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华杉详解】 这是弟子们请孔子评定当时的三个人物。先问子产，孔子说，子产听郑国之政，德惠于民，是个恵爱之人。问楚国令尹子西，孔子说，他呀！他呀！别提他了！问管仲。孔子说，这个人呀！是个人物！他夺了伯氏三百户大邑，归了自己，但伯氏心服口服，穷困潦倒至死，也没有怨言。

 为什么要问这三个人呢，因为这三个人，都有点矛盾的事迹，有点争议。子产是法严而掩其德爱，他的德政是没得说，对郑国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但是，他严刑峻法，又把刑法铸在鼎上，是第一个把刑法公之于众的人。对人民，他刑法严厉，对贵族，他打击强宗。开始时大家都不习惯。但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二年之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无需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敬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孔子也为他垂涕，说他是“古之遗爱也”，是古人仁爱的遗风。

对于为政是该严，还是该宽，子产在临死时对子大叔说：“我死之后，你一定执政。唯有德行极高者，才能以宽服民。咱们德行不够，就不如严刑猛法。那火很烈，人们望而生畏，所以很少有投身到火里被烧死的。水呢，很温柔，人都不怕，都想亲水、玩水，所以年年都淹死人。所以为政太宽，一定出问题！”

子大叔性格宽厚，没有听子产的。子产死后，他执政宽松，郑国很快就乱了，盗贼蜂起，他赶紧又严起来，才稳定治安。 子产严刑峻法，但对言论却很宽，留下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乡校是乡民聚会议政的地方，有很多不满的意见。有人想把乡校毁掉，子产却不同意，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正好听听大家意见，大家赞同的，咱们施行，大家不赞同的，咱们改正，不正是我的老师吗？

第二个问楚国令尹子西。子西的事迹呢，首先是有复国之功，吴王阖闾攻陷楚国国都，楚昭王流亡，在复国战争中，子西立下大功。其次是有让国之贤，楚昭王临死让位于他，他不接受，与另几位公子一起立昭王之子章为楚惠王。但是孔子为什么不评价他呢，就说“他呀！他呀！”别提了！ 不提，有两个原因，一是说，子西能让国，但是不能劝楚王去除僭越的王号。因为春秋时代，只有周天子是王，其他都是公侯伯子，唯有楚国，自己称王，孔子认为他是僭越，应该去除王号。楚人先祖鬻熊辅佐周文王灭商有功，周成王念其功劳，封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所以孔子著《春秋》，里面不称楚王，都叫“楚子”，你们家是子爵嘛。第二个原因，比较具体。当初楚昭王招聘孔子，甚至要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被子西阻拦了。子西对昭王说：“您能出使诸侯的大夫有赶得上子贡的吗？”答：“没有。”“您的辅相有赶得上颜回的吗？”答：“没有。”“您的将帅有赶得上子路的吗？”答：“没有。”“您的官尹有赶得上宰予的吗？”曰：“没有。”“那我们楚国的祖先封于周，号为子爵，地方不过五十里。今天孔丘述三皇五帝之法，明周公召公之业，您如果用他，还给他七百里封地，楚国还能安享世世堂堂方数千里大国吗？当初文王在丰，武王在镐，不过区区百里之地，而最终王天下。孔丘若得了七百里，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就改主意了，并于当年秋天去世。孔子就失去了这次施展的机会。所以，子西这个人哪，别提了！

第三个人，问管仲。前面我们讲，孔子说过：“管仲之器小哉！”他虽然功勋卓著，但是器局德行还是不够。但是，这里孔子又说，不能以他器小而昧其大功。举了一个例子，伯氏犯罪，齐桓公夺了他三百户的封邑，转而封给了管仲。伯氏应该怨恨管仲吧？但是他心服口服，至死也没有怨言。可见他的功德，大家都是服气的。三国时，诸葛亮有同样的故事，他废了两个人为平民，但两个人都服气，诸葛亮死时，两个人都痛哭流涕。这两个人，一个是廖立，自称诸葛亮第二，才高气傲；另一个是李严，也是名臣。他们虽然被废，一是自己有罪，心里明白；二是只要诸葛亮执政，需要时还会用他们，他们还有希望。诸葛亮一死，就永远没机会了。

【读书笔记1】  孔子对管仲评价

孔子对管仲负面评价

孔子的治国之道，即“以国为礼。”

孔子对于“政逮于大夫”非常反感，对春秋时期卿大夫们的僭越非礼之事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八佾作为纵横各八列的舞蹈礼仪队，本为周天子举行祭祀大典时的专用仪仗。作为卿大夫的季孙氏家祭时照周礼只可用四佾， 但季桓子却把八佾调到家庙中演出。孔子认为这是季桓子的一条大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桓家族宴罢送宾或祭祖完毕时，都唱《雍》诗，孔子也非常气愤。“‘相维辟公，元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在孔子看来，《雍》诗上的这两句话只是周天子专用的赞礼诗，三家大夫哪里配得上动用这样的礼乐?!只有天子鲁君才有资格祭泰山，你季康子居然也去祭泰山。孔子要冉求出面阻止这一非礼行为，无效，只好“呜呼”说是泰山之神不会接受这种违礼之祭的。

齐国是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策源地。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其政治谋略与实践行为，本身就体现着对旧秩序的破坏因素，具有对旧“礼”秩序的反叛意味。这对于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来说，自然不是一种合理行为，当有人问“管仲合礼乎?”孔子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管仲非礼行为的愤恨情绪：“邦君树塞门，管氏也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 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按照周礼，只有国君才有资格当门立照壁，才能在堂上设有献酬后回放酒杯的台子，而管仲却做到了这些。管促的这种僭越行为，是彻底的非“礼”。如果管仲算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

礼在周代，具有根本法的性质。周礼是维护当时统治阶级各阶层秩序的根本行为准则，它的基本点是贵贱上下有序化。春秋时“礼崩乐坏”，周“礼”的地位开始动摇， 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扩充自身权力，不惜侵犯“礼”的规定，尤其是做为“春秋五霸”首位的齐桓公更是首当其冲，而在这其中，管仲起了相当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

孔子倡导礼的主导作用，并赞颂周礼的尽善尽美，表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为此对违礼的事宜四面出击进行讨伐。这足以反映出孔子小视管子的真实心态，即维护旧秩序的怀旧心态。

传统上一般认为，孔子的“仁”主要涉及其伦理思想，是伦理思想的追求目标之结晶。当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时，似乎表现的是一种道德性质，“仁”在孔子那里也确实是处理亲与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准则。但是，作为社会政治关系，其所处理的对象与伦理有着相通的一面。孔子的“仁”，本身有着社会政治的性质，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制度中的人际关系。

孔子对管仲的正面评价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公子纠是公子小白即后来齐桓公的哥哥。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是齐襄公的弟弟。襄公无道，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齐国陷入动乱状态。鲍叔牙与管仲自幼关系亲善，且鲍子一直善待管仲，鲍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齐动乱前，鲍叔就预见将发生动乱，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齐人杀死公孙无知，鲁国伐 齐，接纳公子纠。小白自莒先入齐国，自立为君即桓公。于是齐伐鲁，逼迫鲁国杀了公子纠，召忽出于一身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愤而自杀，管仲经鲍叔牙推荐，桓公用为相。

对于管仲的这种背叛行为，按子路的理解，可能没达到“仁”的境界。孔子认为，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不动用兵车武力，这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管仲的“仁”。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贡对管仲的行为也难理解，由此又进行了发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殉死，又相之。”在子贡看来，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但不能殉主子之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相，这种背主求荣的行为怎么算作“仁”呢。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底蕴。

其一，“仁”体现在利在天下。管仲辅佐齐桓公，使他称霸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人们直至今天还在享受着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人们大概已沦于夷狄。管仲的行为，功在社会，利在民众，这正整合了孔子所鼓吹的“仁即爱人”的思想观念。

其二，在评价标准方面，政治人物与普通人有着严格的界限区分。评价管仲，自然不能象对待普通民众那样拘泥于小德小节，弱化要求他自缢于沟渎之处而如召 忽。管仲虽缺小德，但他以外在事功消除了民众在乱世中的痛苦，甚至献身，这较那些把成德成圣封闭在个体生命心性之域的人要大得多。这正是孔子对管仲作出肯定性评价的根基所在。

孔子从“外王”的角度评价管仲

自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之后，宋明理学和后来的新儒学都在倡导“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内圣是外王的本体，外王是内圣的发用，外王是由内圣曲通开出。这一理解指向使儒学长期郁巷于个体生命的狭窄领域，而不能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缩小了儒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儒学烙上了“终日袖手洗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历史讥评。这种对儒学的理解，相对于孔子，有了极大的变异。

按照孔子的看法，管仲并不算“内圣”，管仲器小、不俭、不知礼，管仲在旧主一死而事新主，且新主又为旧主之弟弟，此为不忠不德。若照后世解释的心性儒学的标准，管仲“不知圣贤大学之道，”“不能还身修德以致主于外道。”它为不赦之小人。然而这并没有成为孔子对管仲评价的主要根据与标准。虽然孔子对管仲的非礼、不俭等给予了批判，但却在仁的方面对管仲给以极高评价。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诸侯间的矛盾，使人民免罹战争之苦;同时，又集中了中原国家的力量，抵挡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使人民免做“被发、左衽”的野蛮人和亡

国奴，这无疑给当时的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此可谓“仁之美者在于天下仁也。”康有为针对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曾有过解释：“圣人论事，重功不重德，有能救世全民者则光之。”实际上，孔子的这一观念，在对其他政治人物的评价中也有流露。在《春秋》中，孔子评论了齐桓公。

齐桓公淫诸姑姊妹七人而齐大灾，孔子仍许齐桓公为贤而为之讳。以个人道德而言，齐桓公无贤可称，但以政治事功而言，则其功足可称颂。在这里，孔子的思想意趣不仅不是“内圣开出外王”，反而是“外王替代内圣”了。

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冲突来剖析其思想真谛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先秦诸子之一，是当时叱咤风云、相齐独霸天下的显要人物。作为稍晚于管仲的同时代的孔子曾对管仲进行了一番深刻而较为集中的评价。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着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对立冲突，但恰恰在这矛盾性认识中，隐伏着孔子思想的真谛。

管仲经鲍叔牙推荐，相齐辅佐桓公，为齐国独霸天下，立下了首功。“齐桓公以霸，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但管仲具有不羞小节而胸环大志，以功名显扬天下为荣、为重的人生理想。正如管仲谈鲍叔对他的认识：“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管仲不仅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对待别人也不是计较小节，而重志向。齐桓公自称“不幸而好田”，“不幸而好酒”，“不幸而好色”。当他问管仲“寡人有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时，管仲向他分析这些毛病：“恶，则恶矣，然非其危者也，人君唯犹与不敏为不可，犹则之众，不敏不及事。”在这里，管仲要求人要急国家之大功大利，而不要拘泥于个人的小辱小耻。这种功名观是从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根本目的和实际利益出发的。面对春秋时期群雄逐鹿的乱世局面，管仲的功名观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客观依据。但也还是管仲的这一观点，却在后人的视界中引发出矛盾性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