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的政府，事儿管得太多，管多了，如果又管不好，自然招骂。

    不久前，国务院假日办对“如何春节放假”下了个文件，明确表示“除夕不放假”。这下子算是捅了马蜂窝，骂声铺天盖地袭来……其实，仔细想想，发布规定的人，也未尝不是怀揣一颗好心——除夕，就算国家规定不放假，绝大多数单位，顾及人情世故，肯定也得放假，至少放半天假，总得让大家回去拾掇一下年夜饭吧？而且，单位还不好意思扣工资。说白了，给大家多创造出了一个“休息日”。

    不过，绝大多数人是很难理解政府这片“苦心”的，大概只有许多企事业单位“哑巴吃黄连”，分担了这项多出来的“放假成本”。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偏巧遇上铁石心肠的企业主，严格依法行事，就是不给你“除夕假”，那要么你就忍了，要么你提前溜号儿，自己便成了“违反规定”的家伙，为日后算账留下了把柄。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用“向权威挑战”来证明自己存在意义的人！

    毋庸置疑，作为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简称为MBO)的创立者和管理学奠基人，彼得·德鲁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被众人当做神一样来崇拜。

    但是，在工业化大生产领域屡试不爽的“目标管理”（绩效管理），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许韦尔奇依赖它拯救了GE，但公共行政或文化领域一旦植入绩效主义的基因，就明显地走向了异化，甚至它成为妨碍创新、令决策平庸化乃至庸俗化的致命原因。

    姑且抛开行政不谈，众所周知，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文化的发展，即指人们对某种价值观逐渐“认知、认可、认同”的过程。既然是“软实力”，就不能简单地采用“硬办法”来对待。但遗憾的是，在这个奉行功利主义的时代，“硬办法”往往比“软实力”能更快见效。特别是在“领导意志”的强化下，“用数字说话”似乎成了吓唬属下最管用、也貌似最公正的办法。而“绩效考核”从GDP、到收视率、发稿量、码洋数……比拼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绩效考核”

    这世上，有一种“三不”男人，最易受女人诟病，哪“三不”？——不表态、不拒绝、不负责。

    “不幸”的是，在崔永元公益基金推行“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计划”、准备8月份在湖南寻找100位乡村教师的过程中，湖南省教育厅恰好扮演了这样的不光彩角色，只不过，他们对这个公益项目的“三不主义”表述为：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

    于是，著名的崔永元被惹恼了，当即回赠给湖南省教育厅另一个“三不”：不作为、不努力、不要脸。

媒体自然是欣喜于这样的“骂战”：权力部门一不小心挑战了大众敏感的神经、意见领袖又奋力批判权力部门的傲慢——无论如何，这都算得上是个“好新闻”。在舆论一片哗然之下，湖南省教育厅觉得自己挨骂很是“冤枉”，他们解释道：“对于民间公益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应由该组织依法依规进行组织，省教育厅作为政府机构，依照自身的职能职责不宜代替民间组织直接发文和参与组织。”

    而大多数公众，似乎更愿意站在崔永元一边，指责当地教育部门“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这本来该是你教育厅的好

    春子曾参与制作过一个电视节目：《成长零烦恼》。

    这个名称，让我很是迷茫了一阵子——成长真的能够没烦恼吗？成长的过程，难道不是“处处皆烦恼”吗？

其实，如果把“烦恼”视作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人生何处无烦恼？

    我一贯认为：“快乐就好”这说法，是个伪命题。在地球生物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愈是高等动物，满足其生存的条件就愈苛刻，痛苦也一定比低端生物要多。而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自我意识的强大，并非彻底清楚掉烦恼，而是逐渐学会如何与烦恼、痛苦共处，不因它们的存在，而迷失了生活的目标、丧失了生活之中俯拾即是的哪怕一丁点快乐……

    追求共处之道，探讨合意空间，便是和谐的前提。

    一切冲突，都是基于偏见。这也是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有人说，龚定庵这句诗，关键在于“不拘一格”四字——但对于现今的教育者而言，难就难在对“格”——种种传统的选拔形式的突破，以及突破后所承担的各种舆论风险。

    突破或者不突破，这是一个问题。

    两年前，川大面对一个甲骨文考生——黄蛉，选择过突破，引逗得不少人欢呼雀跃，被视为“不拘一格”的表率；没料到两年后，“怪才”黄蛉竟然面临着被从川大“放逐”的危险——他的导师何崝教授在一对一的教学过程中，发现黄蛉在古文字方面的研究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教授说这孩子的“学习情况不理想，在甲骨文方面也没有多大造诣。”对当年力排众议招来这位的“怪才”，连老师都竟然感到绝望了。

    看，就算你慧眼识得偏才、怪才，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培养出不世出的大才。事实上，现实的尴尬往往与诗意的浪漫，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可想而知，现在川大的校长算是顶在杠头上了。错就错在那个“不拘一格”降下的，可能真不是人才。

    听，大多数的批评声音，不出所料，主要是针对校方的，你本身教学资源就不足，“

    吹牛不上税，请看郭美美。

    对于万众瞩目的“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总会的秘书长王汝鹏，终于通过官方网站，正面回答了人们的种种质疑。

    我们不妨通过王汝鹏的回答，来澄清一些事实：中国红字会从来就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它成立于1904年，是国际红十字会是主要成员之一；中国专门有一部《红十字会法》，可见国家对其规范性之重视；中国红十字总会为了更好地开展慈善劝募，与中国商业联合会协商，授权并设立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简称“商红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与各地分会、以及“商红会”在内的分设机构，并没有隶属关系，只有业务指导关系；“商红会”的慈善活动，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委托一家名叫“王鼎公司”的企业来进行运作（尚有待调查核实）；“王鼎公司”持有“中红博爱”30%的股份，而“中红博爱”的“博爱小站”项目，恰恰又是以“商红会”的名义而开展的；“博爱小站”是一个进入社区、提供便民服务的公益项目，但它所使用的无动力房车，在车身上可以打上企业广告，所以被人们质疑，其中必有商业图谋，而且“中红博爱”与“商红会”的分成比例不详

    近来，沪上两座著名的高等学府，陷入了一场“泼妇骂街”式的口水大战，因为有人透露了“内幕”：他们“争夺生源”的妙招，既无缘于名校之底蕴，也无关乎师资之素养，办法很简单——彼此拆台。

    尽管现在，两家学校都从官网上撤掉了攻讦对方的“声明”或“严正声明”，但通过此番纠缠，大家更看明白了一个道理：高考，无论是对学生、还是高校，都堪称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学生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标准，就是考高分；而高校在生源问题上的“苦心孤诣、择优而纳”，也是为了确保其在教育市场中占据优势的不二选择。教学相长，本来无可厚非。但高校若是不择手段、一味地“掐尖”，甚至“虎口拔牙”，把已入他人彀中的“才子佳人”硬撬过来，便有些“恶性竞争”的味道了——仿佛“好学生”只要进来了，就算学校胜利，全不顾“得天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