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东长篇小说《扎根》

    以前读韩东的中短篇小说的时候，似乎每一篇都包含着很重的份量，它们来自一个作家心灵深处最为真实的声音，虽然韩东从不站出来说话，但是叙事内部所透露出的冷漠与虚无总是显得意味深长，这是韩东的选择。与其他的新生代小说家不同的是，韩东并不是在他的小说中表现一个个生活的片断，他是在叙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所以在他看来过程是最重要的，《在码头》尤其如此。许多人，包括一些评论家都喜欢将韩东和朱文放在一起比较，他们有相似的地方，这一点无庸质疑，他们都热衷于表现生活中的细部，表现一种虚无，但是他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朱文张扬，而韩东恰恰相反，是内敛。

　　韩东的中短篇小说有着极富创造力的独特性，对于这一点许多读者已经达成了共识，他的最新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如继往地承袭了他内敛的叙事风格，但是在这内敛之外，他对文革的那段历史的剖析似乎更加无情了，尤其是他发现了生活中的悲剧性，但是这部小说中却没有悲悯感，这是它的独特之所在。

　　　　　　　　　　　　　　　　　　一

　　《扎根》写的是文革期间下部干部的事情，对于那个年代里所发生的事情许多年轻人都缺乏记忆，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可能都有着自己或多或少的记忆与想法，生于七十年代的人对此只能是通过父母或比自己年长的人的零星的讲述中获得的那么一点认识，但这些认识也是零散的，支离破碎的，并无整体性的概念。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韩东经历了那段时光，他向我们讲述了那个年代里关于生命的追问与思索。

　　童年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或许都是美好的，虽然关于童年的记忆我们都是模糊的，但那种懵懂无知的生活与经历最让人怀念，不管它有多么的惨痛，有些事情总是让我们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扎根》的第一章“下放”就是以一个几岁的孩子陶陶的视角来进行叙述的，满眼见到的是车队，满耳听到的都是锣鼓喧天，在这种时候，孩子不需要杞人忧天地抱怨什么，他不知道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他只知道他离开了一个地方，即将达到另一个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仅此而已。他所有的记忆都是对以后的设想，而不是对以前生活的怀旧。孩子的视角是幼稚的，但绝对是真实的，它不掺杂一丁点哪怕捏造的痕迹。

　　有时候，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一个人在面临生活的选择时的那种无奈，什么是理想的生活，对此，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韩东也不例外，他在描述什么样的生活是理想的生活时所运用的方式仍然是记忆，通过陶陶的记忆，他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呈现了出来。关于下放的生活，在老陶一家来说并不是什么逃离和躲避，而只是一种认命而已。其实在那样的时代，人除了三缄其口，低头做人就行，有谁还会在政治混乱的环境里去摇旗呐喊惹事生非呢？老陶虽然率领全家下放三余，他的想法非常单纯，只是想在三余扎根，并且为此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根本没有想到社会也会有变化的时候。世事难料，这对于老陶一家甚至对于所有下放的家庭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有的人虽然背负着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压力，但是对于生活仍然是乐观的。陶陶的前途被老陶安排在此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陶陶的一番风顺最后却出乎了老陶的意料之外，他顺利地在三余读完了小学，在洪泽读完了中学，最后又考上了大学，终于脱离了农村，不用继续在三余扎根了。最后这个“根”到底扎在了哪儿，谁也说不清楚。扎根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

　　韩东在小说中写了几个人，那是一种怀念的心情，一种平视的姿态与角度。他通过陶陶的视角叙述出来，就富有了某种意味。小陶的一家人爷爷陶文江，爸爸陶培毅（老陶），妈妈苏群，奶奶陶冯氏，韩东都作了深入的描绘，人物放在那个时代都是极其富有个性的，鲜明突出，与生活一起游戏。在三余的人物素描中，九月子，小李老师，靳先生，赵宁生等人物都在韩东笔下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就是对动物，韩东也给予了极其细微的关注与同情，他还专门用一章写了老陶一家在三余时养的四条狗，四条狗的依次更替贯穿了老陶一家整个下放的过程，人有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动物的历史。

　　　　　　　　　　　　　　　　　二

　　纵观韩东的这部长篇，他没有运用什么出彩的叙述手法，也没有套用什么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奇特的叙述结构，而还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组织安排结构的。从离开南京下放开始，到回到南京下放结束，这其中走的就是一个过程，一段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但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了不同的意味。尤其是对于小陶来说，以他后来的经历，他还是非常怀念在三余时的那段生活，他曾多次在梦中梦到三余的那栋房子，但那只是往事，只能成为一种被生活表象冲刷得面目全非的记忆。

　　一段下放的历史，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历史。对于小陶来说，下放三余的那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为可贵也最为引人注目的经历，大人因政治造成的可耻的经历却在另一种程度上成了孩子们童年的一次出人意外的经历，这对于小陶来说可能是幸运的，他由此有了与别的孩子们不一样的童年记忆。在那样的时代，下放在农村扎根不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具有某种悲壮感，又有一种无所畏惧的抗拒命运真诚，这是时代造成的后果。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左右这样的局势，所以既然有了这种经历，那就只认命，去另一个地方开辟自己的另一番天地。老陶带着全家向着另一个并不高尚的目的前进。陶文江死在了三余，而老陶也差点死在了洪泽，他本来是要去扎根的，他当时的愿望也是死在扎根的地方，陶文江做到了，他没能死在三余，也要死在洪泽。最后命运似乎是与他开了个玩笑，陶文江虽然死在了三余，但是在老陶死后陶文江的骨灰盒也被挖出来葬在了南京的公墓里，而老陶也根本没有客死在洪泽，他死在了南京。这对于老陶来说不异于是一种彻底的反讽，他本来是要去农村扎根的，最后却叶落归根，还是回到了自己该去的地方。即使这样，以陶文江的籍贯来看，他是湖南人，南京也并不他的祖籍地，所以到哪儿生存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而老陶因为需要扎根三余所作的一切努力在韩东看来都只是一种徒劳。

　　生命本身或许很重要，但在韩东的笔下，生命就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一趟旅程，其本质都是简单的生存，它们何以如此复杂呢？只是人们过多地对其投入了自己的精力，它变得复杂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人的死亡或者动物的死亡中，韩东表示的只是叙述，他冷静、客观地将其呈现出来，并不带有自己的任何观点与倾向。他认为一个人一切事情就应该那样，他们的死亡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所以他没有权利去改变什么。

　　　　　　　　　　　　　　　　三

　　在看完这部小说后，我非常惊异于韩东的叙事的冷漠，即使是在小陶这样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眼里，一切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不需要投入什么同情与悲悯，这在韩东看来是多余的。

　　即使是幽默，韩东也叙述得不动声色，这就是功底。韩东一向以理性的思考方式在圈子里颇有口碑，他总是以矜持的态度来对待他笔下所有的人物，他既不以居高临下的高姿态来俯视众生，也不以仰视的目光看待那些所谓的“精英”，站在局外观察理解所有的人和事是韩东历来倍受称道的原因。对于三余村的所有人，包括好人和坏人，韩东均做到一视同仁，绝没有半点厚此薄彼的意图，哪怕是对于小陶的爷爷陶文江与奶奶陶冯氏，韩东以小陶的口吻讲述出来也并不存在着歌颂或歧视上的差异性。他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自己绝不站出来说话，在叙述中他们就是一些陌生人，他的职责和任务就是叙述，此外别无它意。

　　虽然这部长篇小说的十几章之间没有特别密切的关联，甚至第七章“赵宁生”还在《书城》杂志上发过，甚至可以独立成篇，但关于下放的片断韩东的叙述中是一目了然和清晰的。关于下放的所有过程和细节都在各个章节中完全呈现了出来，最后又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关于“下放”与“扎根”的整体效果。

　　其实韩东在小说中就是试图对情感作出一种形而下的消解，这个过程是其冷漠的叙事背后对故事和细节最为清醒的表述的过程。韩东在小说中时刻警惕着情感的毫无节制的渲泄，他竭力想做到的就是抒情方面的宁缺毋滥，如果韩东自己站出来说话，那么小说的形式就可能因此而改变，我们再次需要关注的并不是一个节制与内敛的小说文本了，而是一个关于自传性的文本，而韩东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但即使这样，有些人还是会对号入座，而不能如韩东本人那样在写小说时就做到泾渭分明，我想这样也是读者的权利，就连韩东本人也无权干涉。

　　韩东小时候也曾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他从那儿读小说、中学以至最后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才告别了那段下放生涯，他对于那个年代的记忆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我们看小说时感觉那些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它们只是经过了一个漫漫长夜而已，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是使我们回味起来更加生动与有趣一些。那些故事对一些人来说历历在目，依稀可见，但是在韩东的笔下它们就成为了一种缅怀与渴望，这中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立场与指向，那是对一个时代的最为开放的理解与体验，而不是让它们残缺，最后消逝在梦里。在此，韩东这样写也并不是为了澄清什么历史问题，它们已经成为过去，就意味着它没有再被辨析的可能，我们只有用心去感受，而无心去辨别与较真，那是一种愚蠢的行为。韩东的冷漠并不是残忍，而是对世界的另一种认识，对这种认识的认识需要我们用耐心与毅力去体悟，它是客观的真相，我们无需像捍卫真理一样去恪守那些真相，我们只需用一颗真实的心去领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