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道地区”是已被列入天津市城市发展规划的一个保护区域。2006年公布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中，明确划定了原日租界中以鞍山道为核心，由多伦道、陕西路、万全道、南京路、四平道、新华路围合的区域为鞍山道历史文化保护区。

　　被英法两国舍弃的沼泽地

　　历史与文化赋予了鞍山道地区独有的特色。因这一区域在二十世纪初多属于当时的日租界，因此，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也与日租界的建立有一定的关系。19世纪下半叶，鞍山道地区一带还是位于天津城东南方的一片沼泽地，十九世纪60年代英法在天津开辟租界时，见此地荒凉，便避开了这片不易开发的地区。

　　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的《公立文凭》，其中第一款规定：“添设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权，专为该国领事。”第三款又规定：“中国政府亦允，一经日本政府咨请，即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日本专管租界。”据此，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开始商谈租界设立之事，前后经过两年之久的交涉，才在1898年8月签订《天津日本租界条款》和《另立文凭》，确定划定租界之事。日本人最后选择了老城与紫竹林租界之间的地段作为其专管租界。虽然土地开发难度较大，但其位置正好处于老城与租界区的“咽喉”之处，正是这种良好的水陆交通位置为其以后的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伴随着英法扩充租界和德、意等国新开租界，日本也大力扩充租界，并最终确定租界的四址为：东临海河；东南面起自今锦州道，与法租界接壤，向西南至墙子河，再向西沿河为界，至海光寺；北面起自闸口，沿今和平路向南，至多伦道，再沿多伦道向西直抵南门外大街，再向南折至海光寺。总计占地2150亩。

　　租界开辟初期，因界内皆沼泽洼地，很少有人居住。庚子事变后，随着日侨的增多，开发租界也成了当务之急。1903年以后，这里进行了浩大的填筑工程。初期主要以填平土地、铺设道路、建筑房屋和其他基础设施为主，共分两期进行。日租界的道路建设是和土地开发同时进行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第一期土地填垫工程中，就首先规划和修筑租界东部9条纵横交错的干线道路。在第二期土地填埋工程之后，于宣统元年（1909）开始又陆续向西修建了十几条道路。到1928年，日租界共修筑道路40余条，基本形成了完整的道路体系。

　　“颇有兴隆景象”

　　受到当时日本国内城市规划体系变革的影响，鞍山道地区当时也进行了相对统一的规划并采用“区域制”，将其分为商业地域、工业地域、仓库地域、特别地域、住宅地域、游廊地域。在日租界里有两边比较集中的特别地域，就是行政文化中心，中部的特别地域集中了领事馆、租界局、警察署等，以及神社、公会堂、大和公园等宗教文化娱乐场所。其南部的特殊地域则以文教为主。更多的地域主要以住宅地域为主，分布着国人与日本人的住宅区，既有严格区分的住宅区域，也有混居的区域，其中以寓公之豪宅最为突出。

　　据史料记载，日本租界当局除填土垫地外，东京建物株式会社也承包了填埋土地、修路、建房的工程。此外，租界当局还采取“招抚中国人的政策，允许设置戏场和落子馆，对于其他一切经营也盖不征税，且警察严厉管理不逞之徒，使其安全居住、经营。”由此，“北旭街一带颇为繁华，成为不夜城，终日行人不绝，成为租界最为繁华之地。”日本租界也逐渐以旭街为轴发展起来。到了1905年，日本租界“颇有兴隆景象”。此后，随着日本人的激增，租界日益发展和繁荣。租界内的重要街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正如1913年出版的《天津案内》所说：“日租界中最为繁华的是旭街，各种中外店铺鳞次栉比，电车、人马往来络绎不绝，是为日租界中的银座街。寿街和旭街相差不多，特别是日本人的各种商店林立，和宫岛街同为租界中的另一繁荣区域；曙街多是日本料理店、旅馆等，昼夜弦声不绝。”

　　独特小楼成一统

　　鞍山道地区的小洋楼，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居住者，都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因为这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张园”和“静园”已成为洋楼建筑中的精品，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主人张彪、溥仪，其一生的故事，更是无人可替代。

　　如今的张园和静园经过修葺，风采一如往昔。它们既是洋楼建筑的典范代表，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在溥仪居住较长时间的静园，如今虽已没有了当初的风云景象，但作为末代帝王的安身之所，它将以它永恒的宁静，带给我们更多的关于历史沧桑的感喟和思考。

　　鞍山道地区小洋楼的居住者数量并不庞大，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段祺瑞、阎锡山等人。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要和军阀，他们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停留在了天津，并各自在他们的寓所里运筹着自己的风云人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中国政府正式接管日租界，并将街道改名，鞍山道地区的历史也留在了那一栋栋小洋楼里。

    撰文 苏莉鹏 摄影 赵建伟 王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