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床

柴会群

春节前，我再次接到母亲住院的消息。这已是她一年来第五次住院。我提前从上海赶回老家，同疲惫不堪的父亲一起“陪床”。

母亲所住的是县城一家医院。一直是由父亲陪床。陪床内容主要包括这么几项：给母亲按时服药、照顾饮食、协助大小便等等。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耗神的，是观察输液进度。待一瓶水快输完时，父亲需要摁下呼叫器让护士来换瓶，然后继续观察，一直到全部输完为止。作为一名心脏病人，母亲一天要输五六瓶水。其中有一支抗生素要晚上11点才输。这意味着父亲至少在前半夜不能休息。而第二天5点半，清洁工便会进入病房打扫卫生。

陪床这种活，不能说有多劳累，但要说不辛苦是假的。陪床期间，你有无所事事的时候，但丝毫不能分心，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事情发生。我在陪床期间，母亲输液时发生过两次意外，一次是突然停滴，另一次是“鼓针”了。因为反复住院，母亲养成了一个坏习惯；白天输液时睡觉，晚上却保持清醒。她在清醒状态下总是感觉劳累，不能长久保持一个姿势，躺一会就得坐起来，坐一会又得躺下。这样便更累人。

我的朋友Y曾有过丰富的陪床经验，他的母亲从2009年便开始住院。最初是由Y本人陪床，开始以

诽谤与侮辱绝不是批评

检察官蒙冤记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被判刑三年的前检察官高祀君，如今所能做的似乎惟有等待。

2015年9月8日，根据山东省高院的再审决定，青岛市中院开庭审理了高祀君妨害作证案。庭审中，公诉人明确表示，原判决中指控高祀君犯罪的证据不足，且没有新证据提供给法院。在内行看来，这意味着高祀君被改判无罪几无悬念。

再审决定是由山东省高院于2015年5月5日作出的，青岛中院立案庭收案日期为5月7日。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案件应当在三个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六个月。也就是说，2015年11月6日是此案审结的最后截止期限，再迟则违法。

截至记者发稿，该案超过审限已近五个月，高祀君仍未拿到再审判决书。办案法官曾几次口头告知他案件一再延期，但未出具书面手续，亦未告知他将延期到何时。

法院何拖延下判的背后，是一系列的司法怪相。

从民事案到刑事案

高祀君妨害作证案发端于一起民事诉讼。

十年前，高祀君妻子任法人代表的青岛金玖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玖源公司”）与当地知名民营企业青岛广源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发公司”）等三家企业发生工程合同纠纷，并将后者

试看药监局公布疫苗嫌疑人名单的良苦用心

继山东省食药监局3月19日向社会公开疫苗案300名涉案人员名单之后，3月21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又公布了9家涉案问题企业。要求各省食药监局对这几家企业“立即开展调查，彻底查清其虚构销售产品的真实流向，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立即立案查处，依法严肃惩处。”

此举非同寻常。本来，政府部门对民众关切的问题及时公开信息是好事。但这事却大有蹊跷。按说，在疫苗案中，民众最关心的是涉案疫苗质量、流向以及可能的危害后果，政府部门公开这些信息理所应当。至于这些疫苗具体由谁经营，涉及哪些经营企业，人们并不是特别关心，没有急于向社会公开的必要。即使是药监部门出于监管需要找到这些人和企业，也完全可以内部渠道，而不必向社会公开。

更重要的是，疫苗案仍处在警方侦办阶段。在网上公开嫌疑人的身份信息（甚至还有手机号码），相当于为其通风报信，必将给警方进一步的侦破带来困难。已经有律师提出，根据保密法和有关规定，警方正在侦查中的案件信息属于国家秘密，药监部门此举已经涉嫌泄露国家秘密。

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我不相信药监部门的领导没有这点法律常识。但

                 为啥会有“号贩子”？                              

柴会群

这几天，随着一女子怒斥挂号难视频的曝光，全民再度掀起一股声讨“号贩子”的热潮。国家卫计委也表态，责令北京卫计委对此事调查严处。估计接下来，有关方面将会开展一拨打击号贩子的联合执法行动，一拨倒霉蛋将不慎落入法网。但要说号贩子现象会因此会得到根治，我是不相信的。甚至连能否真正加以遏制，我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目前为止，大部分人包括管理者，还没搞清楚号贩子问题的症结在哪。

应该说，作为一个隐性职业而存在的号贩子，是中国独有的医疗现象，在其他国家——不仅仅是发达国家——都堪称奇闻。即使是在中国，也仅仅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才出现的，以前也并未有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号贩子？这个要从中国的“医改”谈起。从上世纪80年代之前，新中国的医疗体制和国际上通行的模式基本一致，实行“三级诊疗”制度，具体来说，就是把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主战场放在基层，在农村，就是以赤脚医生为主力的乡村诊所，在城市，则是

炒得沸沸扬扬的北医三院孕妇死亡事件最近几天遇到了一道“梗”：医院说家属聚众打砸，家属否认有打砸行为。并要求医院公开监控录像以正视听。但院方在此关键问题上打了太极，说公开录像会给患者和医护人员造成二次伤害，因此拒绝公开。  稍稍过过脑子，就会发现这里头的逻辑很奇怪：在北医三院事件中，各种谣言满天飞，有人说患方向医院索赔1000万元（另一版本是1400万元），此说已被证伪。还有人伪造北医三院院长乔杰的微信言论（也已被乔杰本人证伪）。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公开录像还原事发经过，不仅合情合理而且理所应当，怎么就造成“二次伤害”了呢？对于患方而言，其已经明确要求公开，说明即使有“伤害”，他也愿意承受；对于医护人员而言，既然“受伤”了，那么通过公开录像还原一下他们是如何被患方打伤的，不是比指责死者单位发公函更加有力吗？所以，通过在医院在监控录像上的这一表态，不难看出医方的“心虚”。他们真正担心的，很可能不是什么录像对患者和医护人员的“二次伤害”，而是真相对谣言的“二次伤害”，害怕录像会戳破此前网上加在患方身上的谣言，进而让医院在舆论上身处被动——殊不知，此事之所以闹大，正是医方把他率先捅出去的，如果事

医疗鉴定专家拒不出庭咋办

——一个基层法官的烦恼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杭州市

与不少公众认为王季进借助精神鉴定逃避惩罚的观点相反，业内有多名专家认为，王季进的实际病情可能比“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更为严重。

司法精神鉴定正处在“塔西佗陷阱”的困境中：鉴定专家无论做的对、还是做的不对，都会被认为是错的。 

南京“6•20”车祸：

宝马撞出精神鉴定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