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都不信到什么都可以信

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在描写部分淘金探险家的性格特点时，曾说他们“不相信任何事情，却能够让自己相信任何事情”。这句话实在是深刻之极：一个不相信任何事情的人，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如果出于实际需要、实际利益，可以让自己转而相信任何事情，成为一个彻底的投机主义者、实利主义者。因为，一个人只有具备某个或某些具体而坚定的、不可动摇的、非如此不可的原则和信仰，才能抵抗投机主义、实利主义的诱惑。试想有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对科学还是对宗教，无论对政治还是对文化，无论对法西斯主义还是对人道主义，一概不信，还常常貌似深刻地宣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善和

说谎的最高境界：忘掉你的说谎

陶东风

奥威尔《1984》的主题之一是：极权主义统治建立在对事实和真相的篡改和遗忘之上，建立在有组织的说谎上。更有甚者，真正彻底的遗忘不仅要忘掉该忘的东西，而且还要忘掉你的遗忘，忘掉真理部对历史的篡改，不但要说谎，还要彻底忘记你曾经说谎。过去不但被抹除、篡改，而且这种抹除、篡改行为本身也被抹除。用主人公温斯顿的话说，“当然，过去遭到篡改，我是知道的，但我永远无法加以证明，哪怕在我进行篡改和伪造的时候。这种事情做了以后，什么证据都不遗

听马格利特谈宽恕、遗忘与赦免

陶东风

如何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

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这个题目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中国话语”和“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遵循真实性原则，讲真实的中国故事，或者说，讲好中国故事不等于只讲中国的好故事，而不讲中国的坏故事。中国最近几十年一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尽管有疫情期间的反复，但总体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世界领先的。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就只有好故事而没有坏故事，只有成功的经验而没有失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旅》中写道：“每一个集体主义制度都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需要有一个为整个集体共同接受的目标体系；其次，还需要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给予该集体以最大限度的权力。”没有限制的权力常常为了所谓“集体目标”胡作非为，作恶者没有良心不安，因为在这里个人良心已经不再起作用。

与此相反的是个人主义道德。“个人主义道德的规则，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很精确，但都是一般的和绝对的，它们规定或禁止一个一般类型的行为（比如偷盗抢劫等），不管在一定情况下它的最终目标是好的还是坏的。”即使这类行为可能是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仍然不能改变其好坏的性质。只要是盗窃，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坏的、不道德的，没有可以辩解的“特殊/例外”情况（所以是绝对的）；它针对的是所有盗窃者的所有偷盗行为（不区分他/她属于什

1、在解释关于“作为一个人，与整个世界不相符比与自己不相符好”时，苏格拉底认为，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在真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主要的标准就是是否“与自我一致”，也就是不自相矛盾，而这一点正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对自我矛盾的恐惧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人，却能够像两个人似的与自己交谈，因为“我”身兼双重角色于一身，自己与自己为友，“我”的身上有一个“他我”。只有那些拥有“另一个自我”、拥有与自己交谈之经验和能力的人，才能成为自己的朋友。但是人只有一个头脑，他有自我一致的要求，自相矛盾的情况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言语能力和人的多重性是彼此相符的，这不仅是指我用言语与那些和

苏格拉底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无需通过某种“结论”才获得意义，对话本身就是价值，它有促进交往、提高人的参与能力和参与主动性，增加相互之间的团结和认同等政治意义。阿伦特认为，这种对话最适合于朋友之间，且事实上也经常发生于朋友之间。“实际上，友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此类朋友间共同的谈论建立起来的。通过相互间的谈论交流，他们变得更为接近。这不仅会形成某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且这种表达方式会随着时日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扩大，最终开始营造成一个由友情分享的小世界。”[i]

阿伦特论暴力、恐怖与告密

陶东风

大众文化的别样用途

陶东风

有趣的是，笔者最近翻看布罗斯基的《悲伤与理智》，偶然地发现其中关于美国流行文化的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见该书第一篇“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