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华杉详解】

 一、不教而杀谓之虐 不事先教导人，就要用刑杀来推行或制止，就叫虐。 在上位者要人民为善，就要经常加以教导，你教他，他不听，才可以处罚，才可以加刑。如果平时你不注意教导人民，甚至自己就上梁不正，而人民一旦有罪就加以刑杀，用刑残酷，全无恻隐之心，这就叫虐。 这个毛病，我们很多做企业领导的也有，平时时间都花在对外的业务上，在员工身上花的时间很少，一心只用赏罚来推行自己的意志，以为这样简单，但是这种粗暴的做法，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二、不戒视成谓之暴 不事先告诫人，到时候却突然要查验他成功没有，这叫暴。 你布置了任务，你自己要跟进管理，经常督促、跟催、检查、辅导，盯着大家着实推进，渐次整理。如果你布置了任务就不管，到时间突然来检查事情成功没有，这就叫暴。 孔子说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企业管理课堂上经常讲的。做领导，不是布置了任务就等到时间收获成果。如果这就是领导，做领导岂不是太容易了。领导领导，要带领，要辅导，否则就是暴。

三、慢令致期谓之贼 下命令的时候，他拖拖拉拉，总是不定事，而一旦他下了命令，对你的完成日期，却非常严苛，时间紧，任务重，毫不体恤别人，完不成就处罚。这样的人，叫贼。 为什么叫贼呢？张居正说，那事情难以仓促办成，必然伤人害物，人财都有损失，这不就是遭贼了吗？ 这一条我想很多人都有共鸣了，好多甲方都是“贼”，今天布置任务，明天就要结果，逼着乙方通宵加班。实际上呢，之前有很长时间，他拖拉了。之后也没那么急，但是他不考虑别人。这体现的，是管理水平和领导水平的不足，也是个人修养的缺憾。

领导力，首先是率先垂范，自己做到。然后是宅心仁厚，心里随时装着别人。荀子记载，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曾经处理了一个案子，一对父子相互诉讼，季康子认为父子相讼，有损孝道，要把他们都杀了。孔子却把他们关了三个月，就放了。季康子不高兴，说孔子执法不严。孔子说：“慢令谨诛，贼也。今生有时，而敛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下命令很散漫随意，诛杀却很严格，那是贼；对人民横征暴敛，那是暴；没有教导人民，却要他们成功，这是虐。等我们自己把这三条改正，做好了，才可以去要求人民，才可以做一个执法者。

四、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犹之与人也”，本来就要给人财物，但是在出纳的时候，就是说在真要给出去的时候，哎呀，你看他那个难受劲儿，不舍得呀，不想给呀，磨磨叽叽呀，好像他是替人保管钱财的有司，自己没有权力处理财物似的，小心翼翼。这样小气呀，做不了领导！ 这是钱财上见英雄了，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钱财关比美人关难过多了。很多人能付出爱，但是付不出钱。

谁是这样的人呢，最典型的，项羽。项羽对人好得不得了，就是不舍得给钱。韩信离开他，这是一大原因，《史记?淮阴侯列传》里，刘邦问韩信项羽为人如何，韩信说得很形象： 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wán）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他要给人封官拜爵的时候，官也封了，宣布了，印也刻好了，他就是过不了“出纳”这一关，把印抓自己手里，磨磨叽叽，印刓敝，把那印的边角都在手里磨圆了，就是舍不得拿出去，那等印的人都要崩溃了。

【读书笔记1】孔子的治国理政思想

细读《论语》我们发现，“富民教民”和“尊五美屏四恶”的思想应是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总纲，是我们理解其整个思想架构的锁钥。

据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富民教民”是孔子提出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战略目标，而其“尊五美屏四恶”的思想则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富民、教民的问题。

 如何富民？孔子“尊五美”思想中的“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从三个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说明：  其一，“惠而不费”，就是要求为政者要施惠于民，节约用度。孔子说的“薄施于民而能济众”“安人安百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为为政者指明了如何“惠民”的问题，而其“节用而爱人”则是基于“不费”的思想而提出的具体主张。  其二，“劳而不怨”，就是要求为政者要使民以时、节省民力。《论语·学而》篇中，孔子明确提出了“使民以时”的观点。他相信，如果为政者能够爱惜民力，自觉做到“使民以时”“择可劳而劳之”，必不会招致百姓的怨恨。孔子“屏四恶”思想中的所谓“慢令致期谓之贼”，其实就是从反面说明了为政者要敬事而信、使民以时的道理。  其三，“欲而不贪”，就是要求为政者当求百姓之利（仁），不为一己之私。在孔子看来，为政者当以“仁”为利，而不以利为利，这里所谓“仁”就是指百姓之利。为政者求仁而得仁，又何必在逐利。“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论语》中孔子的弟子有若在答哀公问时，也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观点。“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  孔子认为，如果为政者吝而贪利、与民争利，就会招来百姓的怨恨。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孔子“屏四恶”思想中的“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的观点，也从反面论证了为政者不可贪利的道理。    

那么，为政者又该如何“教民”呢？很明显，孔子“尊五美”思想中的“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从两个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说明：  首先，“泰而不骄”，就是要求为政者要宽以待民，施行礼治和德政。孔子用“泰而不骄”说明了为政者宽以教民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如何宽以教民？孔子提出了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重要主张。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孔子相信，施行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宽政”较之于以政令和刑罚来治国会收到更加积极的效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民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两相对比，孔子辩证地说明了其所谓“泰而不骄”的“宽政”主张的合理意义。当然，这里孔子虽强调国家治理中德以及礼较之于政和刑的优先性，但他却并不完全否定政与刑的作用。我们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来概括孔子儒家的这种治国主张，也似无不可。孔子“屏四恶”思想中的“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也从反面说明了为政者以德、礼、政、刑来教民和治民的问题。   

其次，“威而不猛”，就是要求为政者要修身正己以立其威，使人望而生畏。孔子讲：“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其实说的就是正己正人的道理。孔子认为，为政之要首在“正人”，欲“正人”必先“自正”。《论语》中孔子反复提及了这种正己正人的思想。“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君子不重则不威。”孔子强调，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关键在于为政者能够率先垂范，以礼约己、立身修德，如此才能有威严，使人望而生畏，进而收到上行下效、教而化民的效果。

他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又：“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在孔子看来，正己以立威、宽政以待民，教化民众，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