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作一中的日子

陈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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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注定是必须大书特书的。这一年，我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求学时代，从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前身）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迈入了人生的新境界——开始工作了，端上“铁饭碗”了，拿上薪水了。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到甘南州合作一中教书。初来乍到，各样条件还觉得不错。记得那一年一起分到这所学校的一共有六个人，分别是蒋忠福、乔令先、鲜荣、王慧芹、王力和我。蒋忠福、乔令先和我为本科毕业，其他三人专科毕业。我们一起报到后方才知晓，这次分来的六人中，五人为师范类毕业生，蒋忠福毕业于西北民院，本不应该分到教育行业，但阴差阳错却分到了教育系统，觉得挺冤屈的。这六人按专业分，我和鲜荣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蒋忠福是学历史专业的，乔令先是学英语专业的，王慧琴是学生物专业的，王力九十年代初期调往白银市工作，学什么专业的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当时的合作一中就州内而言，各方面条件尚属比较好的。原因是它地处州府合作镇（当时为夏河县的一个下属镇，为合作市的前身），又是州教育局的直属学校，硬件设施和生活条件较其他学校相对强些。报到后，学校给我们分配了宿舍。我的宿舍位于一中教学区初中部二层教学楼（现在主教学楼位置，原有的教学楼已拆除）二楼楼梯顶层的“鸽子间”。说是“鸽子间”，是因为它面积狭小，也就五六平方米，因为占用的是楼梯空间的顶部，所以高度比正常房间小，显得压抑。这个“鸽子间”最大的不足是脚底下是楼梯通道，悬空，在甘南这样的高寒地区，比常人要多承受些寒冷。尽管简陋，但是单间，比起长期居住的集体宿舍，已经显得十分自由了，所以我还是十分满意的。

坐在虽显拥挤但较明亮的“鸽子间”，就着火炉品着浓茶，再回想大学毕业等待分配的前前后后，深感自己的经历还真有点一波三折。我原来并没有分配到甘南，而是分配到陇南去了，中文系办公室的领导一再动员我，说这次分到陇南的学生很少，不必担心，到那里后地区教育局一定会照顾你的，学校你可以挑选。但就在这一关键时期，家父拖着残躯在病床上给我写信，定要我顾全家庭，尽可能回甘南工作。当时，我的家庭确也存在诸多困难。首先是家父已确诊为胃癌晚期，医生讲时间不会太长了（我大学毕业不久即去世）；母亲仅仅四十岁即将守寡，家里尚有三个未成年的弟弟。思前想后，在经历了数日的思想斗争后，我给远在甘南工作的一个远方亲戚写了一封信，表明了家里的困难和想回甘南的愿望。不久，亲戚回信说，州教育局杜世昌局长答应说：只要愿意回甘南，可以分配到州上工作。随后，我以最快速度将我回甘南的愿望向中文系领导作了汇报。系主任胡大俊极不高兴，说分配方案系里已经定了并上报到学校，没办法更改了。当时，我的心里很不好受。那几天，我一直死乞白赖地在系主任和书记办公室来回跑，表决心回甘南是我唯一的选择。中文系领导无可奈何之下把我改派到原籍甘南。

大概在7月15日前后，甘南州教育局人事科王明远（当时好像是副科长）专程来兰州迎接分配到甘南的学生，我便随他来到了合作。一到合作，两眼一抹黑，地生人不熟，顿时傻了眼。在当时的甘南州政府招待所住了几天，州教育局还组织大家去夏河拉卜楞寺和桑科草原进行了参观，随后通知回家等待分配。7月20日前后，我向州教育局借了200元钱（当时有规定，可以暂借，分配后多退少补），将简单的行李寄存在教育局指定的存放点后，离开合作回老家照顾病重的父亲。

回到家，父亲亲眼见到了大学毕业的儿子，一时精神特别好。就在我到家时间不久，尚未再尽一份孝心之时，父亲即驾鹤西去。我忍着悲痛在邻居和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办了父亲的丧事，按风俗过了“三期”。到8月20日前后我才回到合作，找州教育局人事科询问分配情况，刘晓东科长非常客气，他告诉我分到合作一中了，准备一下尽快报到，学校快要开学了。

当时合作一中的校长为鲁挹同志，校党支部书记为方汝昌同志，副校长为陈家人同志和王辅仁同志，教导主任为崔致中同志，副主任为杨雁冰同志和召玛杰同志。我离开一中时，鲁挹同志已调到甘南师范担任校长，方汝昌同志为校长兼校党支部书记，陈家人同志和王辅仁同志均已调走，接替陈家人同志的是教育局招办主任赵志民同志，教学校长暂时空着。到校后，其他教师都安排了教学任务，因语文教师满足，都安排了课程，我暂时无课，任务是每周听几节老教师的课，学点经验；个别语文教师因事因病请假了，顶替上一段时间课。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教高三语文的马正统老师因事请假了，他的两个班的语文课就由我来上，直到一学期结束。

从1998年秋季开始，学校才正式给我安排了教学工作。那一年，分给我的是高一民族班班主任和高一3、4两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接下来的几年，因为年轻，我和学生处的比较好。我与学生的交往中尽量设法打成一片，深入学生中间的多，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掌握的比较充分；学生有什么想法也会毫无遮掩地第一时间告诉我。为了拓展学生的视野，我还利用星期日和节假日组织学生郊游，其中比较成功的要算1989年“五·一”节去临夏的郊游了。那次，除身体有病的同学之外，全班同学都去了，所有代课教师也邀请去了。同学们玩的很开心，互相交流友情，开拓了视野，回来后有分别写了郊游心得，效果十分明显。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年轻气盛，遇事欠考虑，处事太缺乏经验了。假若出了事，在未向学校请示，又未参与任何社会保险的情况下，责任会由谁来承担？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那几年，合作一中也尝试搞教学改革。首先是在教研组之外搞年级组，当时同一年级教师实行集体办公，年级教学改革由年级组研究决定。我记得，为了推进这项工作，原有的按学科办公的环境被打破，同一年级教师搬到一起办公，因办公室狭窄而教师人数较多办公桌放不下，于是实行两人合用一张办公桌。平时，如果一名教师有课，另一名教师就可以用办公桌写教案或批改作业；一旦遇到年级组开会什么的，狭小的办公室竟然连放凳子的地方都没有，更不要说还要搞什么教研了。年级组实际上是做做样子，并无实质内容，也未见其开展实实在在的工作。其次是1988年学校专门设立了中心教研室，张廷武同志和彭德明同志分别任正、副主任，抽调教学经验丰富、资历较深的几门学科的老教师搞教研，平时也听听教师的课，帮学校出谋划策什么的。这两项工作在我离开后听说终止了。

再说说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我参加工作那会儿，教师节才搞了几年，气氛不像现在挺浓的。教师节是国家专门为提倡尊师重教而设立的，所以每年的教师节，各单位均要按照上级要求来到学校慰问教师，也会照例由上级领导主持召开一个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和优秀教师、贫困教师代表参加的座谈会，领导照例还要讲几句鼓励、鞭策之类话。州上为营造氛围，街道中间要求挂横幅，街头墙上要贴标语，还要召开一次教师节表彰大会，对一些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大张旗鼓的表彰奖励。当然，学校也会意思意思，给教师发一点慰问品，最重要的是会组织大家会餐，选一个大一点的教室，几个课桌并在一起算是餐桌；然后，在学生食堂再弄上几个菜，来几瓶抵挡一些的白酒活跃气氛，校领导再讲几句振兴学校教育、勉励教师勤奋工作的话助助兴。

在合作一中期间，我工作积极主动，设法承担较重的工作任务，工作态度和工作效能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在那里，我得到了张廷武、马正统、王静云等一大批汉语文老教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也与寇治安等一大批忠于职守、勤奋工作的教师接下了深厚友谊，更结交了一大批情相随趣相投的好朋友。但工作经验缺乏，处事毛糙，不安心工作成为我的致命弱点和不足。人常说，读师大是走对了路（指上大学）选错了方向（上师大）；也有人说，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王。倒不是我轻视教育不热爱教育不愿意做教师，主要是多年养成的喜好写作的习性和懒散的习惯，总是在扰乱我的思绪，撩拨我自由行走的神经，促使我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机会改行。那几年，我在完成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任务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广交文艺界和新闻界的朋友，也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勤勉写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只要努力，机会总会青睐有准备的人。终于，1991年夏秋之际，经中学时代同学的介绍引荐、数位亲朋的帮扶和父辈同学的关照，我被选调到当时的甘南人民广播电台做汉语新闻编辑，实现了我从事写作（因至今尚无大的写作成就可言，提法可能欠妥）工作的愿望。

1991年底，我离开了工作和生活了四年多的合作一中，在一个别样的岗位从事起了全新的工作。从教四年多，教师职业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准则、工作的方法和处事的路径，这些经验不断引领我走向更宽的领域，迈上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阶梯。可以说，在合作一中的所学所得所感所悟，奠定了我以后工作和生活的基础，成为我受益终生的精神财富。

                             2014年9月羚城寓中

     （原载《百年甘南实录·合作市卷》，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6月；陈克仁著：《我的甘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11月；《甘南文史资料》第2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11月）

[作者为甘肃省甘南州政协文化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