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个人物很有意思，参加过东京审判，老人家已86岁，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于是很想赶紧找到他，看能否作个采访，但又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能找到他。上网查了下，看到老人名前有一头衔：南京大屠杀历史纪念馆顾问。终于找到组织了，按照经验，一般找到组织，就会顺藤摸瓜，找到我想找的那个人的电话。
按照网站上显示的电话打过去，一位女士接了电话，嗯，很顺利，暗自高兴。
“请问这是办公室吗？”我问。对方称是。我报了自家姓名，然后说明来意——想采访一位叫XXX的老人，他是这里的顾问，能否提供对方的联系方式等。
“你是哪里的？”典型的南方口音，似乎隔着话筒也感觉对方眉头一挑。于是又老老实实报上一次。
“我们不随便接受采访的，你打个报告过来。”对方口气很职业的样子。
怎么就打个报告？我又不是采访你们纪念馆，只不过想通过你们找到你们的一个顾问——我耐心地解释了一下，又“诱惑”地说：“我作的工作不也是和我们纪念馆的目的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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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三联李小昂同学的技术支持，我这个笨人才能把照片贴上来。那天唐德刚的夫人一直在忙来忙去，抱歉没有他俩的合影。第一张是唐德刚一边看着我的名片,一边在我'强行索要'的书上签名.
坦率地说，虽然作记者这么多年，形形色色的人采访不少，但这次见唐德刚，心里还是着实没底，一路上脑袋里想的全部是该如何采访的问题，又觉得乱七八糟整理不出个头绪来，后来索性把一切都放下，告诉自己：放松，就像在生活中见到一个你感兴趣的老人，跟他随便聊天，请他讲过去的故事那样。
老人家对我很是热情，虽然自己走路已是颤颤巍巍，却还要努力着招呼、安置。印象很深的是家里的客厅里除了胡适的字，还有一幅大熊猫图案的挂毯，以至于置身其中时常忘了这是在异国他乡。
坐在这个“阅人无数”的老人面前，原来关于采访的种种设计一下子抛在脑后，许多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脱口而出：“您的个人口述史是如何开始的？”“当初是如何胡适一起做口述史的？”“比较你做过的口述史的几个人，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话如其文”，老人家的回忆也像他的文章一样妙趣横生。比如说，为何未给张学良作
刚才收到短信，得到郭爷爷去世的消息，明知这是迟早的事，但心里还是有些难过。
郭爷爷是高耀洁的老伴，2003年12月底三联的“年度人物”选了高耀洁，受命去郑州采访她。坦率地说，从个人角度讲，我可能更喜欢郭爷爷一些，跟着部队入关多少年，仍保持着浓浓的东北腔。他性子温和，和嫉恶如仇，非白即黑的高截然不同。
老太太总在外面得罪人，老爷子整天在家里担惊受怕。采访最后一天，老太太接到一神秘电话，说晚上有贵宾要见她。老爷子一直怕高在外结仇太多，被人暗算，接到这样的电话不知是真是假，正好我在，三个人商量，我以她家的助手或保姆身份出现，为此，还特地换了小保姆油渍渍的棉服，老太太又嘱我擦去口红。临行前，老爷子一再颤巍巍地跟我说：“闺女，小心啊，老婆子交给你了……”
高当年有点出身问题，推测她嫁给丧妻的郭爷爷多多少少有些委屈。她家一直没洗衣机，郭爷爷在家洗衣服做饭，直到快80岁了，才找了个帮手替下他。高的儿子抱怨母亲对父亲不好，高却说：“我最近对他已经不错了，半夜还过去看他睡得怎么样……”或许，社会需要高这样的人，但对家庭来说，她确实是不称职的。
一年前，听说郭爷爷得了癌症，一直想找机会再去郑州
周一采访浦的女儿袁，谈及浦的情感世界，自然谈及浦的前夫袁子英。她突然说了一句：“我大姑说当年父亲还和石评梅谈过恋爱!”一听也很意外，马上很八卦地问：“当年石评梅拒绝高君宇，我记得说是因为她被前男友伤了心，所以对男性比较排斥和怀疑。你父亲不会就是那个前男友吧？”好在袁不以为忤，只是很认真地回答：“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小时候和姐姐看了不少爹那里存的历史杂志，但多年以后，我很沮丧地发现，对大历史的脉络，什么哪一年什么伟大人物作了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仍是两眼一抹黑，经常颠三倒四，张冠李戴，但对那些文章不经意透露的那些好玩的琐碎，却记忆颇深。比如石评梅，不记得她如何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作了哪些卓越贡献，却记得人家这点花边新闻。说实话，当年看石大才女的情感经历，心里颇有点不以为然，我坚信石是爱高的，但为了一个曾伤害过她的男人而拒绝高君宇，等高君宇去世了她又追悔莫及......上大学后的某年清明，特地坐了很远的车跑到陶然亭看这一对苦命恋人。
2002年采访因怀孕而被开除的女大学生，发现她竟然在学校要求的“检讨”信里这样写：当年看了石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把上一年作的系列报道结成合订本出版，像2005年的“抗战系列”，2006年的“走进西藏”。那天主编拿了一本新作好的西藏过来，看到我，告诉我那篇惹麻烦的班禅的女儿没有收进这个合订本里。我深表理解，这可是去年我的重大罪证之一，害得三联的大领导们都亲自跑到上级主管单位那里说明情况，不断沟通，才免于杂志被收回的噩运。看到这个合订本，原来的4页文章已被取下，代之以广告，想来颇费周折。
此其一。主编刚走，发行的范老师又到。告之，将去年作的1976年系列也结成合订本，送给广告客户。“你的那篇1976也没敢收进去”。更不意外，此为去年犯下的罪证之二，性质及后果较上一篇更为严重。详情不述。只是觉得我是主要“事故责任人”，去年害得大小领导以及同事都陪我“深入学习”，颇为不安。
(这是去年4月写的一篇旧文，一转眼，一年又倏乎而过，以此纪念吧。）
细想起来，在三联的停泊竟然已快五年了。2001年的4月底，应李大人之招到安贞大厦和他见了第一面，中间断断续续地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7月份从新疆旅游回来，才算是正式进了三联。
某一日突然发觉，今年的春天也是我到三联以来出差最少的一年。
2002年4月，国航釜山空难，突然被发配韩国采访，第一次出国采访，印象深刻。犹记那天在医院采访被一中国幸存者气得满面通红、拼命忍住眼泪的场面，也记得孤身一人漂到汉城，半夜醒来花了好长时间才想起在哪里……
2003年4月，非典。困在北京，某日，社会部临时起意，四男四女跑到圆明园划船，成了非典时期一个温暖的记忆……
2004年4月，借了欧盟赞助之机，跑到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游走一圈。东施效颦，故意模仿罗马假日的公主，拿着冰激淋坐在高高
去年4月，写了一篇大翻译家杨宪益的口述，这是我作了这么长时间的口述，采访最长时间的一位（一共去了六次），单是采访原纪录整理出来就2万多字，其实采访时已经知道仅仅为一篇口述，是不需要问的那么细致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出于对这位老人家的尊重吧。
拼命删，还是写了5页。交给李大人，让他全权处理。李大人告诉我，只是删了杨宪益说的柯庆施的好话（解放初期我在南京市政协作秘书长工作，市长柯庆施是安徽人，拿我当同乡看，我们经常一起吃饭、聊天。他也没有汽车，来往或骑车或步行，当时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意料之中。意外的是，周二上班时，主编大人特地跑来告诉我：三联的大领导把钱钟书那段删了。我一时想不起来哪一句话有冒犯之处，第一反应是杨说钱在牛津时是书呆子，心想这也不算什么坏话啊，就算杨不说，地球人也能看出来？主编说，是把杨评价钱“英文不是很好”拿掉了，据说是怕杨老太太看了不高兴，找上门来。
这是第二次被删掉了与钱大学问家有关的细节。上一次是写邵洵美（原文：《围城》里的“赵辛楣”在上海话里与“邵洵
近来主编大人觉得我清闲，两次当作工作任务很郑重地布置下来，要我写博客，“为周刊的推广作贡献”，既然他老人家都亲自赤膊上阵了，俺这个懒人也只好勉为其难，草草写点东西贴上去，算是完成任务。
这事说了快一个月了，昨天才写了第一篇算是交差了事。三联负责此事的昂小姐真是高效率，十分钟后就给我在这里安了家。只不过昨天才告诉我的用户名和密码，今天就忘了，还是刚才重新问了一遍才记住的。
还是SINA力量大啊，今天一早就有人发短信说看到我了。真是纳闷他们的眼力怎么那么好，仔细一问，竟然被放在首页了。本想悄悄进村，却惹了这么大动静，还看到几个熟悉的老朋友打过招呼，惊喜之余，还真有点羞愧难当；本想只是和朋友偷偷地说点名人的那些家长里短，采访的鸡毛蒜皮，哎，这一下以后还要小心点。
可能不少人是冲着郭德纲的搭档来了，让他们失望而归，真不好意思。
上期口述写了张恨水，三联的博客群加了“口述”这一块，全文登了这篇文章，刚才上去一看，已经有一百多条评论。看来，记住这个名字的人还真不少。
去年夏天采访吴敬琏的姐姐吴敬瑜，为她作一篇有关其母亲邓惺之的口述。第一次在吴敬瑜那里知道了“张恨水”的踪迹，因为邓惺之办的报纸聘请过张恨水。此前一直觉得这个人从解放后就消声匿迹了。吴敬瑜大体讲到那时张恨水家里如何困难，因为人口多，张恨水要供养前妻以及诸多孩子。总之记忆里留下了这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当时曾向她讨要过张恨水后人的联系方式，她说，前几天还有来往，自从她母亲去世后，渐渐地就断了联系。
这件事搁了好久，直到有一天在三联地下闲逛，不起眼的角落里看到了一本书——《我的父亲张恨水》。赶紧联系出版社、联系编辑，终于拿到了张恨水的第4个儿子张伍的电话。打电话时，张伍在那边迟疑了一下，说，自己历来很低调，但看在三联的面子上，算是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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