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广元建市后发行的几套粮食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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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广元建市后发行的几套粮食票证
成都市 / 梁
【摘 要】通过对广元撤县建市后发行粮食票证的系统梳理,结合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布局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粮食供应需求,尤其是行政区划调整对粮食票证管理的影响,剖析了粮食管理体制带来的深刻变化。
【关键词】 广元市 行政区划 三线建设 粮食票证
广元古称利州,地处四川东北角与甘肃、陕西两省接壤,自古为四川北向出川的必经要地。五六十年代工业基础薄弱,属农业为主的地区。随着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实施,六十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引入一批大中型国有企业。随着工业布局的展开,非农业人口比重快速增加,粮食供应票证也不断丰富。尤其是广元建市以后,发行的粮食票证,因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变动,使得这些票证的体系有些错综复杂,本文仅就这些票证的特征和套系作一初步的梳理和探索,供爱好者参考和补充。
一、行政区划的调整
1985 年 6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国函字 20 号】批复,撤销广元县,设立地级广元市,原广元县改为广元市市中区;将原绵阳专区的青川、旺苍、剑阁 3 县划归广元市管辖; 9 月,将原南充专区的苍溪县划归广元市管辖。
二、“广元市”发行使用过的粮食票证
广元市成立以后在 1989 年之前,原区域一直主要延续使用的是广元县 1975 年版、1979 年版和 1980 年版的地方粮票。
真正以“广元市粮食部门”发行使用过的粮食票证,主要包括以下 10 套:
1.广元市市区计划购粮(券)1989 年版;
2.广元市市区计划购粮(券)1991 年版(月份票);
3.广元市市区计划购粮(券)1992 年版(月份票);
4.广元市中心区粮食局口粮计划供应券 1989 年版;
5.广元市市中区口粮计划购粮券 1991 年版(月份票);
6.广元市市中区口粮计划购粮券 1992 年版(月份票);
7.广元市元坝区粮食局口粮计划供应券 1990 年版;
8.广元市元坝区口粮计划券 1992 年版(月份票);
9.广元市朝天区粮食供应计划券 1991 年版(季度票);
10.广元市朝天区粮食供应计划券 1992 年版(月份票)。
三、1989 年发行的粮食票证
从目前收集到的实物来看,1989 年发行使用的“广元市中心区粮食局口粮计划供应券”和“广元市市区计划购粮券”,是广元市粮食管理部门发行最早的粮食票证。其中:前者面额分别为 1 斤、5 斤、10 斤、50 斤、100 斤五种,印章为“广元市中心区粮食局”,后者面额分别为 0.5 公斤、2.5 公斤、5 公斤、25 公斤四种,
印章为“广元市粮食局”。两套票从名称和印章看,显然后者的行政级别高于前者,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中心区是个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单位,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关于它的演变在下文中还有提及。从面额的计量单位制式看,前者采用的是市斤制,后者采用的是公斤制。公斤制属于国家当时正大力推行的节点,仍然印制市斤制票证不排除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情形,因此推测前者的印制时间略早于后者。为什么同一年中,广元市两级粮食部门要发行两套粮食票证呢?或者说两套粮食票证的使用范围有何区别呢?这就不得不还要说下,广元撤县设市后行政区划的演变以及三线建设时期迁入广元的一大批工业企业。
1985 年广元撤县设市后,原广元县改为了广元市中区。因为当时只设立了一个市辖区,故没有特别命名,这在四川同时期撤县设市的地方也是同样的作法,即都命名为“市中区”。严格说,这样的命名是不太规范的。1986 年 10 月,广元市撤销河西、昭化、羊木等 14个区公所,分别设立中心区公所、卫子区公所、朝天区公所;11 月撤昭化、虎跳、王家三个区公所,所辖乡镇划归广元市中区卫子区公所(时称卫子区),同时中心区、朝天区、卫子区三个相似县级区(3个公所)正式成立。1989 年 5 月,缩小市中区,设立元坝、朝天两个郊区(县级);8 月撤销中心区、朝天区、卫子区,市中区原下辖的朝天区、卫子区的行政区域分别划归朝天区、元坝区。自此,广元市所辖的区(县级)正式形成了市中区、元坝区和朝天区的三区格局,而县辖的区公所就从此消失了。2007 年 3 月,市中区更名为利州区。2013 年3 月,元坝区更名昭化区。
从以上行政区划演变过程来看,广元市的三个市辖区都是由最早成立的市中区(原广元县)析置而来的,其主要的变化时间就在 1989年,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广元地方粮票在 1989 年 5 月以前是全市统一的,以后则分区管理了。有必要说明的是广元市 1989 年以后发行的粮食票证票面中出现了“市区”“市中区”和“中心区”三种称谓,这里的“市区”是特指原广元县城区人口所在的区域,但这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行政区划称谓,而是一个习惯用语。“市中区”则是一个正式的行政区划称谓,指的是除了城区以外,还包括了分布在原广元县行政区域内的厂矿乡镇。“中心区”也是一个行政区划称谓,准确的称谓应该是“中心区公所”,它是市中区(县级)下辖的一个区(有的地方也称为县辖区)。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先后在广元县建立了 081 基地、五洲化工厂、万众机器厂、新光电工厂、4961 厂、大华纱厂、109 厂、249 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就分散在当时广元县的各个乡镇。有的厂矿处于保密需要,选址布局往往离县城区域还比较远,但这部分企业人口也是纳入广元城镇人口管理的。广元建市后,随着三个市辖区的成立,后来的粮食票证管理也就分区管理了。1989 年处在比较偏远的工矿企业人口使用的就是中心区粮食局(后来的市中区粮食局)发行的粮食票证,而并非市粮食局发行的粮食票证。作为地级市的政府组成单位“广元市粮食局”发行的粮食票证,不仅不能在所辖的四县三区通用,而仅限于在所辖的市区人口使用,因此其发行的票证票面上都印有“市区”字样,以区别于当时只有一个区的“市中区”概念。从管理的范围和人口来看,行政级别较低的中心区(市中区)粮食局发行的粮食票证反而要比行政级别较高的市粮食局发行的粮食票证使用空间范围更广、更多,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
四、1990
年发行的粮食票证
1990 年广元市元坝区粮食局发行了一套口粮计划供应券,该票面额分别为:
半公斤、2.5 公斤、5 公斤、25 公斤、50 公斤五种,双面印制,限于元坝区粮食局供应范围内使用。这是以元坝区粮食局名义发行的第一套粮食票证,并一直延用到 1992 年 1 季度。
五、1991
年发行的粮食票证
1991 年广元市粮食局、广元市市中区粮食局和广元市元坝区粮食局分别发行了“广元市市区计划购粮券”“广元市市中区口粮计划购粮券”和“广元市朝天区粮食供应计划券”三套粮食票证,
其中“广元市市区计划购粮券”面额为 0.5 公斤、2.5 公斤、5公斤、25 公斤四种; “广元市市中区口粮计划购粮券”为月份票,面额同样为 0.5 公斤、2.5 公斤、5公斤、25 公斤四种,该票是从7 月份开始使用的,因此全年共有 24 种; “广元市朝天区粮食供应计划券”系季度票,面额为 1 斤、2 斤、5 斤、10 斤、50 斤五种,因此全年共有 20 种。
三套票中,朝天区的面额仍采用市斤制,属于不规范的特征,该票印制稍显简单,其印章也不是直接印上的,而是发放时采取手工加盖方式。
六、1992 年发行的粮食票证
1992 年广元市粮食局、广元市市中区粮食局和广元市元坝区粮 食局分别再次发行了“广元市市区计划购粮券”“广元市市中区口粮计划购粮券”“广元市元坝区口粮计划券”和“广元市朝天区粮食供应计划券”四套粮食票证,
均为月份票,其中前三套面额统一为:0.5 公斤、2.5 公斤、5 公斤、25
公斤四种。所不同的是:“广元市市中区口粮计划购粮券”只印制了 1-6 月,7-12 月则是分别在 1-6
月的票面上通过顺序加盖月份的方式实现的;
“广元市元坝区口粮计划券”只印制了 5-12 月;“广元市朝天区粮食供应计划券”的票面形制与 1991 年版基本一致,仍保持为 1 斤、2 斤、5 斤、10 斤、50 斤五种面额形制,只不过将 1991 年版的分季度使用改为了分 月份使用。
此外,元坝区粮食局在发行 1992 年版“口粮计划券”时,还发行过一种单面的“口粮计划购粮券”,该券为 4 月份使用,正好与 1989年版“口粮计划供应券”加盖“92 年壹季度有效”戳记,以及 1992 年版“口粮计划券”相衔接。
该券目前仅发现 14公斤面额一种,应该是干部或轻体力劳动者一个月的口粮定量,至于还有无其他面额种类,尚待发现。
七、广元市成立前后容易引起歧义的“区”
以上梳理过程中,不难发现在广元撤县设市的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中心区公所、卫子区公所、朝天区公所的称谓,也出现了市中区、中心区、朝天区、卫子区、元坝区等县级或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单位的称谓,区(县级单位)下辖的区公所在口头表达上往往也都简称为“区”,但这两种“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下区公所的概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解释,区公所是县、自治县的派出机关,其行政区划级别理论上属于乡科级,与乡镇平级,用于管理县(自治县)下辖的区(即县辖区,是乡级行政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仅剩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南山区(原名赵家蓬区)一个区公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泽普县的奎依巴格区区公所已于 2014 年撤销)。因为涿鹿县南山区区公所是涿鹿县政府的派出机关,同时又管理者 4 个乡镇,所以其行政级别是副县处级。
从四川省各市县发行粮票的情况来看,1983-1988 年之间发行的粮票品种都比较少,应当与粮食部门的供应政策有关系。从 1989 年开始直到 1993 年取销粮票使用,每年都发行用于居民口粮供应的计划券,作为与粮票配套使用的票证,且基本都是按月(季)使用。广元撤县建市后发行的一系列粮食票证,除了为我们留下了广元市行政区划演变的历史痕迹,同时也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中期粮食市场出现的波动状态以及随之给粮食管理体制带来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