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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马格利特谈宽恕、遗忘与赦免

 

陶东风

 

 

 

如何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

 

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这个题目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中国话语”和“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遵循真实性原则,讲真实的中国故事,或者说,讲好中国故事不等于只讲中国的好故事,而不讲中国的坏故事。中国最近几十年一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尽管有疫情期间的反复,但总体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世界领先的。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就只有好故事而没有坏故事,只有成功的经验而没有失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旅》中写道:“每一个集体主义制度都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需要有一个为整个集体共同接受的目标体系;其次,还需要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给予该集体以最大限度的权力。”没有限制的权力常常为了所谓“集体目标”胡作非为,作恶者没有良心不安,因为在这里个人良心已经不再起作用。

与此相反的是个人主义道德。“个人主义道德的规则,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很精确,但都是一般的和绝对的,它们规定或禁止一个一般类型的行为(比如偷盗抢劫等),不管在一定情况下它的最终目标是好的还是坏的。”即使这类行为可能是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仍然不能改变其好坏的性质。只要是盗窃,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坏的、不道德的,没有可以辩解的“特殊/例外”情况(所以是绝对的);它针对的是所有盗窃者的所有偷盗行为(不区分他/她属于什


1、在解释关于“作为一个人,与整个世界不相符比与自己不相符好”时,苏格拉底认为,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在真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主要的标准就是是否“与自我一致”,也就是不自相矛盾,而这一点正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对自我矛盾的恐惧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人,却能够像两个人似的与自己交谈,因为“我”身兼双重角色于一身,自己与自己为友,“我”的身上有一个“他我”。只有那些拥有“另一个自我”、拥有与自己交谈之经验和能力的人,才能成为自己的朋友。但是人只有一个头脑,他有自我一致的要求,自相矛盾的情况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言语能力和人的多重性是彼此相符的,这不仅是指我用言语与那些和

(2023-04-13 21:55)


苏格拉底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无需通过某种“结论”才获得意义,对话本身就是价值,它有促进交往、提高人的参与能力和参与主动性,增加相互之间的团结和认同等政治意义。阿伦特认为,这种对话最适合于朋友之间,且事实上也经常发生于朋友之间。“实际上,友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此类朋友间共同的谈论建立起来的。通过相互间的谈论交流,他们变得更为接近。这不仅会形成某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且这种表达方式会随着时日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扩大,最终开始营造成一个由友情分享的小世界。”[i]

大众文化的别样用途

陶东风

 

有趣的是,笔者最近翻看布罗斯基的《悲伤与理智》,偶然地发现其中关于美国流行文化的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见该书第一篇“战利品”)。

前苏联和东欧曾经流行的告密

1989年剧变前的苏东欧国家流行的那种告密(参见《耳语者》),是极权统治下的一种制度性现象,是失去合法性的权力所培植和支持的、类似秘密警察的统治方式(因此,告密的泛滥从根本上说不是告密者的个人道德问题)。告密活动诸要素中的信息接收者或购买者是制度性的权力,它是告密行为的真正根源,即某种失去合法性或其合法性已经深陷危机的权力。

在这种制度性的告发中,传递信息的方式秘密的,告发者也躲在暗处(即使是实名举报,组织常常也不公开其姓名),然其所告之信息,

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与中国的躺平现象

 

陶东风

 

1在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知识的跨国旅行在所难免。不但中国传统知识在西

(2023-02-13 09:16)

如何理解集中营中囚犯的自杀?

陶东风

 

纳粹集中营中有类特别的人,这就是特别行动队队员,他们负责把在纳粹党卫军的监视下把犹太人囚犯送进毒气室、清理尸体和衣物、掩埋骨灰等。这真实魔鬼干的活!但他们能够拒绝吗?他们拒绝这种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自杀。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自杀?他们应该自杀吗?如果不自杀,别人有资格有理由谴责他们吗?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索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虽然是针对特别行动队队员这个特殊群体,但实际上也适用于集中营的其他囚犯,甚至对理解所有极权主义制度(集中营只是这个制度的极端化形式)下人的选择也有相当

如何理解集中营中囚犯的自杀?

陶东风

 

纳粹集中营中有类特别的人,这就是特别行动队队员,他们负责把在纳粹党卫军的监视下把犹太人囚犯送进毒气室、清理尸体和衣物、掩埋骨灰等。这真实魔鬼干的活!但他们能够拒绝吗?他们拒绝这种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自杀。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自杀?他们应该自杀吗?如果不自杀,别人有资格有理由谴责他们吗?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索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虽然是针对特别行动队队员这个特殊群体,但实际上也适用于集中营的其他囚犯,甚至对理解所有极权主义制度(集中营只是这个制度的极端化形式)下人的选择也有相当大的启示:它实际上通过集中营中特殊案例道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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