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日，攻城战正式开始。八旗军“马步车牌勾梯炮箭一拥而至”，箭射如雨，攻势异常凶猛。他们的攻城器械当中有一种楯，“载楯穴城”，专门用来凿穿城墙。城上明军主要使用西洋大炮，大炮的射程之内，八旗军使用的牌车等遮蔽物都被炸得粉碎。近距离的时候，明军使用铳炮和小炮。问题是，架在城上的大炮总有射击的死角，小炮的射程又实在太近。另外，铁炮又容易出故障，通判金启倧就是被自己的大炮毙命。

八旗军充分利用炮火的死角，在两个门角的中间部分逼近了城墙，用斧头凿砍城墙，砍出三四处大洞。城上在大洞处丢下火球、火把，八旗军使用护牌向上遮挡，军士们躲在牌下凿城。城上很快改变了策略，用铁链挂着燃烧的火球，垂放到护牌上，护牌终于被烧着了，躲在下面凿城的军士也被烧死。

占领沈阳之后，努尔哈赤率军乘胜南下，在浑河一带，明军与八旗军展开血战。防守坚固的川兵营被李永芳的火炮击碎，浙兵营的火器杀伤大量八旗兵，最终弹尽而溃，将士死伤累累。

袁应泰匆忙把奉集等处的驻军集中到辽阳，加强城防，自己和总兵官侯世禄等人率领明军出城，在东城外与八旗军对阵。八旗军的队列很有讲究，最前排是一种战车，转动灵活，前面是五六寸厚的大木板，用来遮挡明军的炮弹、枪弹和箭矢。第二排是弓箭手，第三排是无数的小推车，车上装满泥土，用来填平城壕。

最后一排是铁骑兵，人与马都挂重甲。铁骑兵出击的时机很有讲究，专等明军开炮、开枪之后，从两翼杀出，冲向明军

萨尔浒大败之后，辽东明军兵力严重匮乏，兵部主事刘国缙主张在辽东镇当地召募军士，补充兵源。熊廷弼不以为然，因为他一直不信任辽人，反对“以辽守辽”的策略，主张从内地征调部队到辽东镇。

在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的一份奏文中，熊廷弼明确地说，解决兵员短缺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在本地召募，二是征调外地援军。实践证明，辽人守辽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所以他不辞辛苦，一定要从内地征调军将。刘国缙坚持自己的主张，花了许多钱，招募来将近两万辽人，但很快就跑掉了大半。

萨尔浒大战，明军四路合击努尔哈赤，其中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率领南路大军。但是，这一路明军在努尔哈赤方面看来，从始至终形同幻影，几万人马无声无形。努尔哈赤自己率领四千人留守都城，象征性地防范南路的明军。这样的决策不可思议，要么是努尔哈赤智谋过人，另一种可能却很简单、很可怕，那就是他干脆从一开始就知道明军的布置。

实际上，按照杨镐的计划，四路大军理论上应该同期接敌，果然如此的话，努尔哈赤的判断就是错误的，而且他率领主力倾巢出动，迎击西路和北路大军，可能会带来致命的结果。

但明军方面的一个个错误救了他，马林的徘徊犹豫，杜松的贪功冒进，李如柏的逗留不前，反而让努尔哈赤踩准了节奏，从容调度，东西奔突，手中原本有限的兵力被集中起

一直有人怀疑李成梁和努尔哈赤的关系不简单。客观地讲，抛开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旧日可能存在的交情，他们之间也有暗中交易的现实可能性。

李成梁第二次出任总兵官，建州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努尔哈赤的势力悄然壮大。在万历三十六年三月礼部的一份文件中说到：“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妄自尊大，其志不小。”当时的辽人当中有一种说法：“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

李如松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的大儿子，字子茂，从小跟随父亲四处征战，耳濡目染，熟知兵法。有了父亲打下的良好基础，李如松的起点很高，起步就是都指挥同知，比李家祖辈一直世袭的铁岭卫指挥佥事高出一大截。万历十一年李如松出任山西总兵官，万历十五年为宣府总兵官。

万历二十年，哱拜在宁夏反叛，朝廷原本打算重新起用李成梁，督师前往平叛。后来改派李如松，任命他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率领各路援军赶往宁夏，两个弟弟李如梅、李如樟随行。最终李如松不辱使命，顺利平息叛乱，进为都督。

此时倭寇大举犯朝，国王向明神宗求援。明神宗派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路军马支援

客观地讲，抛开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旧日可能存在的交情，他们之间也有暗中交易的现实可能性。

李成梁第二次出任总兵官，建州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努尔哈赤的势力悄然壮大。在万历三十六年三月礼部的一份文件中说到：“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妄自尊大，其志不小。”当时的辽人当中有一种说法：“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

按照这个文件给出的数据，当时努尔哈赤已经拥有精兵三万多人。而明军在辽东镇的兵力又有多少呢？

本人新书《他们丢了山海关》已经上市。

明朝末年，明军与蒙古、女真的势力在辽东纷争不断，这种纷争又与明朝内部的各种矛盾互相影响。最终清军进入山海关，占领北京，明清易代。在这里，山海关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本书选择五个关键人物，李成梁、熊廷弼、袁崇焕、洪承畴和吴三桂，对于山海关的失守和明朝的灭亡，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通过他们个人兴衰荣辱的历史命运串连起明清嬗代的过程，呈现了一幅大明王朝迟暮的全景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