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美色

                                            沈东子 

这是个很迷人的话题，因为是人就好色，世上没有不喜欢美色的人，区别在于君子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小人则发乎于性泄乎于欲。一个人无论长相如何，被叫一声美女或帅哥，总是开心的，如果有谁不开心，那一定是确实长得好看，这种称呼习以为常了，没有新鲜感。像我这种相貌如夸西莫多的老男人，是不会反感被人叫帅哥的，别说叫帅哥，前几天有小朋友叫我叔叔，我都挺开心。

一个人坠地后，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似乎充满了偶然，科学界是否有确保好看的手段，至今尚无定论，如果有的话，估计许多人家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让自己的后代好看些，尤其是女孩子，身段要窈窕，脸蛋如鹅蛋，既不能胖也不能瘦，长大后才好嫁进富人家，因为富人家是很看重相貌的。我们以前说郎才女貌，其实那才指的是财。

有钱人喜欢漂亮姑娘，没钱的其实也喜欢，我年轻时就深爱女子的容貌，看见美女就想抱抱，那时候荷尔蒙旺盛，只要那女子年轻，看上去就觉得像天仙，那叫一个千娇百媚，仪态万方，自己如同敲钟人夸西莫多，看见了艾丝美拉达，心里只想一把抱住，口中还念念有词，美呀，美呀，这是看巴黎圣母院记得的场景。

如今我依然有颗夸西莫多的爱美之心，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变为年长的夸西莫多了，或者说变成了老男人。老男人除了年纪变老，内心也有微妙的变化，比如看见容貌漂亮的女人，以前会多看几眼，甚至十几眼，现在很在乎对方的言行和举止，若是傲慢而张狂，就摇头走开，若是孤独而忧伤，则忍不住产生怜爱，大概这就是老男人的本色。

女人是喜欢老男人的，因为老男人见多识广，不再像年轻人那样，只知道喊美呀，美呀，一把抱住，眼里只有女人的美，女人固然乐意听这样的赞美，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所有的漂亮女人都知道，自己的漂亮是一种财富，而时间是这份财富的杀手，所以在那些青春靓丽的时光，她们的心充满了焦虑，眼看光阴一天天过去，就好像看见账上的金额在缩水。

而老男人懂得这一点，懂得呵护美色的最好办法，是给飘荡的小船提供港湾，那港湾光有金钱是不够的，还要有柔情，在美色逐渐褪色时，懂得如何给安慰。美色会褪色吗，当然会，我看过一众香港女星的简短片子，为什么会简短呢，因为时光如流水，女人一生的花样年华，也就占生命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片子长了会看见褪色，也叫珠黄或色衰。

在老男人眼里，女人的美是有区别的，梦露那种美叫艳丽，艳丽的结局如果太伤感，叫凄美，短发的美人叫俏丽，让人感觉才貌双绝，比如罗马假日里的赫本，东方人喜欢的美人，温婉而典雅，叫秀丽，还有一种美飘逸有修养，叫清丽，许多女词人留下的优美宋词，都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总之无论如何描述，都有丽这个字。

一个女人仅是好看，是很难与人长相厮守的，这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连女人自己也不明白，合不来就合不来算了，无非是另外寻找，或者索性独守终生。其实上帝是公平的，给一些人容貌，就会给另一些人情商，只是男人刚开始更重色，等到色欲满足后才明白，要组建合适的家庭，需要的是对方善解人意。

再来从女人自己的角度，说说美色。女人也喜欢男人长得好看，只是隐藏得深一些，一般不叫美丽或漂亮，而是叫英俊或帅气，其实这是现当代女人的叫法，受了几十年飒爽英姿的熏陶，女人连自己温柔都不接受，自然不接受男人的妖娆，而古代女子不是这样的，她们更喜欢柔媚如宋玉，迷魅如潘安，这实际上是和平年代的特征。

当生活不再面临凶暴欺凌，最好的伴侣当然要相互柔情似水，社会应该明白这一点，为什么美男子也会受追捧，从列侬、甲壳虫开始，到当下的日韩男艺人，走的都是美男子的路线，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如果男人只有手执战斧才能成为英雄，社会只崇尚赳赳武夫，那说明我们生活在乱世中。

至于女人看女色，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我有时候听见身边的人，称赞哪个女人如何好看，没看见也就罢了，一旦看见往往没同感，因为同性的审美观是不一样的，女人眼中的好看，常常是俊秀或俊俏，更接近男性一点，而距离男人眼中的美丽，差很远，这就像我看男人，粗砺自然可以理解，但若论好看，恐怕还是得俊秀或俊俏，更接近女性些。

美色是衬托出来的，有三种衬托的方式。第一是妆扮，也就是描眉画眼，不过在我看来，浓妆艳抹是没意义的，一个女人如果把嘴画成烈焰红唇，除非是上台演京剧，否则丝毫也不吸引人，一旦卸妆素颜，一定不好看，而且会更不好看。第二是衣装，好看的女人穿什么都好看，什么不穿也好看，所以穿衣打扮是相貌平庸者的首选，真要历数装扮，究竟哪一项最重要，我看还是发型，发型最能显示女人的精神世界，是否够自信。

第三种衬托方式最要命，那就是身边是谁。女人的美丽，常常是靠闺蜜衬托出来的，聪明的女子，喜欢找相貌平平的女友做闺蜜，这样可以凸显自己的漂亮。那些漂亮的女演员，是不喜欢同台出场的，这会把她们的颜值分出高低，如果刘涛与舒淇出场，刘涛会显得土气，徐静蕾与林志玲同台，徐会显得腿不够长，所以说一个女人好不好看，取决于周围是谁，如果全是男人，那一定会好看，或者说孤单的女人都不丑。

火柴梗

     沈东子 

现在的年轻人，跟我年轻时不一样，比如吃东西，我年轻时因为经常挨饿，什么都想吃，只要能嚼的食物，都会塞进嘴里，这样才能填饱肚子。现在的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对食物比较挑剔，许多东西宁可放弃也不吃，这怪不得他们，如今的食物污染太厉害，农药、防腐剂、重金属、反式脂肪，都损害健康，在这个问题上，我庆幸小时候的污染要少一些，哪怕也有污染，不过是农家肥没洗干净而已，不像现在的污染如同化学武器。

再比如看书，我年轻时是很爱看书的，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小说，只许借一晚，硬是在被窝里，借助电筒当晚看完了，至今记得书中有个土匪头名叫乌斯满。现在的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除了有互联网，身边还有太多的书，多到随时想扔掉，这也怪不得他们，如今的书质量确实不太好，不仅错别字多，内容也平庸，比如有本书叫《桂林人》，两口子写的，老婆写得还不赖，老公的文字味同嚼蜡，比红楼梦、西厢记差远了。

这么说起来，似乎现在的年轻人，生活有些索然无味？那倒也不是。我年轻时一度以为自己很开放，嘴里哼着一首歌《我的爱人》，一天被父亲听见，父亲说他熟悉这歌，他年轻时在南京念书，就喜欢听周璇唱。原来所有人都年轻过，都有自己熟悉的歌星，父亲年轻时是周璇，我年轻时是邓丽君，不知道如今的年轻人，喜欢的是王菲还是张惠妹，我指的是男青年。时代在变化，倒退80年，中国是没有男歌星的，只是京剧里有旦角。

就听歌这件事，我跟年轻人也有共性，比如他们熟悉邓丽君，熟悉小城故事和路边的野花，而他们有时候被叫去集体合唱的歌，比如没有……就没有，或者只有……才能救，我也很熟悉，几十年前就听过。这就是民族性，这些歌洋人是不懂的，那些娶了或嫁了洋人的人，不会再有这样的情趣，当然他们有别种情趣，比如去情趣商店找情趣。

现在的年轻人还有一种精神情趣，喜欢梗。梗是什么？一般人以为是根茎，如菜梗、枝梗，或者身体的阻碍，肠梗、心梗、脑梗，说一个人不合作，就是从中作梗，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现在的年轻人没那么书呆子气。梗是现代用语，指的是笑点，说话时说出一个梗，就是一个笑话，笑话虽然做不了棺材，哦，说错了，虽然不能升官发财，但可以自我放松，也是一种灵魂的解脱，这是在暗夜发明的火柴梗，可以擦亮一束光，成为燎原的星火。

他们形容对一个人爱横交加，会说发了疯去想，拼了命去忘，这是文字梗，还有谐音梗，比如我的名字沈东子，是很容易造出谐音梗的，斯文人叫我沈公子，我听了笑笑，觉得正合孤意，铁哥们叫我沈疯子，这话不好听，又不好反驳，只能皱眉头，吃货叫我沈粽子，好像是苦难岁月的过来人，什么都想到吃，不过我老家湖州的粽子，还是比较有名的，这样叫倒也蛮贴切。

当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烦恼，跟时代有关，也与年轻有关，年轻就是要叛逆，走出成年人迂腐的围城，去见识另外的天地，这也是我喜欢年轻人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刚走出左时代，许多年轻人感到困顿，有个叫潘晓的年轻人，给中青报写信，问为什么生活的路越走越窄？来信刊出后引发热烈的争论，那时还是比较开明的，什么都可以争一下。我把彼时的年轻人叫做困顿的一代，如今的年轻人是躺平的一代。

所谓躺平指的是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甚至不出门，维持生存的最低标准，拒绝成为他人的赚钱机器，拒绝生养被奴役的小奴才。如何对待这样的躺平，社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新一代的新思想，新世纪的创举，以往面对老年人掌控的严酷现实，我们看到的是年轻人的反抗，而眼见前辈的创痛记忆，新一代选择了躺平，这也是一种反抗，只不过无声而无奈，近似于圣雄甘地的不合作。

我这人素来爱才，不在乎年轻人躺不躺平，只要有才情，我都予以包容，努力给对方提供展示的空间，哪怕才少一点，情弱一些，不是千里马，是百里马抑或几里马，都会予以鼓励。换了是中年人，油油腻腻的，我就没这个雅兴了，免不了生厌，至于遇上老年人的迂腐，讥讽的心都有。桂林人骂老年人是很刻薄的，老东西，老不死，老豆巴，最后这句骂，我刚开始不懂，以为病毒会变异，粤语也会，老豆巴是老豆的变异，后来知道不是的。

蔸巴是竹子和甘蔗的根茎，这是广西盛产的两种植物，老蔸巴就是老朽的根茎。原来梗不是根，蔸巴才是。老蔸巴喻指腐朽与糜烂，当年轻人如新竹参天生长，下面的根部却一团朽烂，要想新竹成为修竹，不如把蔸巴砍了，平放在地上。有人说中国人讲究尊老，对老年人应该宽容，这话没错，但也要看时代。现在的老年人，多半从左时代过来，抢鸡蛋，抢座位，倚老卖老，遇到劝阻还恶骂，很像腐烂的植物根部，君子动口不动手，骂一句老蔸巴，也是年轻人的权利。

我有时候想，我如果年轻个三五十岁就好了，看上去如小鲜肉，却长着老男人的大脑，那种外在的俊朗，内在的深沉，一定很得女人的垂爱，不过这样的如果，是不会结果的，也就是永远不会发生，虽然科幻小说描写时光倒流，但我们回不到过往的时光了，困顿是一种经验，相信躺平也是，这些经验看似简单，却是可以升华的。当思想变成火柴梗，距离照亮世界也就不远了。

       谈歧视

                                               沈东子

这里说的歧视，指种族歧视。不同的种族如何相处，究竟取决于什么，是肤色、文化差异还是自我救赎？这是一个话题。前面说到过，二战结束后，美国青年经历了好几种心路历程，先是迷惘的一代，这当中除了海明威、菲兹杰拉德，还有黑人作家赖特、鲍德温，在我看来在上世纪的美国黑人作家中，鲍德温是最优秀的，他率先明白，要解决种族歧视，首先是被歧视的一方，如何自我提升能力与素养，赢得歧视方的钦佩和尊重。

随后出现的是所谓垮掉的一代，这一代的作家几乎都是白人，他们为政府参与越战的决策所激怒，这样的决策会葬送许多美国青年的未来，付出巨大的牺牲，而这样的牺牲所换来的，是南越人遭受更巨大的痛苦，事实也确实如此，北越人不仅在战后蹂躏南越，还掠夺了越南华人的几乎所有财富，而老奸巨猾的基辛格，却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然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如今越美互伸橄榄枝，两国互信已异乎寻常。

接下来便是当下的美国年轻人，我把他们称为焦虑的一代。一代人有一代人面临的选择，穷人奋斗的是吃饱穿暖，不懂富人为何会堕落，而富人面对穷人的砍杀，想到的是躲避，如今的美国民众，面对黑与白，究竟选哪边站，是有些尴尬的，美国的华人也是如此。华人也分几个层面，社会地位高的，不喜欢什么黑命贵，人世间什么命都贵，为何要强调黑命贵？底层的华人不一样，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与黑人糅合在一起，为黑人呐喊即为自己呐喊。

然而亚裔并非铁板一块，西亚南亚不用说了，几乎都是穆斯林，一看面孔就不是华人，东亚的日韩也不愿与华人为伍，华人与其余亚裔始终有缝隙，其实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最欺负最歧视华人的，是华人自己，许多远道赴美谋生的华人，如果进唐人街打工，只能拿到最低工资。华人歧视华人，华人是可以忍受的，歧视华人的若是黑人，那可受不了，若是白种人，那就更加不能容忍了，非要打官司不可。

为什么遇上白人要打官司呢，因为打官司就是讲道理，对方要有地位有教养，才是说理的对象，才有可能跟你讲道理，如果遇上的是别的种族，讲道理就没什么意思。一个人如果在美洲被欺负，估计回到中国大陆，也依旧是被欺负的命，只是如果在法制健全的地方被欺负，还可以打打官司，甚至打赢官司，换了无法无天的社会，那就信命吧。我们见过华人在美国、日本打官司，就没听过在非洲或者俄罗斯打官司的，打也是白打，还不如不打。

早年曾与一位美国黑人青年，在夜色下的漓江边聊天，他的肤色比夜色更深沉。他说其实他很清楚，来到中国后发现，跟美国白人相比，中国人更歧视黑人。他又说白人歧视黑人，是因为黑人为白人打工，华人歧视黑人，那就是一出荒诞剧了。他这话让我想起了鲍德温，鲍写过一本书，书名叫《没人知道我的名字》，那是他作为一个无名青年，在欧洲流浪期间写下的文字。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很歧视黑人的，鲍德温在纽约黑人区哈莱姆长大，从小就备受歧视，连犹太人都歧视黑人，为了逃避这分屈辱，他只身前往欧洲，结果发现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歧视黑人，他这才意识到，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已经很幸运了。这也就是说，世界这么大，美国人对黑人算好的了，比欧洲人亚洲人都要好，远超过非洲人。

曾经有一群美国黑人，祖上是从非洲贩卖到美洲的，为了逃避被歧视，决定结伴回老家非洲西海岸，在那里建一个国家叫利比里亚，所谓利比里亚就是英文解放的音译。结果折腾了一段时光，还是决定放弃再去美国，美国的法律与自由已经相当成熟，要想把这一套转移到非洲，没那么容易，只要触动本土利益集团的奶酪，就会遭到殊死抵制。

人的审美观是后天形成的，比如白天与黑夜，多数人喜欢白天，因为黑夜看不清楚，我也喜欢白天，但是白米与黑米，虽然多数人更习惯于白米，但我喜欢黑米，道理也不用多说，反正我有我的口味，就是喜欢黑米。至于白人与黑人，我承认受白人文化的影响要多一些，白人当然也有恶习，比如吃东西喜欢舔手指，喜欢吃臭奶酪等等，这也没什么，人家爱干嘛干嘛，别传染给我们就行了。

仅凭肤色去判断人的品行与能力，是不够的，各种族都有文明和不文明。要说世上最出色的黑人，那就是美国黑人，生活在美洲大陆的黑人。华人也一样，我见过华人无数，美国华人可谓出类拔萃，数数华人百人会里的佼佼者，便略知一二，获诺奖的华人，也以美国华人居多。这说明什么呢，价值观第一，种族是次要的。任何一块土地上的观念，都应有利于人的创造力，观念若合适则动力无穷，观念不合适，原有的文明也会渐渐衰落。

如今的美国，面临的正是观念的冲撞，世界起风了，所有的船只都在风雨中飘摇，美国这条船也不例外，我说当下的美国人是焦虑的一代，这焦虑正是源于面对风向的转变，这条船缺少一位清醒的船长。19世纪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写过一部诗集《草叶集》，当中最有名的诗作，叫《啊，船长，我的船长！》，惠特曼描写的美国船长，叫林肯。

林肯是个清瘦的男人，来自中西部的伊利诺州，当选总统后，用铁腕与智慧解决了南北纷争的乱局，最重要的是，排除重重阻力，签署了解放黑奴的法令，连马克思都称赞他是一位罕见的伟人。美国现在缺少的，正是一位新林肯。鲍德温在谈及林肯解放黑奴时说，这是白人面对罪恶的自我救赎，而黑人是否能真正赢得尊重，还得看黑人以后做什么。这是鲍德温50多年前的预言。

美国黑人眼下的所作所为，将决定黑人未来的命运。互联网时代的世界，与19世纪的美国一样，充满了纷争，看似不同的肤色，有不同的主张，而实际上比肤色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如果价值观没道理，无论什么肤色都应受到谴责，而对公平公正的理性追求，才是不同肤色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

我的业余爱好

               沈东子

都说漓江社藏龙卧虎，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如果以居住区划分，漓江社可以分为铁西时期和安新时期，早年居住和办公都在铁西区，后来才搬迁到漓江边的安新区。铁西时期的我，基本上是个陪客，陪刘硕良先生打麻将，陪聂震宁先生下围棋，陪伍先华校长玩扑克，陪张谦总编辑吃米粉，看上去比较巴结领导，其实也不然，彼时除了刘先生是刘先生，聂先生还只是室主任，其余人的仕途刚起步，跟我一样是普通编辑。

当然他们后来都不是普通编辑了，为国为民操心，只有我还是普通编辑，只为几本书操心。一个人有多少志气，从小事就可以看出端倪，比如我很羡慕聂先生的围棋，曾问你平日打棋谱吗？他回答哪有那时间。我的理解是，要是有时间打棋谱，他的棋艺就不止是这水平了，没准超过聂卫平都难说，到时候棋坛上的老聂，还不知道是说谁呢。

我就不一样了，别说下围棋，看围棋都头大，只会下几步中国象棋。进出版社前，我在街坊邻居间下象棋，还是有点名气的，巅峰之战是一次坐火车，车厢里有个人自称高手，打遍车厢无敌手，我见状挺身而出，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战两个回合赢了他，收获了全车厢钦羡的目光，那时我还不到二十。

人要有阅历才有长进，进入漓江社后，才发现什么叫高手，高手是李海鸣先生。李先生曾经在广西象棋大赛上夺得名次，后来写了本象棋入门，对史上的名局倒背如流，我试着与他对弈一两盘，结果都是中盘告负。

有一次随他去与兄弟单位比赛，漓江社四位选手出战，只有我全负，不但自己丢人，还影响了本社的名次，自信心彻底崩溃，从此不下棋了，什么棋都不下。怪谁呢，要是我没遇到海鸣兄，没准还以为自己是高手，殊不知是个臭棋篓子，与其这样，还不如早点罢手才好，也好集中精力，做自己更为擅长的事，比如洗碗。

就个人爱好而言，我基本上没有强项，棋牌不用说了，唱歌也绝对不行，根本记不住歌词，随口哼出来的调调，曲还马马虎虎，与原曲相似，词除了第一句，后面都是我瞎编的，不是有意去编，而是实在记不住，只好编词往下哼。

比如有首流行歌曲，第一句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第二句是别在异乡哭泣。多动情呀，可我记不住，总是唱成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其实是来看你。自己还觉得蛮好，没有原词那么伤感，还挺实在的。再比如有首歌，就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我记不住第二句，每次都唱成你却给我递了烟。人家唱的是异性之恋，到我这儿成好基友了。所以为了不玷污众人美好的情怀，我一般也不唱歌。

观察人的爱好，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个人不能只懂干活，总要有些爱好放松自己，我发现在俺们祖国，爱好这东西，可以分为跳舞与打牌两种，跳舞的敏于行，打牌的沉于思，不但老百姓如此，领导人也一样，比如毛喜欢跳舞，邓喜欢打牌。

出版社是文化单位，这两项活动都很受欢迎，不过喜欢跳舞的通常是长者，年轻人似乎更喜欢牌局，想想也是，年轻人从来不缺少与异性相处的机会，而且相处的都是年轻异性，大庭广众下的舞会，显然没有多少吸引力。

至于我，铁西时期的伴侣是孤灯一盏，这地方既然藏龙卧虎，我当然要好学一些，努力提升自己，否则作为一只羔羊，是没有价值的。提升的方式是夜读，以前也读了些书，但受限于缺少好读本，过手的读物有大量垃圾，出版社就不一样了，如金龙格先生所说，出版社是一所大学，可以读到最优秀最前沿的读本。

编辑与图书的关系，如同名厨与大餐，大伙儿大快朵颐交口称赞，名厨擦擦手走开了，那大餐是什么味道，他比谁都先知道。编辑也一样，许多书尚未上市，我们就读过了，等到图书市场一片喝彩，我们已经开始运作另一部扛鼎之作。

我在铁西时期度过的夜晚，基本上都与书有关，所以说我的业余爱好，等于没爱好。那时出版社氛围良好，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记得一年中秋节夜晚，在院子里搞活动，套铁环，猜谜语，月色下一片欢声笑语，我站在阳台上，很想下去扔两个铁环，没准会套中一瓶茅台，忽然想起巴拉巴已经看见耶稣了，他会跟随耶稣而去吗？于是又回到了那盏孤灯下。

     谈出家

              沈东子

对男人而言，出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意味着从此要过非世俗的生活，衣食住行都与以往不一样了，不仅不吃肉不碰女人，还要念经行善拯救众生。一个人要有怎样的遭遇，才会想到出家呢，那一定是很严重的事，严重到整个人生发生转折，对以往的生活不存留恋，甚至对世俗人生产生怀疑。

比如宝哥哥心爱的林妹妹死了，他看破红尘，觉得只有去当和尚，这世界才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记得那年春夏之交之后，千家驹在美国出家了，成了出家人，敢情也是因为万念俱灰吧。无论宝还是千，出家都有一种悲情，似乎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或者是没有选择，才出此下策，如果这世界遂自己的愿，就不会有出家的想法。

在传统文化中，出家常常意味着逃避，面前关山万重，实在过不去了，咱走独木桥好吧？所以出家人常被看作人生的loser（失败者）。如果说贾、千出家，是昭告一种人生态度，是对社会不公的无声抗议，那么李叔同的出家，则完全是另一种境界，是对佛学的身体力行。李皈依佛门，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属于近代史上的大事。

一般人出家是消极的，李则是主动的选择，这位高僧曾经是阔少，一生走马章台风流倜傥，谈不上有多少不如意。不过内心经历过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他是认真的，出家前为了确认自己的适应能力，曾断食三周，从此奉素食，潜心念佛，沿着佛学先辈的足迹，向世人译解各种佛经。

后人将李的出家，演绎出各种传奇，不乏悲情的解读，似乎出世总不如入世快乐，这实在是站在入世人的角度，对出世的解读。隔着精神的河流，去揣摩对岸的人生，我们自然只能是猜度，这猜度越善意，则越显悲悯。

当然出家人成千上万，不好一概而论，但至少在弘一法师身上，除了悲，还有欣，而且他完成了由悲到欣的灵魂过渡，穿越宽阔的悲情之河，到彼岸去了。那彼岸有些远，在一般人的视线之外，我们可望不可即，垫起脚尖看，也只见一点佛光。

人类灵魂的最高境界，其实是受苦，通过受苦抵达宁静与救赎，当然不仅仅救赎自己，还要拯救他人。为什么受苦可以完成拯救？这个问题很哲学也很宗教，似乎有点玄，其实想透了也简单，无非是用苦行感化他人，去行善积德，这善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文明与人性，对立的品行是野蛮与兽性。

经济的高速发展，GDP的巨大积累，与内心救赎是没有关联的，人不会因物质生活的改善而自然行善，尤其是没有信仰，缺少反省能力的民族，经济越发展，越凸显人性的邪恶与贪婪，给其他民族带来焦虑与不安，不知道发达后究竟想干什么，是买下梵高的所有绘画，还是把全世界的鱼都吃光？

我们身上都有善与恶，这是与生俱来的，文明的力量就是努力扬善抑恶，尽量压制恶的生长空间，为了对付恶，人类想了很多招，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立法，谁犯法惩罚谁，从拘留、鞭挞到坐牢到处决，都是为了对付恶。这是犯法以后的处置。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影响犯法前的心灵，让人少犯法或者不犯法？有，就是信仰。

无论哪种宗教哪种信仰，说到底都是宽厚的力量，希望在恶发作之前，将其遏制甚至扼杀于萌芽状态，为行善腾挪出更多的空间。如果什么信仰都没有，或者把虚妄当作信仰，内心总是不踏实的，我说的不是训诫，是自我告诫。一般人出家，是逃避尘世，而李叔同出家，是净化尘世，这是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

缘缘堂，日月楼

    沈东子

丰子恺先生的小女儿叫丰一吟，我与丰女士上世纪80年代初次见面，那时她携女来桂林，寻访一家人抗战时的流亡足迹。丰女士是翻译家，随丰先生一道译过不少俄罗斯名著，彼时我初学外文，记得曾请教过她，翻译过程中，最难译的是什么词汇，她说是动词和形容词。如今想来，这说法相当有道理，动词是多变的，形容词意味丰富，要找到最准确最贴切的对应译法，确实要花费不少脑筋。

后来承蒙丰女士的关照，我读了一些佛教书籍，也曾去上海漕溪北路的新家探望她。丰先生一生淡泊，文人之怀想，无非一片净土，吟诗作画，与世无争，但历史很残酷，早年在家乡石门湾苦心经营的缘缘堂，被日本人炸成废墟，丰氏曾作《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一文追念。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陕西南路的长乐邨买下一栋小洋楼，取名日月楼，希望从此安顿下来，“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杜甫）然而生逢乱世，暗无天日，现实再次击破了丰先生的梦想。

上世纪60年代末，丰家被扫地出门，日月楼一下住进六七户人家。这是一栋西班牙风格的三层楼房，最上面有一间小阁楼，透过阁楼的窗户，可以仰望星辰与月亮。后来为筹办丰子恺故居纪念馆，丰家和居委会花了极大的努力，安排住户陆续搬走，但底层的一家抵死不搬，声称是政府安排入住的。后来丰子恺故居对外开放了，那家人一直还住着。

上海世博会那年，我与丰一吟女士约好，在日月楼见面。老太太虽然满头白发，但神清气爽，依然是笑吟吟的模样，思路异常清晰。我拿出自己写桂林的一本书，里面有记述丰先生当年在桂林教书的篇章，她看了看说，我们当年住的地方不叫半塘岭，叫泮塘岭。我当即汗颜。清末有个临桂词派，代表诗人叫王鹏运，字半塘，是桂林人，半塘是半塘，与泮塘岭是两回事。泮塘岭在桂林两江国际机场附近，是当年丰先生执教的临桂师范所在地。

日月楼故居陈列了丰先生的许多漫画原作，这些漫画熏陶了我幼小的心灵，我出生那年，丰先生应父亲的请求，曾专门给我画了一幅画，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合力抬一只水壶，给一棵柳树浇水，题款“努力惜春华”，可惜桂林武斗逃难期间，丢失了。世人通常都知道丰子恺是漫画家，其实他除了画漫画，还是大作家和大译家，并且是近代最早的音乐教育家，我看着满屋丰先生的作品，萌生了一个念头，想为丰先生做一本书。

丰先生的书已经做了很多了，漫画选，散文集，译著等等，市面上都能见到，要想做出新意，得有独到的切入点。我给丰一吟女士去信，说了我的想法，请她挑选丰先生的散文，写景抒情的译文，以及一些风景漫画，合成一本书，表现丰先生宽广豁达的人生情怀。丰女士对这个创意予以肯定，但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编书恐精力不济，委托我代为编选。当年弘一法师嘱托丰子恺，画护生画集普度众生，既是信任也是师生情谊。如今丰一吟委托我编丰先生的作品，我自然必须倾心做好。

我从丰先生众多的散文随笔中，选出《秋》《梧桐树》《西湖船》等名篇，找来丰译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德富芦花《不如归》、《石川啄木小说集》，分别选出《白净草原》《幽会》《山樱》《足迹》等，并配上漫画数十幅，以图文相间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书名取《柳燕、白鹅与山樱》，丰氏漫画多有柳树和燕子，故丰先生有丰柳燕之称，白鹅是丰氏散文名篇，山樱取自丰译德富芦花作品。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作品集，是对丰子恺的景仰，也是对丰一吟的感念。

大作家笔下的灾与难

               沈东子

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疫情，老百姓最关心的自然是疫区的消息，疫区内千家万户的生死存亡，这种消息本该通过媒体传达出来，如果在媒体上见不到，或者见到的不够真实，大家只好求助于自媒体，芳/芳的《日记》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所以在网上不胫而走。实际上芳/芳的热读现象，恰好陪衬出媒体的缺位，她本来是个作家，新闻不见了，她只好以作家的身份，担当起记者的责任。

《日记》让人联想起二战时期的《安妮日记》，犹太少女安妮一家，为逃避纳粹的追捕，在阿姆斯特丹的一间秘密小屋内，躲藏了25个月，日记记录的就是这25个月的见闻和内心活动。安妮是有预感的，她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安妮一家后来被人告发被捕，她死于集中营。她如自己预料的那样，继续活在后人的记忆中，活在她留下的日记里。

有人质疑除了芳/芳，为什么别的作家不吭声？质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质疑的对象未必准确，这个问题应该抛给全中国成千上万的报纸，似乎更合乎情理，它们为何不把武汉普通百姓经历的苦痛登上头版头条，无论图片还是文字都见不到？好像武汉的事是别国的事，如果真是别国的事，反而早就报道了。而对于本国的事件，我们已经习惯了媒体的缺位，似乎不报道或少报道，是天经地义的事。

还是说回文学吧，这领域我熟。从文学的角度看，作家的文字往往更深刻，也更厚重，这是文学与新闻报道的区别，所以要求作家担当记者的角色，是一种现实无奈。面对如此深重的灾难，面对无数芸芸众生在灾难中的哀痛与挣扎，我相信中国的作家们并没有忘记，只是表达的方式多种多样，并非只有直接描述这一种。国家不幸作家幸，事实上据我所知，许多作家都在积累素材。

爱伦·坡在小说中多次写到过黑死病，特别喜欢以黑死病为背景，描写人性的贪婪，在《红死魔的假面具》中，他描述一个纵欲的王公，逃离黑死病疫区后，依旧不忘寻欢作乐，沉迷于酒池肉林。假设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瘟疫最终被控制住，可寻欢的仍旧寻欢，作乐的依然作乐，这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公平，那么这代价岂不是白白付出了，或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问：我们明日之生活，是否配得上今日之苦难？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轰然爆炸，给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造成的伤害难以统计，光是由此罹患癌症的人数就达20多万，由于前苏联的严密封锁，许多真相都秘不示人。爆炸发生那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38岁，她花了11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位受害者，直到1997年才推出《切尔诺贝利的祈祷》一书，给那段历史留下铁板钉钉的记录。18年后，她由于对包括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人为灾难的记述获得诺贝尔奖。

相对于记者对当下的笔录，作家对人性的关注要更深入。另一位诺奖作家加缪写过一部小说《鼠疫》，写的是北非阿尔及利亚一座城市，鼠疫猖獗期间的封城故事。医生里厄为了治疗病人，背着药箱走街串巷，得以近距离见到灾难时期的众生相，也见识到人性在危难中的伟大与卑微。小说写于二战期间，加缪自定义为“记事体作品”，其实是想强调其包含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对如鼠疫一般侵害欧洲的纳粹思想的警觉。

法国人加缪写鼠疫，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则写霍乱，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对哥伦比亚曾经发生过的霍乱疫情，做了极其生动的描述，肮脏的居民区，动物的尸体，市民的恐惧，都历历在目，不过这些都只是背景，大作家要描写的是人性的挣扎，一对年轻恋人阿里沙和费尔明娜，如何穿越50多年的风雨，在霍乱横行的年代，在一艘悬挂霍乱黄旗的轮船上，第一次拥抱在一起。别人都在躲避，只有他俩相拥，这世间能与邪恶和灾难对抗的，永远是向死而生的智慧与勇气。

          围城里的钟声

                  沈东子

苏珊·桑塔格去世十几年了，在遥远的萨拉热窝，许多波斯尼亚人至今记得她。中国人对萨拉热窝的熟悉，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反法西斯的故事，也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电影，而萨拉热窝人之所以记得桑塔格，是因为桑塔格曾在90年代波黑战争时期，参与保卫过萨拉热窝。

话说当年的南斯拉夫解体后，不同的民族各自为政，先后恢复或建立了属于本民族的国家，比如克族的克罗地亚，斯族的斯洛文尼亚，塞族的塞尔维亚，穆族的波黑，阿族的科索沃等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在具体划分疆土和民族利益时，会遇到许多难题，甚至发生武装冲突。

塞族作为前南斯拉夫主体，当时反对波黑独立，仗着兵强马壮，用重兵围困波黑首都萨拉热窝，这一困就是三年半，远远超过当年德军围困斯大林格勒。围城的惨烈难于言表，萨拉热窝人不仅个个面黄肌瘦，还要遭受塞族枪手的狙击，《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开头，有一个著名的镜头，德军军官毕肖普站在高地上俯瞰该城，五十年后同样是这处高地，成为塞族狙击手的制高点。

没电，没水，没面包，大量平民死于炮火和饥寒交迫，其中包括《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最有名的牺牲者是一对异族恋人，穆族姑娘阿德米拉和塞族小伙子博斯克，博斯克早年丧父，母亲和哥哥去了塞尔维亚，他在萨拉热窝的唯一牵挂，是高中女同学阿德米拉，由于信仰不同，两人的相恋得不到祝福，他们决定出逃，去安全的地方营造爱巢。

1993年5月18日，两人想趁炮火间隙穿越封锁线，结果过桥时被塞军发现，双双被枪手击中，博斯克当即身亡，阿德米拉挣扎几下爬过去，随后抱住恋人死去，七天七夜无人敢上桥收尸。这一幕全世界都看到了，两人相拥而死的景象被长镜头拍到，照片震撼人心，被称为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作家是最敏感的，孤城的苦难触动了各国作家，许多人前往萨拉热窝去探个究竟，这当中就有《反对释义》的作者苏珊·桑塔格，她这年已经六十出头，是位身患癌症的老太太。前去萨拉热窝的作家不少，尤其是邻近的法国作家，待上两天就走，随后在巴黎作秀，炫耀自己的战争经历，这让桑塔格极为愤怒，她宣称自己将秉承海明威、奥威尔加入国际纵队，对抗军事强人佛朗哥的传统，为萨拉热窝做点什么，与当地人生死与共。

一个作家在围城里能做什么呢？她先想筹建学校受挫，继而募捐了一笔款项给慈善组织，但这些别人也能做，不是她最想做的事。一天她来到萨拉热窝青年剧院，跟一群年轻人说，她希望执导他们出演话剧《等待戈多》。为什么是《等待戈多》，而不是别的剧本？“没人来，没人去，什么都没发生，一切都是死寂。”《等待戈多》里的这句台词，是孤城萨拉热窝的生动写照。

一次彩排时，忽然传来消息，剧团的一个演员出门时被炮弹炸死，桑塔格问还要不要继续彩排，年轻人全都表示继续，惟有继续才证明自己依然活着，在逆境中活着。事实上这不是《等待戈多》第一次在风雨飘摇中出演，1976年南非发生种族骚乱，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横扫新奥尔良，当地都组织演出过这场戏，似乎在迷茫中等待，是全人类的共性。

演出自然很成功，整个演出过程中，剧场里鸦雀无声，但内在的呼应感染了观众，无言的力量更持久。一场演出不会解除围城，演出过后的萨拉热窝，依然在困顿中挣扎。更大的轰动发生在剧场外，桑塔格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对萨拉热窝命运的广泛同情。在各方的巨大压力下，北约终于决定出兵，仅三天就迫使塞军退兵解围。

萨拉热窝人终于等来了戈多。戈多是谁？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不同人等待的是不同的戈多，萨拉热窝人心中的戈多，朴实而单纯，是面包和盐。他们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地人没有忘记桑塔格，如今在萨拉热窝市中心，有一座广场叫桑塔格广场。

曾经的黑死病

              沈东子

话说中世纪的欧洲，曾经爆发过黑死病，夺走数百万人的性命，是西方人的恐怖记忆之一。所谓黑死病就是鼠疫，这种恶性传染病发展到晚期，面部会出现溃烂的红斑甚至黑斑，很容易辨认，病情一旦到这一步，就基本无解了，故名黑死病。

描写黑死病的文学作品不少，法国女影星比诺什主演的《屋顶上的轻骑兵》，就是以那段历史为背景的，至今记得比诺什扮演的侯爵夫人，为拯救苍生，与情人骑马穿行于死亡遍地的疫区，美丽而飘逸。

另一部讲述黑死病故事的作品，是爱伦·坡的小说《红死魔的假面具》。小说以假面舞会为线索，描写从前有这样一个国家，忽然爆发黑死病，老百姓无处可逃，只能听天由命，坐以待毙，而大贵族普罗斯佩罗亲王，仗着自己富可敌国，逃到了远方的城堡。

这里山清水秀，森林密布，他不但自己逃了出来，还没忘记带出来一千名俊男美女，在远离人间疾苦的地方，照样举办假面舞会，日日笙歌。假面舞会之所以要戴上面具，是为了方便调情，尤其是羞涩的美人，戴上面具后可以放肆欢笑，尽情戏弄中意的帅哥。

面具有各式各样，蝴蝶蜻蜓，猪头牛首，还有各色妖魔鬼怪，看个人喜爱，换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估计蝙蝠是首选。戴上面具就自由了，反正谁也不认识谁，免掉了日后相见的尴尬，这是贵族阶层吃饱穿暖后发明的性爱游戏。

不过聪明的发明者不曾想到，美丽的面具有时也是致命的。为庆贺逃离京城的瘟疫，普罗斯佩罗亲王组织了一场空前奢华的化妆舞会，要求与会者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做出自己最拿手的面具，尽享劫后余生的欢乐。

这次的面具确实五花八门，大伙儿完全被人类的想象力征服了，在相互欣赏中跳起轻快的舞步。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怪诞的装扮者，按理说亲王的客人什么没见过，绝不会对谁的装扮大惊小怪，可是这人太过分了，他居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黑死病人！

他用裹尸布将自己全身包裹，身上沾满了鲜血，脸上也抹上红斑与黑斑。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玩笑，太败亲王的兴致了，他大光其火，喝令手下将其拿下。一群人围拢上去，可那人非但不退缩，反而迎面走上来，那威严的气场镇住了所有人。

亲王见状怒不可遏，抽出短剑朝那人刺过去，这时那人扯下面具，亲王大叫一声倒地而亡，众人在恐惧中纷纷夺门而逃。原来那人不是把自己装扮成黑死病人，他就是一个垂死的黑死病人，偷偷溜进了欢场，把死亡带给了这群贪欲的肉虫，贪生的懦夫。

这是一个死亡与狂欢的故事，当初读这篇小说，只是惊讶于其荒唐的想象力，如今回过头来看，却有别样的感受。坡总是将人类的欲望挂起来烤，看那欲望化成油滴掉进炉火，从刺耳的响声中获取文学的快感，有一种惊悚美。不喜欢的掩面而去，喜欢的喜欢得要命。我属于后者。

          咳嗽这妖精

             沈东子

一个多月以来，大约从十月底开始吧，我招惹了咳嗽这妖精。妖精是不能招惹的，一旦惹上了，甩都甩不掉，于是我整天咳，轻微时偶尔一两声，严重时死去活来。记得邓丽君有首歌是这样唱的：雨儿雨儿下不停，心儿心儿跳不定。我是只要遇上阴天，嗽儿嗽儿咳不停，心儿心儿跳不定，熟悉的知道是我在咳，不熟悉的还以为家里来了个小老头。

记得童年时，隔壁有个中年男人，患上了肺结核，彼时是绝症，他整天都在咳，尤其是深更半夜，咳嗽的声音响彻天际，咳了好几年，后来不咳了，不是不咳了，是没声了，死了。如今轮到我咳了，真是时代的轮回。

天南海北的朋友，知道我的状况，纷纷为我出主意，有的建议服抗生素，什么头孢安苄、克林霉素、阿摩西林、特非那定、细辛脑片、菠萝蛋白酶、伊巴斯汀，列了一大串；

有的建议吃中成药，复方感冒灵、银翘维C、佩夫人、联邦止咳露、念慈庵川贝琵琶膏；

有的说别那么麻烦了，直接打吊针，打先锋霉素和病毒唑；

有的主张用中药疗法，取半夏、陈皮、甘草、紫苑、前胡、白芍、麻黄、百合、百部、黄芪、桔梗各若干煎服，或者萝卜、生姜、大枣若干加水煮沸，去渣加蜂蜜温热服下；

有的说我用红糖熬姜糖水喝两天就没事了；

有的说用醋，拔火罐，刮痧，推拿等等；

还有最简单的，什么药都别吃，买只老母鸡炖鸡汤喝。

我相信所有的主意都是好主意，都是善意，都曾在不同时段，不同人身上产生过疗效，可说实话，主意多了，我反而一筹莫展。假设我现在被关在牢里，忽然咳嗽了，面前只有一碗药水，那么甭管那药水是用什么药熬的，我都会喝了它，因为那是惟一的生存希望，在牢房外就不一样了，面对铺天盖地的药方，你又不可能每种都去试试，只能发愣。

如果什么药都吃，一定会被笑话犯了医学大忌，病急乱投医，何况这么多药吃下去，恐怕病毒没被灭，我先被灭了，可如果不吃药，又会被视做反社会反文明分子，有病不治，有药不吃，真是两难的抉择。

我决定索性先去晒晒太阳再说，好在这段时间太阳尚好，属于我时常在小说里夸奖的十二月的阳光，坐在阳光下打瞌睡，身边有两只在热恋中快乐飞舞的苍蝇，嗽也不咳了，看上去跟健康人没什么两样。

可是咳嗽这妖精，是跟太阳捉迷藏的小精灵，当着太阳的面，它躲起来，太阳回家了，它就冒出来，整夜陪你玩儿。你累了，它不累。

有时候我想现代医学怎么了？是医生素质下降，对病症无法准确诊断？是病毒发生了变异，全都成了鸡流感或猪流感？是药物成分不足，量不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为什么拿几只小小的病毒没办法？想多了不如不想，不如去想童年的事。

我上小学期间，有那么一段时间，母亲由医院门诊换到药厂工作——门诊多辛苦呀，面对那么多病人，每天打针要打到手抽筋，遇上传染病人，还有被传染的可能，相比之下药厂轻松多了。那药厂是医院的药厂，可以按方子制作一些简易的中成药，因为免掉了中间商这个环节，成本比较低，制作出来的药品很受患者欢迎。

有次我去药厂玩，一个做药的叔叔塞只山楂果给我。我说这不是做药用的吗？他说跟别的药材一起熬是药，单独吃就是水果，拿去吃吧。有了第一次，就有无数次，我一放学就去找果子吃，有时去得巧，还真有好果子吃。

我一边吃，一边记住梨是润肺的，山楂可以开胃，桑葚清肝明目，枇杷治咳嗽等等，对了，顺带说一句，如今的枇杷露似乎也不如以前管用了，不知是枇杷出了问题，熬制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吸收功能出了问题？

外面又出太阳了，还是多在阳光下晒晒吧，就当自己是一只大病毒——其实我们都是地球上的病毒，难道地震和海啸，不是地球偶尔打的一个喷嚏？至于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更可以被看做是地球在发低烧。有时候我想，我们都把地球折腾成这样了，轮到自己咳几声嗽，在自己看来是大事，在地球眼里，根本不是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