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混了近十一个月，只是最后一个多月因良心不安才开始学英语，学得最快的是回国前的那半个月，共拿下约两千左右词汇，而前面九个月一共才随手学了两千词汇，尽管每天花在英语上面的时间可能差不多。也就是说，有意识地学习，效率是随便看看的近十倍，而两个多月后的今天，这些词汇已忘得差不多了。

    英语学习对我来讲，是我人生的象征，总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知道某事，接下来忘掉了，我会了某事，接下来又忘掉了——推及原因，我以为是初中的一次考试造成的，那时我的一门几何课临考前只看了一夜，连作业题都没有做，考试却得了全班最高分——那是我第一次懂得效率的作用，同时，我也第一次意识到，极可有能，很多人一生中根本一次都没有真正进入到学习状态中，因我当时所在的学校是北京的一个市重点，我的同学，这里可

若是每个矿工死去必须赔一千万，与此相关的管理者都必须受罚，他们不必去死，但可以在监狱里呆上那么一段时间去反省，想想若是把那一名价值一亿的矿工换成自己，自己会做些什么事情来防患于未然，也许管理者们出来以后，领导能力便有机会迅速提升，矿难便少机会发生，他们只须让自己的领导能力与世界一流矿企看齐即可，我们知道，美国欧洲的矿难就很少，争冠军方面，他们当然不必学刘翔，但可以学学世界上的好企业家。

当矿工的生命并不值钱时，他们很难得到尊重。在媒体上，我们总是强调矿工的价值，却对价格闭口不谈，这其实是社会性的愤世嫉俗。

我们为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定价都低，因我们是消费者与购买者。

相反，当我们出卖自己产品或服务时，我们都希望得到一个高价。

研究显示，这两者之差有十倍之多，也就是说，有一个数量级。

2000年左右，我作为文坛新人去上海，时为文学青年的宁财神带我拜见上海作家陈村，他写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曾令我很感动，那是当时中国小说中的另类，我是说，少有的青春小说，而且是抒情性作品，陈村给我印象是个有趣的人。接下来，经演员叶青介绍，在一个酒吧见到小宝，我当时是久闻他的大名，季风书店老板，他多半不知道，北京人私下里叫他“上海毒舌”，当时的很多社会上的流行语说到出处居然是他。

当时爱好文学的人还有坐下来闲聊的雅兴，前辈对后辈肯花时间提携，记得在一酒吧小宝随口说到刚参加完香港蔡澜组的吃喝嫖赌团，说到日本风月场所，说“日本女人确能让人出来后双腿发抖。”但是，他话锋一转

在中国，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在主观上试图尽力把想法说清楚的人也不得不把文章写得七拐八绕，原因是有很多话在中国不能说。中国人讲究什么身份说什么话，而并不在意什么人说什么话，于是我们看到很多身份在为自己的身份而说话。这里面有什么差别？差别是，在中国，很多人的身份决定了有些话他们没有权利说，而另一些人有可能很不专业却可以说。

人类发明了语言，是为了更好的交流，但中国人却属于人类中的另类，中国人在发明了语言的同时，还发明了不许使用某些语言的规则，这些规则使得中国人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非常紧张，也使得中国人在说话时非常紧张，因人类是用语言思考的，这

去保利看了孟京辉的新戏《柔软》，编剧是廖一梅，在大厅见面说了几句话，看出得她仍未从创作的冲动中恢复过来，进场时我背了一个沉甸甸的相机想拍点剧照，却被门卫拦住不许带进去，只好放在存包处。

满座。钟敲两遍，灯光暗下来，演出开始，开头一场大彩戏很精彩，如果你笑的时候想到什么周立波小沈阳，那么多半是趁机鄙视一下，当然，如果你认为歧视有点过时了，那么还可以用不够艺术来阻止自己继续想下去。

这个话剧里有很多台词非常刺激

若是我说我搞文学的起因是追时髦，大概现代人难以置信，因文学早就不时髦了。但二十年前，我从大学毕业进入社会时，最时髦的东西就是文学，那时还没有“时尚”这个外来语，而当一个文艺青年，不仅可以了解一些社会上的新鲜想法，还能创造一种与我父辈不同的生活方式。

然而二十年后，饭桌上已没有人谈论索尔·贝娄或是诺曼·梅勒了，这些曾经时髦的名字统统被设计师所取代，从劳埃德·赖特到卡尔·拉格菲，设计师不再只是为富人的生活提供创意服务，更多有创意设计师把设计对准普通百姓，令人在平淡生活中感到一些小变化与小惊喜，时尚不再从上层社会向下传播，而是以一种相互影响相相互渗透的方式混入各种社会及各种阶层的人类生活，现在的人几乎无法想象

我花十来天上新浪微博，就说谎问题与陌生人沟通，却发现一种根植于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无力感，他们宁可做白日梦，也不试图对现实想点办法，并采取行动，他们有种令我肃然起敬的逆来顺受的能力，这能力我不具备，他们把自己定义成村上春树所说的“鸡蛋”，村上说他站在或不得不站在鸡蛋一边，可没有说他只想当鸡蛋，但有些网民却只想当鸡蛋，他们当中的优秀者，在当鸡蛋的过程中竟能混到这么一个地步，即当鸡蛋当得感觉良好。

 我在微博只是体验了两星期“当鸡蛋的感觉”就恨不能老了十岁，于是匆匆逃离了那个地方，我不知是谁绑架了那么多人，让他们像人质一样生活

在我们的世界上，还真有一些对名利超淡的人，比如优秀的僧侣，他们寂寞苦行一生，只是为了见证信念，他们是一些职业淡薄名利者，但他们不是作家编剧，他们有功夫还去修行呢，不可能去写什么小说电视剧。

编剧作家，就像演员、工人、农民、生意人一样，他们在没有成功前，多半是要花时间去为名利而奋斗的，不然他们甚至无法使他们自己及亲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一个人不通过努力提高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质量，他的道德感在我眼里很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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