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之路(自序)

陈克仁

                                     陈克仁素描（美术家张向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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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癸卯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曙光初现之时，一个新的生命在乡亲们惺忪而蒙眬的眼神中呱呱坠地——那就是我。农村人记事的时间一般是阴历（农历），我也不例外。这一天，换算成公历纪年应该是1964年1月10日。工作后我的履历中常出现出生年月不相一致的情况，就是没有注明农历和公历造成的。当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我生活的小村子同全国一样，经历了一段空前的史无前例的饥荒岁月，乡亲们刚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生活异常困窘。

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子位于甘肃省临潭县东部，村名非常富有吸引力——梨园，属甘南藏族自治州管辖。这个村子很有名气，北宋甚至更早时间就已经存在且名噪一时，为史料记载的“铁城四寨”之一。我的人生之路就是从那个特定的时间和那个普通而又特殊的村子里开始的，至今已走过了五十五个年头。

一

我出生并成长了十五载的梨园村，为临潭县陈旗公社（那个特定时期的称谓，后改称为乡）属地，现在这里已有新的名称——王旗镇，为原陈旗乡和龙元乡合并更名为王旗乡，随后又升格的产物。这里毗邻岷县维新乡和卓尼县洮砚乡，但距临潭县城有70公里之遥。梨园村所在地并非一个独立的村子，在“铁城川”这一马蹄形的小台地内，王旗、中寨、梨园、磨沟四寨自西向东呈“一”字排开，史称“铁城四寨”。

梨园村地处台地东南角，背靠陡峻的眺山，北部是宽阔而平坦的“铁城川”，西与中寨村为邻，东边是号称瓶子嘴（也称绿宝山）的小山。村子不是很大，有六七十户人家，邓姓人家约十户，另有少量的应姓和张姓人家，余为陈姓。我的家族在陈姓中属小字辈，大多陈姓人皆为我的长辈。村子只有一条曲径小巷，大致呈S形状走向，东北连磨沟村，西南连中寨村。这几十户人家的民居就十分凌乱地分布在小巷的两侧。新中国成立后，梨园与磨沟合为一个行政村，梨园实际上成为一个自然村，后因这里生活的百姓陡增，便又将一个自然村分为上队和下队，成为两个村民小组。梨园村所在地的“铁城川”，地势平坦，气候温润，自古为富庶之地，明代史料中曾记载“铁城诸地民多蓄积，军事可以自供”。这里无论是气候还是生活条件与毗邻地区和县内其他地方相比都相对优越。

我记事起，虽然正值“文革”年代，但这里仍不失为临潭县东部四个公社（陈旗、龙元、石门、三岔）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中心，县级机关在乡镇延伸的“七站八所”机构这里均有，比如中心卫生院、中学、小学、派出所、法庭、中国农业银行营业室、粮站、药材收购站、食品公司营销点、邮电所、税务所、工商所、畜牧兽医站、农技推广站、财政所、农电所、公路养护道班等应有尽有。这里人流、物流集聚，物产相对富饶。

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便开始了在陈旗九年制学校的学生生活。当时，陈旗公社所在地就一所学校，中小学合办，统称九年一贯制学校，学制是五二二分段，即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记得当时一年为一个完整学年，分春秋两季，一般是春节过后入学，为上学期，秋天开学称之为秋季或下学期，升级、升学往往在下学期结束时。到了1978年，全国范围内的学制统一改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各年级相应增加一个学期，所以这一学年就拥有了三个学期。

陈旗九年制学校学生不是很多，每年级就一个班，每班也就三四十名学生。到我上初中时，大概是因为学生增加的缘故，学校开始中学和小学分离办学，小学在今天陈旗中心小学的地方新建，原地方留作办中学用，就是现在的临潭四中。从1978年开始，学校高中部撤销，合并到现在的临潭一中，原学校仅仅留下了初中部，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的小学时代，“文革”尚未结束，批斗、游街时常在搞。因为祖先置办了不少的土地，在农村尚属殷实家庭，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家庭成分被划定为富农。这样，我家的老人，包括祖父、伯父和父亲，便时常被批斗和游街。在听众队伍中聆听“报告”和随声附和高呼口号的我，时常是低垂着头，两眼迷茫，腿脚发颤，心里恐慌无比。这样的经历一直到1976年10月“文革”全面结束。

那个年代的初中，虽说“文革”已经结束，但拨乱反正正在进行当中，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也尚处于逐步理顺的过程，已有的开门办学的思路尚未完全纠正。当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还在继续，学校开设的课程除语文、数学外，劳动课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再没开设其他课程，英语课就更不会有。我们常常被学校组织去附近村子的农业生产一线参加集体劳动，或在家里大人的带领下到“边墙河滩”和“马家浪”参与“战天斗地”和“改造河山”的活动。记忆中，我们这个年级的学生劳动最多的就是在每年八九月间，帮王旗大队社员挖洋芋，白天使劲挖，下午则往村子里转运。那时社员们家庭并不富裕，家里也没啥好吃的，大多是煮上一大锅洋芋，用背篼背到地头，大家抢着吃，气氛活跃，也吃得有滋有味。从王旗村到王旗沟底，要走很长的路，路多是崎岖的小径和沙砾路，很滑，不小心随时都会跌倒，但大家的劳动热情非常高。

那个特殊年代，作为“黑五类”子女的我，遭受别人的冷眼和敌视是家常便饭，有时也难免遭受同伴的欺凌。尽管如此，积极进取的意识仍时常激励着我，经无数次的努力和申请最终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记得在全公社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我还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发了言，面对众多的社员群众和中小学生，在当时还很时髦的扩音机前发言，不能否认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铭记的事。这些经历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1978年7月，我初中毕业。因为诸多原因，报考临潭一中高中名落孙山。随后又参加了中专招考（那时允许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同考），最终也落榜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其实我也失去了继续进行深造的信心和勇气。因为对我等而言，求学的条件并不是很好，当个干部、吃上皇粮，甚至于支援国家建设的“远大理想”只能属于“又红又专”的贫下中农子弟，对我而言似乎既不合时宜又属“幻想”。所以，扎根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我无奈又唯一的选择。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我已经辞世的父亲，他是一位极具远见卓识的农民，尽管当时的生存环境并不宽松，社会发展的形势对我等也不是那么有利，但父亲仍在“苦口婆心”劝告无果的情况下，动员亲朋好友好言相劝、相逼甚至动粗，终于感化了我那颗“顽石般”的心肠。这便有了1978年9月至1979年7月的初中复读。复读第一学期在原学校，1979年春节一过，通过托亲戚说情，我转到了当时的临潭一中。

二

1979年7月，经过一年的奋力拼搏，我顺利考入临潭一中高中。在临潭一中的两年高中时光，我遇到了当时学校最好的老师，比如语文老师赵剑峰、吴建伟、张永旗，数学老师寇乐山、王守德，英语老师杨浓、包文魁，政治老师付翔宇，历史老师陈宗器，地理老师陈耀宗等，其中一部分曾是我父亲的老师。当时临潭一中的教学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落后，但老师苦教、家长苦供、学生苦学的“三苦”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学生们学习起来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应该说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剩下的时间全部用于学习，从来不讲条件，当时临潭一中的升学率在全州还是名列前茅的。当年全国高校招生名额非常有限，高校入学率仅占高中毕业人数的百分之五左右，加之自己努力不够，1981年7月高考便以落榜告终。当时，全国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已开始转好，我求知的积极性也有明显提高，这样就又经历了一年的高中复读。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9月，我顺利考入当时的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一结果，对于出身寒门且无任何提携背景的我而言，算是“鲤鱼跃龙门”，实属一步登天的惊人之举了。

西北师范学院的求学经历，虽说艰辛，但也充满了欢乐。大学几年，学费、书本费全免，每人每月又可以领到22.5元的生活费和30斤饭票，生活算不上好，但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尽管家里也不宽裕，可含辛茹苦的父母每月省吃俭用仍然想方设法给我挪挤不多的费用，记得起初是10元，以后又陆续增加到15元、20元，到大学毕业时，病入膏肓的父亲为了不使自己的儿子在大众场合丢面子，竟然将我的零花钱增加到30元。这对并不宽裕的家庭而言已经是“鼎力”之举，可谓挤出的“血汗”。我在西北师院度过了大学时光，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道理影响了我以后的漫漫人生路。

无论是临潭一中，还是西北师院，都是我人生路上重要的阶梯，那段生活虽说艰辛但很温馨，至今我一直惦念，也经常去光顾。

三

1987年7月，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故乡甘南参加工作。在已经过去的三十一年中，先后做过中学教师，当过记者，也从事过行政管理，单位换了七个，如果将任职半年以上的单位累计，应该在十个以上。这三十一年，按照职业划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行业，工作时间也基本上是三个十年。这三个十年分别是：教书及教育管理十年，可以称之为“从教的十年”；做新闻编辑、记者十年，可以称之为“从事新闻的十年”；担任秘书科长、县委常委和文史委主任十年，可以称之为“行政管理的十年”。

从教的十年，是指在合作一中教书的时间（1987年9月—1991年12月底）和在甘南藏族综合专业学校担任副校长的时间（2007年5月—2012年12月底）。1987年9月，我被分配到合作一中教书后，先后任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教师，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班主任工作。2007年5月县市换届后，我从碌曲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任上，被“组织”以无合适岗位为由，安排到当时的甘南藏族综合专业学校担任副校长（这是一所职业中专，副县级建制）。搞职业教育我是外行，说实在，直到离开甘南藏综专归队做公务员，我始终未弄清职业教育的真正要义。不过，那几年，参照全国兄弟地区的经验，我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对学校职称评定、年度考核等工作做了大胆、有益的尝试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从事新闻的十年，是指在甘南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新闻部从事编辑兼记者的时间（1992年1月—1996年10月）和在《甘肃经济日报》甘南记者站做驻地记者、站长的时间（1996年10月—2001年4月）。1991年12月底，因工作需要，州上决定从全州范围内选调一批业务干部充实到甘南人民广播电台汉语编采工作岗位，我因为之前发表过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而被选中。在那里一干就是四年零十个月，到1996年10月调离。可以说，那段经历既丰富了我的阅历，又成就了我的新闻事业，我不仅采写并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新闻作品，而且也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正是因为有了在甘南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兼记者的经历和业绩，1996年10月，我如愿被选调到《甘肃经济日报》甘南记者站做驻地记者，在那里开始了一段全新的人生。记者站几年，我不仅晋升了新闻系列中级职称，也由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正科级干部（甘南州委组织部任命）。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原因离开报社，中级职称聘任五年后的2003年，我很有可能按时晋升高级职称，也会于2002年7月在走完应走的诸多程序后，顺利提任为副县级站长（甘肃经济日报社已于1999年10月任命我为站长，享受副县级待遇，甘南州委未发文认可），也许那会是一种别样的人生。记者站工作，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工作得心应手，社会交往向好，工作成绩捷报频传。其实，这一生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段时间获得的，令人时常回味。

行政管理的十年，是指在甘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担任科长的时间（2001年5月—2002年10月）和在碌曲县委担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时间（2002年11月—2006年10月），以及目前的甘南州政协文史委主任（2012年12月至今）的工作。到甘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工作完全是工作需要，先是负责工作，随后被任命为科长。这段经历实际很短，只有一年半时间。在那里主要是干一些上报下达、沟通协调和拾遗补阙的工作。当时的甘南州政府领导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工作很讲规矩，对下属很照顾、很关心，所以，我们工作起来也得心应手。到碌曲县委宣传部任职，名义上是县委常委，可在县委和政府主要领导的心目中，你就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部门领导，其他待遇方面均未享受。不过，作为宣传部门的“一把手”， 也当之无愧地干了一大批事关全县重大舆论引导方面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甘南州政协文史委这几年，干了些具体的事，主要是编辑出版了《政协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事记》《西部大开发在甘南》；自费出版了个人文史专著《话说铁城》，尚在修订、完善个人文史专著《我的甘南》，准备年底前出版；正在主编的有甘肃省大型文史丛书《藏族百年实录•甘肃卷》（上、下卷）和甘南州重点文史丛书《百年甘南实录》（七卷）等。

四

人生路上五十五载，不尽平坦，多有磕绊。总体感觉是平坦与险峻同在，鲜花、阳光与荆棘、阴霾并存。这几十年，我早已从一名意气风发的青年渐变为两鬓斑白的老者，说确切点已经进入人生的迟暮之年了。而今，当年的锐气已消失殆尽，岁月的风霜早已将曾经的凌厉棱角磨砺得滚圆。当老师时的青春朝气，做记者时的敏锐视角，从政后为人的世故圆滑，担任职教副校长后的消沉失落，做文史主任后的无怨无悔，这一切都历历在目，令人无法忘却。

回想一路走来的喜怒哀乐，回想自己曾经的农家子弟身份，能“混”到目前的状态觉得也挺不容易的，感到非常充实和满足。如今，父亲陈统因胃癌离世已经三十一年，未能过上颐养天年的日子；老母黄秀珍尚且健在，虽年逾古稀，仍晨夕健身，身体硬朗，为儿女之大幸；二弟陈克明在甘南州审计局担任副局长，一生操持本职（学的是审计专业），敬业守则，业精人和；三弟陈克华在老家料理家务，赡养老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四弟陈克义现在家门口的王旗镇镇政府工作，驻村扶贫，为乡邻解忧释愁，倒也不失为人生之乐事。

如今的我已迈上知天命的台阶，妻子季淑花也于2014年3月从合作市通钦街道办事处退休，在家料理家务，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大女儿陈晖于2013年西安欧亚学院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专科毕业后，2014年7月参加甘肃省万名大学生进村进社考试，考取合作市社保岗位，当时分配到佐盖曼玛乡政府工作，现已调入甘南州残疾人联合会，忠于职守，从小事做起，积累工作、生活经验，一副积极进取的姿态；小女儿陈旸2014年9月考取河南安阳工学院文法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现已毕业回家备考。美中不足之处是我个人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高血压、痛风等病状时常困扰着我，不仅影响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重要的是还会时常影响人的情绪。

出身农家寒门，自然知晓农村生活之艰辛，也深谙敬老爱幼之天职。尽管自己长期生活在温饱线上，但尽孝和周济穷家仍为我铭记之信条。多年来，如果时间和机会允许，我总会在合适的时间去老家探望年迈的母亲，陪老人坐坐、说说话，为老人增添一些人生的快乐；有时家里遇到燃眉之急，我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尽力资助，尽管力量显得微不足道。我常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积善行德、尽孝守责是人之本能，我能利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算尽了我的本分。

本人拙作《我的甘南》行将问世，仓促写下这段文字，算是对半辈人生的一个小结吧。

是为自序。

 2017年5月6日草成于兰州五一山下寓所

2018年10月10日定稿于甘南羚城

[原载《我的甘南》，陈克仁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