯，不足传于后也”为由，命人将三间大殿改设“颜鲁公之神主”牌位，并为其题写了“颜鲁公祠”四个大字。参政乔世宁有记：“世宁徘徊石幢下，而怆然悲焉。曰：斯非睢阳故地也？往禄山之叛也，监城守义者惟平原与睢阳耳。当其时北招河溯，南蔽江淮，令唐不遂亡者，独以平原、睢阳故也。今睢阳人论张许事，无不愤惋泣下者，彼独不并念着鲁公焉？此所谓礼有义起者也。乃世宁又览鲁公传，见田神公者，盖鲁公始起焉。是神功宋州之泽，皆鲁公之遗也……”由此可见，一方石幢，真切地留住了一段极为特殊的记忆。明崇祯年间，《八关斋碑》因“下临濠水久之浸及碑”，为郡人张翮出资迁之。为此，侯方域曾作《新迁颜鲁公碑记》。清顺治年间，告老还乡的国史院大学士宋权重修颜鲁公碑亭，侯方域再作《重修颜鲁公碑亭记》。其中提到宋权此番作为，乃欲“借鲁公以激发天下之忠义”。

       这里面有个背景：唐玄宗时，颜真卿乃为朝廷命官。奸相杨国忠“怒其不附已，出为平原太守”。但颜真卿仍以社稷为重，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在太守任上首举义旗，与堂兄弟颜杲卿联手起兵抗击“安史之乱”，河北一带十七郡纷纷响应。后来朝廷虽将他调回重用，但又被弄权的宰相元载、杨炎、卢杞“忌之”，专权的宦官李辅国“恶之”。以至于唐肃宗、唐代宗两朝，颜真卿曾三次从宪部、刑部尚书职位上被逐出中央、两次被夺去实权。如此“教训”，一般人都该知道是咋回事儿了，从而变得“聪明”起来。可颜真卿依然刚直不阿，恪守人臣气节。直到后来李希烈叛乱，卢杞耍弄“借刀杀人”之计，把77岁的颜真卿推为朝廷代表去劝降叛军，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睢阳人钦佩颜真卿，认为他官做得磊落，字写得好看，并以得其亲笔撰书为荣，是谓“独重鲁公书也”。侯方域赞曰：“云蒸霞蔚，笔既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所谓坤舆之神奇，历千载如一日。”又赞：“海内自缙绅先生、山林风雅之士，见者未尝不唏嘘称叹，购之惟恐不得……”这番言语，很能代表睢阳人对《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碑》的态度，更能代表睢阳人的胸臆！

    “汉魏石经”,顾名思义,不仅包括《熹平石经》，而且包括《正始石经》。由于二者的刻制时间仅相隔60余年，又曾同时立在洛阳太学前，故而史料中多将其统称为“汉魏石经”，很少将其分开表述。然而,文明的产物在亵渎文明的时代，其命运注定是悲惨的！东汉的《熹平石经》如此，曹魏的《正始石经》更是如此！

       据史料记载，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基于儒家经籍中俗儒穿凿附会、文字谬误甚多等现象，为了不贻误后学，便奏请订正了这些经文，于是便有了名闻天下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 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讫至光和六年(183)，凡历9年而成。依杨龙骧《洛阳记》记载，刻石四十六碑，立于太学讲堂前的东侧，有《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经文。每经碑石骈罗相接，以瓦屋覆之，四面设栏障，开门于南，河南尹设吏卒专门管理。东汉光武帝时设立五经学官十四博士，皆是今文经学家。《诗经》有鲁、齐、韩三家，《易经》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经》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传》有严、颜二家。最初本欲尽刻十四家章句，后以其势所不能，每经只以一家为本，仅在每经的碑末，另列诸家经文章句的异同于校记。

       汉石经碑面无纵横界格，系一字隶书直下行文。每石行数、每行字数各不相同。碑石长方形，经文自右至左，每经自为起讫，先表后里，每经的每篇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占一行。据王国维考证，每碑一面约35行，每行75字左右，为标准的四分体隶书，每10字约合“建初尺”一尺许，碑下有座，碑身插于座中。

       该石经共计46石，各高一丈许，宽4尺，两面刻字，计20余万字。刻成后立于洛阳太学门外。据说在石经刚刚竖起来的日子里，后儒晚学们争相前往观看、描摹，所乘车辆每天多达千余，以至于把巷陌进出的通道都给堵塞了。

      曹魏在洛阳立国后，太学再度繁荣。曹芳继承皇位后，决心整理《熹平石经》碑石，并补刻经石若干。于是就有了从三国曹魏正始二年（241）开始刻制，到始九年刻竣的《正始石经》。

     《正始石经》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复立太学于洛阳，于正始二年(241)又立《正始石经》于太学讲堂西侧。特立古文经石以补之，所刻的石经只有《尚书》、《春秋》2部。经文皆用古文、小篆和隶书3种字体书写，后世因而称为《三体石经》。

      《正始石经》在每一碑面刻有纵横线条为界格。一字三体直下书刻，每面约33行，每行60字。碑石皆是平顶的长方形。每碑行数各不相同。1922年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的一块《三体石经》，两面经文1800馀字，正面刻《尚书》的《无逸》、《君?》篇，背面是《春秋》僖公、文公传记。20世纪30年代初，《君？》篇的左下角残碑出土，正面下刻“第廿一”3字，背面刻“第八”2字，马衡据以推断，《正始石经》应是28碑。1957年西安市发现了《尚书．梓材》残碑一段，下刻“正始二年三”及“第十七石”，这2块残碑的记数都证实了28碑的推断是正确的。

       令人唏嘘的是，《熹平石经》及《正始石经》诞生不久，便叠遭徙乱，以至于最后荡佚无存。据《后汉书•蔡邕传》《洛阳记》《太平御览》和《资治通鉴•梁纪四》等记载：汉末董卓火烧洛阳官庙时，波及太学讲堂，《熹平石经》便有损伤；西晋永嘉年间，《熹平石经》及《正始石经》崩毁已过大半；至北魏迁都洛阳前，冯熙和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毁取石经“以建浮图精舍”，其“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虽说北魏神龟元年（518），崔光曾经建议修补石经，但该提议并未落实，后来也无果而终。尽管如此，石经此时当尚存多半。到东魏建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附近）时，当时的统治者高澄欲通过水路将两种石经一起从洛阳搬迁到邺城。据说石经被运至今孟州市境内时，遭遇黄河溃堤，近半石经就这样掉入了黄河。而真正运到邺城的“汉魏石经”，不过52块而已。

      公元579年，北周统治者将这些劫后余生的石经，从邺城迁回洛阳。隋朝建立后，掌权者又将部分石经从洛阳运入了长安。可尽管如此，石经的厄运并没有结束。这些历经艰难运到长安的石经，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以至于有的石经，竟被改制成了柱础。据说到了唐朝初年，魏征收集“汉魏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

      其实，经历如此辗转迁徙，“汉魏石经”的真实踪迹，已不可穷究。依据史料记载，宋时，《熹平石经》各经皆有残石出土，而《正始石经》则未闻发现。南宋洪适搜集石经拓本时，《隶释》存“汉石经”两千一百六十七字，《隶续》仅存洛阳苏望摹刻的“魏石经”，计古文三百七十字，篆书二百一十七字，隶书二百九十五字。直至1895年，真正的《正始石经》残石，才在洛阳故城龙虎滩第一次出土。

       尽管近现代学者对“汉魏石经”做了大量的收集、复原和考证工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也陆续发现有“汉魏石经”残石出土。但是关于“汉魏石经”的辗转流徙，仍然有一些问题无法释然。

       其一，据《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北齐天保元年（550）“八月……往者文襄皇帝（按：即高澄）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此处仅云“汉石经”，而不云“魏石经”。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北魏时期，汉石经尚立于讲堂东侧，魏石经尚立于讲堂西侧。而高澄迁徙石经时，“魏石经”当与“汉石经”同时并立于太学。高澄是否把“汉魏石经”全数运至邺城？以至于即使小半失落于水，仍存五十二枚之多？否则，则无法自圆其说。

       其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而且各经皆有。这样一来，就令人怀疑“汉魏石经”是否曾经遭遇过水厄！更怀疑隋时“汉魏石经”是否被运到长安？抑或是当时仅仅把完整的石经运至长安，而把大量残石丢弃于原地，也未可知。当然，这些问题，恐怕只有发掘出新的物证时，才可望弄清。

1998年4月，村民徐玉超在其家乡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附近，发现了一通墓志——《鲁潜墓志》。该墓志为青石质，高0.21米、宽0.31米，魏书志文，共14行计126字。作为一通晋代墓志铭，《鲁潜墓志》按说应是极平常的。然因其记载有与曹操墓相关的信息，从而使其一时备受关注。

根据墓志志文可知，墓主鲁潜卒于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后赵距离曹操去世时间不过100多年，墓志上有铭文：“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考古专家据此推断，这里所说的魏武帝陵应该就是高陵（西陵）。高决桥应该为高穴桥，古代“决”通“穴”，这说明曹操的墓地应该在西高穴村附近。1998年6月28出版的《中国文物报》，对《鲁潜墓志》的发现过程进行过报道，并公布了该志的全文。

我们知道，活跃在我国东汉末年的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不仅是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而且是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实际缔造者。雄才大略的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伏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经过多年征战，统一了中国北方。通过实行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办法，在其统治范围内，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曹操在世时，担任东汉丞相，后为魏王，去世后谥号为魏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其为魏武皇帝，庙号太祖。

难能可贵的是，曹操不仅精兵法，而且善诗文，常常借诗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借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其诗歌气魄雄伟，慷慨悲凉；其散文亦清峻整洁，从而开启了建安文学新风，史称“建安风骨”。鲁迅先生对其有过极高评价，认为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不仅如此，曹操还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就不止一次地将其作品评为“妙品”。

被称作高陵的曹操墓，其位置一直是个谜。曹操作为东汉末年至三国前期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又是薄葬的忠实提倡者。他为自己选定寿陵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不仅如此，他还确定了自己下葬时的一些原则，说只要送终衣服四筐，“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又说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件也不要。曹操死前，还遗令天下在将其葬毕后，全部脱下丧服，不要离开自己原来工作的场所，该干什么干什么，坟墓里更不要埋藏金玉珍宝。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一个月后，魏文帝曹丕遵嘱将遗体运回邺地安葬。据《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在其生前就已筹建陵墓了，其位置大约在西门豹祠的西面，周围有公卿大臣的陪葬墓。不过由于邺地的西门豹祠实在太多，周围几州都有西门豹祠，因而要想找到确切的曹操墓显然是有困难的。

由于找不到曹操的墓，人们就浮想联翩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就冒了出来。后代《舆图备考》、《方舆纪要》等认为，曹操死后害怕后人发掘其陵墓，设立72疑冢，使人真伪难辨。疑冢从临漳县的讲武城起，直至磁州为止，一座座如小山布列。他们强调72座墓中，必有一座埋葬着曹操的尸体。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说法的出现大概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自唐之后，曹操墓园就逐渐荒废，陵上没有了任何标志，人们只见农田一片，而不知陵墓的真实位置。宋代以后，曹操在人们心目中渐渐成了奸臣的形象，大家只想到了他狡诈的一面，遂有了72疑冢的说法。在丑化曹操的同时，72疑冢就更成了其奸诈欺世的罪证。

建国以后，考古专家对这些疑冢进行了调查，发现从晚清以来被老百姓盗掘的这些墓葬，大部分是北魏、北齐时代的王公要人墓，里面皆有尸骨，有的甚至有二至三具。曹操设疑冢的目的是怕后人盗墓，不可能每个墓内都有尸骨。这些墓大多是有墓志的，志石大小虽然不同，但个个都详细介绍了墓主人的姓名、性别、籍贯、年龄、官职、业绩、死亡时间、下葬地点等，其中有齐献武帝第八子淯、第十一子湜、安丰王妃冯氏、魏兰陵郡开国吴郡王云州刺史景公等。一些史学家推测，72疑冢可能是曹操生前所设，主要是为了迷惑后人，而北朝的这些王公命妇是“坐享其成”。但也有专家认为，曹操的疑冢其实是宋元人的不经之谈，是值得怀疑的。1988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正式作出结论，长期以来在民间传说是曹操72疑冢的河北磁县古墓群，已查明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是134座，已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有人认为，以曹操的智慧，既然能弄出72疑冢迷惑世人，使人不知其葬处，其真墓必定不在其中，而是在另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那么，这第73座墓究竟在何方？有人认为曹操的墓不在地上，而是在漳河的河底。魏文帝颁布过《止临淄侯植求祭先王诏》，内中说：“欲祭先王于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既然祭于河上，就有可能墓在河底了。这种说法到了清代就被演绎开了。一本叫《坚瓠续集》的书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均说，在河底发现了曹操冢，不过地点不同，前者说在临漳，后者说在许昌。《坚瓠续集》更是把此事说得有鼻子有眼：“顺治初，漳河水涸。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旁有一隙，窥之黧然，疑其中多鱼，乃由隙入。数十步得一石门，心怪之，出招诸捕鱼者入。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倚或卧，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内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众人因跪而斩之，磔裂其尸。诸美人盖生而殉葬者，地气凝结，故如生人，既而漏泄其气，故遽成灰，独操以水银殓，其肌肤尚未朽腐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分明是一个演义，是信不得的。

其实，唐代以前，曹操高陵的具体方位人们是熟知的，根本不是什么历史之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收有南朝至唐代内容涉及高陵的诗歌29首，均未谈及墓的真伪问题。比如《鲁潜墓志》上有“墓在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的说法。由此可知，后赵建武年间高陵的地表上还有墓园，不然怎么会有“西北角”一说？曹操虽要求不封不树，但看上去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

直到2009年12月27日，曹操高陵才得到考古确认。河南省文物局宣布，其地址就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一带。该地西依太行，北临漳河，南倚南岭，地势较高。西高穴村向东7公里处，为西门豹祠遗址，14公里余为邺城遗址。东临安阳固岸北朝墓地，隔漳河向北为讲武城遗址和磁县北朝墓群。曹操墓计由墓道、墓门、封门墙、甫道、前后主室和四个侧室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2010年2月4日，高陵被增补为河南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按理说，鲁潜与曹操原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但由于这个墓志，明确而又详细地指出了曹操墓的大致方位，从而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而后来曹操墓的被正式确认，也证明《鲁潜墓志》所言曹操墓的大致方位还是比较靠谱的。

大凡懂点中国文学及历史的人，可以说没有不知道曹植的。作为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曹植之所以能扬名百代，主要还是因其文学成就。可以不夸张地说，仅《铜雀台赋》《洛神赋》《赠白马王彪》等传世名篇，就足以使其光耀千古了。以至于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对其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赞誉。“才高八斗”的成语也由此而来。但就一般人而言，知道曹植的大名，大概则是因其著名的《七步诗》了。因这首诗，曹植的悲剧形象千年不变地定格在人们心中。

据史料记载：曹植出生于公元192年，自幼聪慧，博闻强记，才思敏捷。成年后，更得其父厚爱。据《三国志¡魏书十九》载：“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十余岁的孩子下笔成章，居然可以使曹操以为是请人代笔之作，可见其见识已远不是孩童般的水准。传说有一次曹操宴请众人时不无自夸地说，假设天下才学为一石，子建独占八斗，我和子恒（曹丕）占一斗，剩下一斗就让天下英雄去分吧！

曹操不仅爱他长于文学，而且认为其“最可定大事”，曾意欲立曹植为太子。但曹植的文人习性，最后葬送了自己的“太子梦”。史称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从而失宠。公元220年，曹丕继位后，出于对曹植的疑忌，严密监视其六年。公元227年，曹丕之子曹睿继位，曹植更被猜忌。不仅爵位被贬，而且远离京师，频繁改换封地。太和六年（232），作为东汉末年建安时期文坛上的杰出诗人、才高八斗、七步成章、词采华茂的曹植病逝。曹植死后，谥号“思”，故后人称其“陈思王”，其墓称为“思陵冢”。

至于曹植墓在何处？历代都有争议。已知的除了山东东阿鱼山曹植墓，还有河南淮阳曹植墓和河南许通曹植墓。河南通许县城东的长智镇，有前、中、后三个七步村。而通许曹植墓就在其中的后七步村。通许曹植墓实景

如上所述，曹植虽有盖世文才，却跌入了权利的漩涡，使其后半生屡遭贬黜。有记载的就有“六迁封地、两度雍丘”。雍丘就是今天的杞县，过去叫杞国。杞县与通许相邻，通许三个七步村紧挨着杞县。历史上通许建制晚，而杞县建制早，七步村在归通许之前曾归过杞县。当年曹植的封地主要是在杞县，所以杞县人有时也把曹植视作自己的骄傲。

曹植是曹丕在位的黄初四年（223），被封为雍丘王的。离此前被封鄄城王，才不过一年。太和元年（227），曹睿接班，不知出于啥动机，竟又把曹植改封到了浚仪（今开封）。一年后，又把曹植打发回了雍丘。之后又迁东阿（今山东东阿），再迁陈地（今淮阳）。至于曹丕父子何以如此神经质地折磨曹植，说来话就长了。

曹丕、曹植同为曹操与卞夫人所生，幼时兄弟俩都很聪明。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24岁就当上五官中郎将、副丞相。33岁逼刘协禅位，自己做了六年魏帝。这期间，三次征吴均无功而返，后一病不起，只活了40岁。而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亦为曹操所宠爱，弱冠之年就被封为平原侯，后改封临淄侯，有几次差点就立为太子了。但他过于“任性而行，饮酒不节”（他的这个“毛病”，到唐朝时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以至于李白的《将进酒》，就有“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相比之下，曹丕就很懂得“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即善于使用各种手段侍奉父王。加上曹操担心重蹈袁绍“废长立幼招祸”的覆辙，心存忧虑而多次反复；曹植又在关键时犯了大错——擅自乘车于驰道，擅自开司马门出宫，严重“僭越”，从而让曹操大怒，于是“植宠日衰”。

尽管如此，曹操还是给过曹植机会的。比如赤壁之战后，驻守襄阳的曹仁被关羽围困时，曹操欲任命曹植为中郞将，带兵前去救援。可曹植临行前喝酒喝得连马都上不了，只得作罢。这便让彻底失望的曹操，也就不再为儿女情长所碍，并开始帮曹丕剪除曹植的羽翼。先以“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之罪，杀了其谋士杨修；又以“辞色不逊”之罪，杀其岳丈崔琰；再以“衣绣违制”之罪，杀其妻子崔氏。即使是后来曹丕称帝、曹睿接班，对曹植的防范和限制仍无放松，都是把他当作危险人物来对待的。曹植后半生长达十几年的“苦难历程”，以及他所经历的被诬告、被贬爵、被多次改换封地，名为藩王、实则流徒的遭遇，便是印证。

说到曹植的晚年遭际，就不能不提那首著名的“七步诗”。据说，三国魏黄初六年（225）十二月，曹丕“过雍丘，幸植宫”。这一次他大概是想找个借口对曹植下手的。但曹植没犯啥大罪——尽管有人告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包括这次曹丕来，他也没有出来迎驾。当人们在附近村子的豆腐坊里找到他时，发现他正在那儿喝酒作诗呢。可就这点儿事也不足以置其死地。既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招兵买马、阴谋反叛的动机，杀之恐怕众人不服，于是曹丕想出了“七步成诗”的阴招，诗不成则杀之。据说，曹植领题后，见坊中老汉正用一把把豆秆烧火，以期煮开锅里的豆浆。曹植睹景伤情，于院中七步之内吟出一首千古绝唱：“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成，众皆愕然。就连曹丕本人也面有愧色，曹植由是算是躲过了一劫。但他最终还是郁郁不乐，思重成疾，于41岁时便如流星划过天空，只比曹丕多活了一岁。

据史料记载，通许曹植墓是在后七步村一个菜园子里发现的，时在明成化六年（1470）。明嘉靖《通许县志》有记：“成化庚寅夏，波涛鼓激。北之岗潴焉。涉冬，水复道，所向潴者，其穴悠然，石门扃不可发。而壁皆丹垩。当臬竖一石，主题曰：魏曹植之墓。”明成化十五年（1479），副都御使娄良告老还乡，听说了曹植墓的情况，便多方协调，重修了墓祠。到明万历八年（1580）初，监察御史苏民望巡视河南时，见曹植墓“仅存坯土，人畜踏践，过者悯伤”，便给县里打了个招呼。到了这年三月，时任通许县令的王乔吴，便操持着“建堂四楹，复宇重门，广隘有度，周垣栽植柏槐榆柳以为荫翼”。但规模上，却要比百年前的重修小多了。后来黄河几次泛滥，祠堂等建筑自然难逃水厄。直到1998年，河南省文物局才拨出专款，对曹植墓进行修缮，才建成了现在的模样。并将其列入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1977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山东东阿鱼山墓的发掘，正式确定了曹植墓的真正方位。虽说《河南通志》有“曹植墓在陈州南三里，魏封陈思王”的记载，但通许曹植墓和淮阳曹植墓一样，都是衣冠冢，则成定论。

其实，早在1951年6月，原平原省文物部门就对山东东阿鱼山曹植墓进行过发掘，共出土陶、铜、玉、石器等文物132件（这些文物大多比较粗陋，稍精的仅有玛瑙坠珠和3件玉璜。同时还出土有28块遗骨。出土的文物和遗骨，都送往当时的省会新乡保存。其后平原省撤销，东阿划归山东，文物辗转交还山东省博物馆时，遗骨却下落不明）。但这次发掘，并没有给曹植墓下个定论。直到了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该墓室的墓壁上，发现一刻铭砖时，事情才有了转机。该砖三面刻字，其上曰：“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侯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毕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别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而太和七年（234），正和当年曹植去世，建墓鱼山的记载相吻合。因此，真正的曹植墓当在东阿鱼山的结论，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至于曹丕、曹睿父子二人，对曹植的态度，魏书的记载还是相对客观的。比如魏书上说，曹丕即位后并没有以《七步诗》为由欲杀曹植，只是杀了他的手下，让其出京到封地（何时封王不详）。即使出京，也并非针对其一人，而是所有诸侯一律都得就国。但三国魏黄初二年（），曹植竟借着酒劲，把监国使者给劫持了。即便如此，魏文帝曹丕也只是把他“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表献诗二篇。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六年，帝东征，还过雍丘，幸植宫，增户五百。”可见，对其还是相当不错的。待魏明帝曹睿即位后，“太和元年，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三年，徙封东阿；六年二月，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这表明曹睿反而不如其老爹宽厚，不仅把曹植的封地换来换去，还减少其随从，对曹植的报效之心，更是置之不理。因此，曹植在徙封陈王后不久，就郁郁而终。并根据其生前愿望，葬于东阿鱼山。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东阿鱼山曹植墓自1981年以来，曾多次被维修。1992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有个孟津，孟津境内现存有许多碑刻。在为数众多的碑刻中，有一通《明福王朱常洵圹志》，由于该碑涉及到“福王朱常洵的肉“最终是否是”被李自成的义军吃掉”？从而使其具有特别的意义。

关于福王朱常洵，《明史》上是有传的。作为明代太祖皇帝洪武帝朱元璋的第十一世孙，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的皇三子，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之叔父，南明第二代皇帝福王朱由崧之父，福王朱常洵因其母郑贵妃得宠于神宗，从而子因母贵。据说，郑贵妃曾挖空心思想废掉朱常洛的皇太子地位，意图使朱常洵成为神宗万历皇帝的帝位继承人。经过多次政治较量，郑贵妃的阴谋都未得逞。但因子以母贵的原因，朱常洵封藩洛阳“享有大国，著声藩辅”，地位十分显赫。福王朱常洵自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二十日就藩洛阳，到明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二十一日，被攻克洛阳的李自成造反军抓获处死，封国洛阳达27年之久。由于本人自小娇生惯养，视财如命，加之心胸狭隘，从而使其形象极其负面.

其实，朱常洵被起义军处死是必然的。因为他平日恃仗是皇帝的至亲，到处兼并土地，“中州腴不足，取河南、湖广益之”。并整日沉湎于声色之中，“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广大农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在李自成起义军压境之际，又誓死抵抗，当官兵和"贼军"里应外合，攻克洛阳后，福王藏匿在迎恩寺内。朱由崧逃掉，朱常洵则被搜出捉拿。第二天，在城西周公庙内，由李自成主持处死。同时处决的还有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河南知府亢孟桧等。洛阳当时是河南的军事、政治中心，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处死福王，对明朝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据说，崇祯皇帝闻讯后，下令将总兵王绍禹斩立决，将河南巡抚李仙风逮捕治罪。兵部尚书，负责追剿李自成起义军的总指挥杨嗣昌则获罪自杀。

李自成造反军处死福王后，福王尸体的去向由于史书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从而就成了一个悬念。清朝历代统治者站在自己立场上，为此大作文章。说洛阳城被李自成义军攻克后，“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去，王以体肥，不能远走，贼得而杀之，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群贼胪食，名曰：‘福鹿宴’”。相沿成习，这个说法已传了四百年。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于1924年出土于河南孟津县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处的《明福王朱常洵圹志》，高、广各79厘米，厚10厘米，楷书，21行，满行25字。四边线刻飞龙纹，撰文者为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盖为盝顶，篆书“大明福忠王圹志”。

据圹志所载：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大明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葬邙山之原。结合《明史》本传载：福王被杀后，“两承奉伏尸哭，贼摔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志史对照，说明福王被义军杀害后，尸体仍存，并没有“被吃掉”。尸体既然仍存，何来“福鹿宴”一说。由此可见所谓的“福鹿宴”，完全是清朝统治者的杜撰，是对李自成义军的诬蔑。其意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需要补充的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后，朱由崧在南京被马士英、卢九德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史称“南明”，朱常洵被追谥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为恭皇帝，陵曰熙陵。不久张元以恭字为逊帝之谥，议改为共皇帝，但最终改称贞纯肃哲圣敬仁懿孝皇帝。后来永历帝追封庙号恭宗，谥号慕天敷道贞纯肃哲修文显武圣敬仁毅孝皇帝。

拙作《明清家具材质辨》，日前已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从信息反馈来看，其市场反响已远远超出我的预料。这不过说明，该书的选题切中了当前古家具收藏市场的要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的需要，从而才赢得了如此众多读者的关爱。

读者们的来电，除去鼓励外，更多的则是询问我如何想起这一选题的？其实，本人自涉足古家具收藏之日起，家具材质辩认的难题，与我就如影相随。为了弄清自己所藏家具的材质，本人一直在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悟的增多，外加众多同好的鼓励，于是便有了把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心得编印成书，与读者分享的冲动。

能准确无误地分辩古家具材质，可以说是每一个古家具爱好者梦寐以求的本领。而家具材质辩认难度之大，又是为行外人所难以理解的。不要说海南黄花梨与越南黄花梨的艰难区分，仅是名目繁多的紫檀木的划分，就会让人头疼不已。外加，至今仍高烧不退的“金丝楠热”，还有时不时冒出的天价“乌木”等。我想任何一位对古家具有兴趣的读者，对这类选题都会感兴趣的。既然广大古家具爱好者有这方面的需求，本人便不揣冒昧，决心一试，力求用简明的语言，尽可能详尽而准确地将自己感悟讲出来。以期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些简单明了，易于操作的识别手段，帮助他们从抽象而繁琐的条条框框中解脱出来。这也就是我编写本书的初中。

当然，本人尽管自认为在这方面读过大书，下过苦功，并几乎天天与上百件古家具为伴，但从不认为自己已把家具材质的问题整了个明白。本书所涉话题，志在抛砖引玉，以期把古家具材质的辩析工作引向深入。

  附：明清家具材质辨目录

 明清家具用材辨析之我见（代序）

 第一章：试论柴木及其家具的历史地位

 第二章：檀香木的特征及分类 

 第三章：“金丝楠热”中的似是而非

    1、金丝楠并非特指某一种树

    2、金丝楠也并非中国所独有更没有绝迹

    3、金丝楠的主要用途不过是棺椁与建筑而已

    4、金丝楠家具在古典家具中的地位并不特殊

    5、“自古金丝楠木为皇室专用说”是人为杜撰的

 第四章：红木概念的广义与狭义

 第五章：人们对乌木的误会有多深

 第六章：印度紫檀与檀香紫檀不是一回事

 第七章：紫檀其实一点也不神秘

    1、世上紫檀只有一种即檀香紫檀

    2、紫檀鉴别的“八段锦”

    3、明清时期紫檀何以稳坐硬木“头把交椅”

 第八章：花梨与黄花梨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第九章：黄花梨的世界多彩而奇异 

    1、黄花梨的名称溯源

    2、黄花梨的特征及分类

    3、黄花梨的“油糠格”之分

    4、黄花梨为何会有“鬼脸”

    5、“越黄”的名称亟待规范

    6、“越黄”的产地不仅仅是越南

    7、区分“越黄”“海黄”难在哪？

    8、故宫中有“越黄”家具是完全可能的

在河南安阳国家文字博物馆里，现存一通刻于东汉元初二年（115）的《子游残碑》。该碑原为邺县乡绅子游的颂德碑。由于它对研究我国东汉安帝时期的“举贤良、延术士，讨叛羌”等史实，有着重要的史料意义。加之，其所刻隶书方圆并用，古朴浑厚，从而为研究汉代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例证。

《子游残碑》之所以被称为残碑，是由于它和现藏天津博物馆的《贤良方正碑》，是一通碑的二个部分。汉元初二年（115）六月刻立的这通碑，不知何年何月断成了二个部分。下截存78字，因有“允字子游”字样，故被称为《子游残碑》。该残石于清嘉庆三年（1798）四月，出土于安阳丰乐镇之西门豹祠旁；而上截存93字，民国二年（1913）出土，被称为《贤良方正碑》，今藏天津博物馆内。

《子游残碑》中的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亦有“言游”、“叔氏”之称。春秋末吴国人，与子夏、子张齐名，同为孔子弟子中的知名人士，为“孔门十哲”之一。据说孔子对子游很是器重，曾多次称赞道：“吾门有偃，吾道其南。”也就是说有了子游，孔子的学说才得以在南方传播。

据史料记载，子游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胸襟广阔。正是由于其胸襟广阔，所以才能充分地理解孔子的某些观点，而孔子也特别喜欢这位“善解人意”的弟子，在他面前讲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侑睦”的话语。

作为孔子学生的子游任武城宰（治所在今山东费县西南）后，尊崇孔子的儒学思想，倡办教育，教化民众。并在其辖区内，大力贯彻孔子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的教诲。孔子到武城时，“闻弦歌之声”，甚为嘉许。子游自称重视仁义之根本，批评子夏的门人曰：“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未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其留下的名言有：“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丧致乎哀而止”。孔子去世后，子游自己授徒讲学，其学在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

子游的儒学思想为历代人所推崇，比如元代翰林学士张起岩就称：“夫以周之季世，列国争雄，功私是尚，以吴人乃能独悦周公之道，北学中国，身通受业为孔门高弟。”明翰林学士周洪漠在《重修丹阳公祠记》中写道：“昔者吴公言子游为勾吴人而悦吾夫子之道，壮学于中国，卒能以文学擅科而得夫圣人之一体，至其宰武城也。夫子入其境，而闻弦歌之声乃喜而戏之曰：‘割鸡焉用牛刀。’公以实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群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明代大学士李贤作《重修武城儒学记》载：“昔者言偃为武城宰，以礼乐为教而民皆化之，兴起弦歌之声，……吾君果能体言偃之道以教民，而民之所感化者必不异於言偃之时，所化之民，是能继言偃芳躅也……”。

至于《子游残碑》为何人所刻，已不可考。但后人并没有忘记子游。唐玄宗时，子游被追封为“吴侯”；宋代又被封为“丹阳公”，后又称“吴公”。今天的江苏常熟等地，依然存有存有“言偃宅”、“言子墓”等遗迹，就是明证。

在登封太室山南麓的万岁峰下，有一汉代建筑，它就是闻名中外的“汉三阙”之一的启母阙。在启母阙北190米处，还有一块巨石，史称“启母石”。

据史书记载：启母庙为汉武帝时所建，因避汉景帝刘启之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叫“开母庙”。东汉延光三年（124），颍川太守朱宠于启母庙前建神道阙。同理，启母阙因避讳，又名开母阙。阙身现高3.18米，子阙顶已无存，两阙间距7米。阙身各壁浮雕宴饮、驯象、幻术、斗鸡、猎兔、虎逐鹿、骆驼、骑马出行、太阳神、月宫、大禹化熊、郭巨埋儿等60余幅图像。阙上有小篆体铭文，铭文中除记载着大禹治平洪水等内容外，还有东汉熹平四年（175）中郎将堂典书写的《请雨铭》。字为隶书，惜大部剥落。但铭文所记一些官员职名，均可与少室阙铭中的人名相互印证。1961年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确定了启母阙的保护范围。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历来就有多个版本。据传，距今约4000多年前，我国的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尧命鲧负责领导与组织治水工作。由于鲧采取“水来土挡”的策略治水，虽十分辛苦，然效果有限。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水患未除。鲧治水失败后，由其子禹接过了治水重担。禹接受任务后，首先是带着尺子、绳子等测量工具对洪水泛滥区域的主要山脉、河流作了一番周密的考察。他发现龙门山口过于狭窄，汛期时洪水难以顺畅通过；黄河由于淤积严重，同样流水不畅。于是他反其父而行之。用“疏”的办法，即通过疏通河道，拓宽峡口，让洪水能更快的下泄。禹根据实际情况，先从自己部落所在地区开始治理。据说禹治水到涂山国自己家所在地时，虽三过家门，都因治水忙碌，没能进去看看。他的妻子到工地看他，也被他劝回。所谓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就是这样产生的。禹治水13年，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耗尽自己的心血与体能，但终于降服了洪水，从而也使自己名垂千古。

对此，《淮南子》的记载则更具体，也更传神：“禹治洪水，凿轘辕开，谓与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去。’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化为熊，惭而去。至嵩山脚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意思是说，古时候嵩山这一代曾洪水滔天，吞没了大片的土地和山川，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当时的首领舜帝派大禹到嵩山治理洪水。禹来到嵩山后，决定在太室山与少室山之间的轘辕山上打开一条疏洪泻流的通道。大禹的妻子涂山氏，为了支持丈夫治水，也来到嵩山，并每天给大禹送饭。一天，大禹在上工以前对涂山氏说:“你听见我的击鼓声，就来送饭。”说完，就去治水了。涂山氏准备好饭食，单等着鼓声传来。大禹为了尽快凿开山间通道，就变成一只大熊，在山间来来往往，开山凿石，忙碌不停，连饭都忘了吃。谁知一不小心，竟把一块石头踢落崖下，恰好落在鼓上。涂山氏听到鼓声，急忙把准备好的饭食送到轘辕山下。可她东张西望，怎么也不见丈夫的踪影。不一会，一只在山间跳跃治水的大熊直起身来。当她发现她这只大熊就是自己的丈夫时，惊吓之余，便急急地向山下跑去。跑了一阵，涂山氏跑不动了，就化成了一座巨石。大禹见此情景，大呼:“还我孩子!”只听一声巨响，石破北方，一个男孩出生了。这个男孩就是夏朝的开国之君夏启。石破生启的巨石高约10米，围长43米，人称“启母石”。

由于大禹和妻子涂山氏治水有功，大禹被封为夏伯，后建都阳城。大禹和妻子死后，到西汉武帝时，为表彰启母涂山氏支持丈夫治水的功绩，便在中岳嵩山72峰中的万岁峰下，建了一座“启母庙”，以为永祭。东汉时，颍川太守朱宠于启母庙前便建起了神道阙。这便是“启母庙”及《启母阙》的由来。

在河南济源克井镇大社村北盘古东山崖上，有一刻于清代，高5米，宽8米的摩崖石刻，它就是著名的《济源盘古考证》碑。碑文字体为行书，是清乾隆皇帝亲笔书写的。广大游客有所不知的是，该碑与其说是清乾隆皇帝一份考证论文，不如说是清乾隆皇帝一份“检讨”笔记。

唐贞元十七年（801），著名文学家韩愈送友人李愿归隐，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送李愿归盘古序》。文中借隐者李愿所言，表明自己如被重用，则以己之才，干一番大事业；如不被重用，则宁肯隐居山林，也不做趋炎附势的小人，以此来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赞美了李愿“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林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彩于山，美可茹；钧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的隐居生活。

原来，历史上盘谷寺有两个，一个在济源，一个则在河北蓟县盘山（实则田盘）。到清中期时，乾隆皇帝对李愿归隐颇为赞誉，曾在多篇诗文中谈及。比如，乾隆七年他写的《游盘山记》中称：“韩昌黎所称太行之阳有盘古。无从考其非是，而其为隐者之所以盘旋一也。”乾隆十二年御制《盘古寺》诗中更有“暂游宛探月窟，到此可破天悭。珍重韩愈李愿，曾否烟磴跻攀？”之句。在另一首《盘古寺》诗中，乾隆则说：“爱此老笔遒，更豁烦襟闷，踽踽策杖人。然疑睹李愿。”

可就是在《游盘山记》中，在论及盘山之盘谷与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之间的关系时，乾隆皇帝误以为李愿隐居的盘谷就是蓟县的田盘。十几年后，他又命蒋溥、汪由敦、董邦达纂修《盘山志》，并作钦定，卷四述及盘山名胜时云：“盘谷在盘山中央，旧称唐李愿隐处，”接着就引录了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其实，蒋溥他们也知道乾隆当年没搞清楚，只是皇帝说过的话谁也不敢轻易纠正，只得以讹传讹了。

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李愿的归隐地并没什么问题。比如，文中开篇就说是“太行之阳”的盘谷。待到乾隆三十四年（1709）时，乾隆皇帝听人说李愿隐居不在盘山，而在济源。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乾隆皇帝便命当时的河南巡抚阿恩哈亲临济源进行调查。阿恩哈的一番考证，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李愿隐居的盘古果然在济源，而不是盘山。阿恩哈回京如实禀奏，并呈上了详细绘制的盘古、寺庙、李愿住处和韩愈之刻石等图。乾隆看后恍然大悟：“盘古实在济源，而不在田盘。”对此，他感慨万千，反思自己情况不明，引用错了误了事。他分析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不明于学就是盲从。他对此十分重视，写下了《济源盘古考证》，计三百八十言。文章记述了事情的原委，作了自我剖析。他在文章中列举了陶渊明的例子，他说陶渊明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在他来说是可以的，因为他“高尚避世，理有所不必明，身有所不屑修，事有所不足制。”在别人则不可，因此在文章结尾说：“陶渊明不求甚解，在彼则可，在他人则不可，而在为人君者益不可。”他将此文连同《送李愿归盘古序》书写成碑文，分别刻于济源和盘山，意在引以为戒，昭示后人。

在这篇考证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文中，乾隆说人论事举一反三，既坦诚自己的误解，也批评了蒋溥等人的附会。原立于河北蓟县盘山的《济源盘古考证》碑及《送李愿归盘古序》碑，如今都已不复存在了。然乾隆皇帝实事求是，用于改过的精神，还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