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弦瓯哑，锣鼓铿锵，一台大戏正唱得热闹，忽然有一个人扯下戏装、从脸谱下露出一双白眼……

壹

今天早上，朋友圈里有人给我留言：问题是你我怎么办？

记得2007年年底时，上演了几部片子，很轰动，有人借此写了一个段子：看完《色戒》发现男人女人彼此靠不住，看完《投名状》发现兄弟靠不住，看完《集结号》发现原来组织也靠不住。

二度死亡，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夜》的作者埃利.维塞尔，在谈及大屠杀幸存者对于死难者的道德义务时，使用的一个词，他说：“我们对死者负有义务，我们必须保有对他们的记忆……幸存下来的人忘却（死者）是一种亵渎，是二度灾难。忘记死者就是让他们二度死亡。”

二度死亡，这个概念最早来自著名伦理学家马格利特的《记忆的伦理》一书。马格利特提出这个概念，是针对过去的记忆可以被外力控制、操纵和利用的传统特性，他担心过去会被歪曲为证明政治正确的记忆，营造成一个用来支撑某个政权统治合法性的神话。

前些年，我曾关注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的纪实文学《大迁徙》，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从北京家中带走这一件事的发展。

我先从网上搜索到这部书，看了一部分，知道这本书披露了渭南市官方在三门峡移民问题上存在的行政不作为及各种涉嫌存在的贪腐问题。按照习惯分类，这本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成的书当属“见证文学”。

二战之后，以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为背景的见证文学，以《安妮日记》和《夜》为代表，引起世人广泛关注，被称为新的历史凭证。《夜

艰难的也是不同寻常的2016年，刚刚走完了最后一天，这一刻，我和朋友们一起，站在新一年的入口处。此刻，我不准备一一历数过去一年间，和朋友们一起面对不公不义，共同发声的经历，那些人性晦暗的时刻，那些热血贲张的瞬间，那些看到丁点亮光时的欣喜，那些苦难降临时的呼告、救援……

我只想在这里为自己、为家人，为还在黑暗中忍受苦难和不公的同胞，为那些努力点亮烛火照彻黑暗的人们，为那些排除各种阻碍奋力前行的人们，献上祷告和祝福。

我不是看客，我要和大家同行，像圣经上要求的那样：“行公义，好怜悯，怀谦卑之心，与你的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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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这几天，是在故乡曲阜。今天下午，去了父亲老家那个村子，原以为这里周围又没有什么工厂，应该是没有受到污染的地方。村里的侄儿告诉我，前些年，因为附近泗河的一次倒灌，地下10米左右的地表水发黄发臭，已经无法饮用。

几天来一直是雾霾天。曲阜，这个离北京600多公里以外的小城，也已经成为华北大面积雾霾的覆盖区。
毒水，雾霾，种种的污染，活在这样的地方，这种状态，每一天都只能算是苟活。

之所以坚持发声，只是想证明，自己每天都做着从这种苟活状态

导读：在美国人捍卫自己权利，建设和完善法治过程中，律师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现代社会到了试图解开奴隶制度或者死亡权的戈尔迪之结的时候，政治过程往往被证明无力也不愿去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美国人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司法系统，于是那些律师们，充当起了临时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民主传统的基本原则与未来联系到了一起。

——读《摇摇欲坠的哭墙——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终结辩论》

我曾在一个群里，拿这个问题问几位朋友：根据你们的知识和理解，法院是干什么的？

1、一位群友说，那还不简单，打官司的地方呗；

2、另一位群友说

人们常说，善恶往往在一念之间。那么，当人的念头在善恶之间转动时，是什么力量给予了这决定性的一推？且看下面这个故事。

1971年一个夏日周末的上午，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警车呼啸，警笛嘶鸣，当地警方煞有介事地执行了一个大规模逮捕行动：警察们按照名单逐一敲开被捕者的家门，宣布指控罪名、搜身、戴上手铐，告知宪法赋予被拘捕者的个人权利，然后带走。

这一天，在斯坦福校园社区，共有9名大学生在警察的这次行动中被收押。在监狱迎接他们的，是由另外15名大学生充任的狱警。“狱警”们身穿卡其布制服，戴着墨镜，随身携带的警棍、哨子和手铐，显示出他们在监狱所拥有的绝对权利。

在狱警们挥舞着警棍，装模作样的严厉指令和监督下，9名囚犯一一交出所有私人财物，脱光衣服撒除虱粉，换上一身宽松的囚服，囚服前后印着他们的编号。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他们不再拥有各自的名字，只被唤作某某号囚犯。

这是42年前发生在斯坦福大学里的一次社会心理学实验，实验监狱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所在的乔登大楼地下室，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创意和主持。帕洛阿尔托是一所大学城，有六万多居民，由于拥有斯坦福大

我主张质疑或问责，一般应有3个指向，一是已有的结论，固化的观念和所谓的规律，大胆进行质疑，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精神；二是对公权力，随时进行质疑和督责，这里体现的是公民的权利意识；三是对自己的言行，保持清醒和敏锐的质疑，这里体现的是内省的自觉。除此之外，进行质疑或问责，都应慎之又慎。

我想，推动社会宪政转型，这一点应该是大家的共识。既然目标相同，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行了。

至于各自路径如何，做得如何，是不是尽了全力，其中是否夹带了私心，效果如何，是不是有道德瑕疵？在个别特殊语境，是不是有向极权服软献媚之嫌？对此种种，不必时时处处去比较评价。

专制极权下，每个人活得都很艰难，也都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社会上，身后有家庭，有自己的一摊子事要负责，也都会遇到一些两难困境。

一个人改变不了社会，很多时候也帮不了别人，都会有一种无力感无奈感。

历史也不是哪个人的意愿可以控制的。

在最大共识基础上，求同存异吧，不必横向攻击。

个人窃以为，横向攻击暴露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道德比较高尚，目的也比较纯粹，推墙意识也更为坚决，没有自己的私心杂念——潜意识里还是想占个道德高地。

冷静想想，是不是？

除了对这个邪恶的制度，我和它是死敌，与它有不共戴天之仇，具体的人都不是敌人。在人这个层面上，都可以找到个人权利、利益安全、趋利避害的共识。

另外，检讨我自己的过去，也有人性脆弱的时刻，也有堕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