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是基督教信徒吗？柯羿南经过研究之后发现，达尔文自己认为自己是不可知论者（agnostic）。

达尔文的家庭传统是不信奉 国教的一神论，而他的父亲和祖父是自由思想者，他接受的洗礼和就读的寄宿学校都是英国国教学校。当他去剑桥成为一名英国国教牧师时，他“丝毫不怀疑《圣经》中每个字的严格和字面真实性”。 他学习了约翰·赫歇尔的科学，这种科学和威廉·佩利的自然神学一样，寻求自然法则而不是奇迹的解释，并将物种的适应视为设计的证据。在贝格尔号上，达尔文是相当正统的，会引用《圣经》作为道德权威。他寻找“创造中心”来解释分布，并提出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发现的非常相似的蚁狮是神之手的证据。

1851 年，女儿安妮去世，达尔文悲痛欲绝；那时，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已经逐渐减弱，他不再去教堂了。

回国后，他对《圣经》的历史准确性提出了批评，并质疑认为一种宗教比另一种宗教更有效的基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深入推测地质学和物种演变的同时，他对宗教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与妻子艾玛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艾玛的信仰同样来自于深入的研究和质疑。

佩利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神义论认为，饥饿等罪恶是仁慈的造物主制定的法律的结果，总体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对达尔文来说，自然选择产生了适应性的好处，但消除了设计的需要，他无法在所有痛苦和苦难中看到全能的神的工作，例如姬蜂麻痹毛毛虫作为其卵的活食。虽然达尔文认为宗教是部落的生存策略，但他不愿放弃上帝是最终立法者的想法。他越来越被邪恶的问题所困扰。

达尔文与唐恩教区牧师约翰·布罗迪·英尼斯 (John Brodie Innes)一直是密友，并继续在教区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从1849 年 左右开始，他会在周日散步，而家人则会去教堂。他认为“怀疑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狂热的有神论者和进化论者是荒谬的”，尽管他对自己的宗教观点保持沉默，但在 1879 年，他写道：“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否认上帝存在的无神论者。——我认为一般来说……不可知论者是最能准确描述我的心态的”。

1915 年出版的《希望女士的故事》声称达尔文在病床上皈依了基督教。达尔文的子女否认了这一说法，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