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西汉郡国并行制兴衰之探究 

在《史记·世家》之中，《楚元王世家》算是篇幅最短小的一篇了，而这短小的篇幅之中，也不仅仅记录了汉高祖刘邦的幼弟楚元王刘交及其子孙之事，还包括了刘邦中子赵幽王刘友及其子孙的故事。

这篇不长的《世家》主要是简单叙述楚王、赵王的子孙世系，几乎没有讲什么故事。高祖的这一弟一子都有后人参与了汉景帝时期著名的“七国之乱”，分别是第三代楚王刘戊和第二代赵王刘遂，不同的是赵王刘遂自杀后，赵幽王绝后，而刘戊自杀后，楚元王的后代又苟延残喘了四代：文王刘礼、安王刘道、襄王刘注、到刘注的儿子刘纯，中人上书告其谋反，刘纯自杀，国除，这时已是汉武帝的孙子汉宣帝时候的事了。

还有一个相同点，两个王国在参加“七国之乱”时候，太史公特地点出了他们的国相属臣都进行了劝阻：

春，戊与吴王合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杀尚、夷吾，起兵与吴西攻梁，破棘壁。

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

结果，两个王都没有听，杀害了他们，悍然参加了最终葬送他们性命和王国的“七国之乱”。

所以，太史公才会做出“不听贤者之言，自取其祸”的评价：

国之将兴，必有祯样，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然而，汉代诸侯王国都没有逃脱“国除”的命运，难道真的是如太史公所言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的原因造成的吗？

我以为“非也”，汉代诸侯国的没能逃脱“国除”命运，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两个贤人、贤王所决定的，而应该这种郡国并行制度本身的兴衰之理所决定的。试析之：

阶级产生之前，人类走的道路大致相同：原始群居、氏族、部落。这些组织无论父系还是母系，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国家产生之后，由于自然环境、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社会组织形态也发生了分歧，西方以地中海文明为核心，较早从事航海、工商、贸易，生活的流动性冲破了蒙昧的血缘纽带，如古希腊。东方以中国为核心，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定居生活，不仅没有冲破了蒙昧的血缘纽带，反而更加固化了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

西周顶层制度设计者周公旦“六年制礼乐”（《尚书》），其重要内容就是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宗庙祭祀制。其中“封邦建国”就确立了如何解决“王位只有一人，王子却有许多”的问题。把一个“天下”设计成一个金字塔，塔尖上蹲着一个，其他的按照亲近远疏，分别放在金字塔的下面、在下面的关系越远，人数肯定会越多，人数越多，自然就在更底层了“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由三而多”颇合乎道家的自然之理。这种制度有效的利用了“血亲”的积极因素，变商代国君“天下诸侯之长”而为“天下诸侯之父”，让姬姓诸侯有效的控制地方，发展地方经济，使周室之威远播天下。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春秋之后，随着姬姓血缘关系的松弛；各诸侯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的被破坏等等原因，具有完整意义的西周宗法制度开始瓦解，王室式微，以下凌上，礼崩乐坏。从公元前770年王室东迁，到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灭齐，历经五百多年战乱，可以说就是“封帮建国”之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而惹的祸！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看到了这种“分封制”的弊端，在剪灭六国的过程中，强行以武力推行郡县制，废除了西周而来的“分封制”，力图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强大帝国。我以为，从长远看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但是，在中国（在人类都是如此，尤其是中国），凡是都不可以“急图之”，哪怕多么正确的事，都必须慢慢来。

“郡县制”本身就是以一种制度彻底取代另一种制度，更何况是在“东至大海，西达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辽东”的空前广袤的土地之上，而这片土地上曾经是诸侯林立，民族各异，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等各不相同，甚至仅仅原来的七国，书不同文，车不同轨，货币、度量衡都是不相同的。其二，天下初定，东方六国虽已灭亡，但人心并未收服，东方诸侯百姓也并未认同秦的统治，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一颗陨石落在了原属魏国的东郡，就有人刻字于石上：“始皇帝死而地分”，六国贵族更是待机而动，图谋恢复，张良不就是抛家弃产，和大铁锤客谋刺秦始皇吗？这种背景之下，岂不更需要嬴氏家族的屏藩王室，可是事实呢？秦“子弟无尺寸之封”，在秦朝灭亡的过程中，没有看到哪位嬴姓的子孙为自己的王朝做过什么。可见“亡秦孤立之败”。实践证明单一强推“郡县制”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后人的成功，往往是因为站立在前人的肩膀上。周公、始皇之后刘邦就高明了许多。他显然看到了嬴政之孤，也亲眼目睹了项羽之乱（项羽延续周公做法，大封诸侯，却因分配不公，诸侯相攻，使得项羽这个西楚霸王一刻也不得消停。）

首先在楚汉战争其间，刘邦自知实力不如项羽（刘邦十万未经大战的军队，项羽四十万屡经恶战的“虎狼”），采取分封制度拉拢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英雄豪杰，瓦解了敌人，壮大了自己。最典型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此三人在终灭项羽的战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胜利之后的汉高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开始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诛灭异姓诸王的策略。在消灭韩信等异姓王，依然没有逃脱血亲家族观念的刘邦开始以同姓诸侯取代异姓，“刑白马而盟誓天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楚元王刘交、齐悼惠王刘肥就是剪除楚王韩信时候被分封的。

刘邦大封同姓诸王，实行郡国并行制。有下列好处：

其一，稳定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天下人心，基本尊重了关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特点，刘姓诸王分封之地基本在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原来东方六国之所在，同姓诸王们在其封国虽是统治者，却是少数派，少数服从多数，他们基本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尊重当地的历史、风土人情，各国由于长期战乱，人心思治，因而上下一心，发展经济。代表就是齐国，在国相曹参的带领下，齐国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所以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很好的在诸侯国中实施，汉中央直辖关中（秦地）十五郡，诸侯加起来（关东）四十二郡（也有说四十四郡），也就是全国很好的实行了这种政策。到第三、第四代皇帝文帝、景帝时期，全国经济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这和汉初分封同姓诸侯不无关系。

其二，分封同姓，的确起到了夹辅王室，稳定局势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剪除汉初异姓诸王和平定诸吕之乱两件事上。汉高祖分封异姓诸王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然而在平定淮南王英布时，楚元王刘交、荆王刘贾积极参与，全力进击，刘贾还在战争中死掉。同姓诸侯功不可没。平定诸吕，固然有周勃、陈平之功，但是以朱虚侯刘章为代表的同姓王侯的作用其实更大。

但是，凡事要一分为二的看待，随着时代的变迁，刘姓诸王和朝廷皇帝的关系必然会越走越远。当年刘邦无论怎么讨厌、记恨他的大嫂，但老头子太上皇说一句话，刘邦也只有硬着头皮不情愿的封其子为羹颉侯。没办法，一个娘的。可是到了文帝、景帝甚至再往后，那刘姓的关系肯定会越来越远，胞兄弟、堂兄弟、叔伯兄弟···，尤其是在权势和利益面前，亲兄弟都要急红眼，何况越来越疏远的本家呢？

在者，古话说，“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中央直辖十五郡，地方诸侯加起来四十二郡，地方诸侯封地近三倍于中央，是典型的干弱枝强，贾谊曾做过形象的描述，一个人手指头比胳膊还粗，腰比四肢还细，这难道是个正常人吗？异姓诸王在封国之内俨然皇帝，有自己的军队、官吏，赋税也不上缴中央，中央还要替他们看着匈奴等等外患，中央朝廷岂能长久坐视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并且，中央的皇帝也要生儿子，而且儿子会生的更多， 他们的儿子也要成为王，中央这可怜的十五郡怎么分给自己的儿子。以景帝刘启为例，刘启有十三个儿子，除了刘彻当皇帝可以不分“家产”外，其余十二个怎么安排，十五郡都给他们，中央怎么办？

所以，削藩，消除同姓王是迟早的事，太史公只看到了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没听他的臣子的建议，他没看到，在此之前，他们的封国土地已被中央蚕食了么？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郡。（按：在皇太后服丧期间，和女人睡觉，固然有违礼制，也不至于“削”东海郡，分明是在找茬）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是为文王。（按：这也许是推恩令的雏形，想分封刘辟彊，再找块地方就是，划人家赵国的干嘛？）

遂既王赵二十六年，孝景帝时坐晁错以適削赵王常山之郡。（按：又是典型的找借口。）

汉文帝时就已经将齐国一份为七，淮南国一分为三。当年的齐悼惠王初封时，“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可是就是因为和汉惠帝，兄弟二人宴饮，“亢礼如家人”只叙弟兄之礼，没尽君臣之仪，惹得吕后不高兴，就要杀掉齐王刘肥，幸亏，听了臣子的话，把自己的封地城阳郡送给鲁元公主（吕后女），才拉倒。

到了汉景帝时代，公然采纳晁错的“削藩策”，纠察诸侯，大规模的削藩，汉初分封的同姓诸王们犹如温水里的青蛙，火就是在锅底下烧着，他们的选择，要么是慢慢的死去，就算他不死，总有一日会轮到他们的后世子孙；要么就是奋力一跳，离开这口锅。终于酿成了大规模的“吴楚七国之乱”。可见，“吴楚七国之乱”，并非刘邦抚其（刘濞）背预言那样：东南五十年之后有人造反。这也是没有办法，逼上梁山罢了。

当然，这些饱食终日、脑满肠肥的诸侯王们已经是肥胖的不能跳跃的青蛙了，怎么可能跳出朝廷蓄谋已久的手掌心？那位尽发倾国之兵（丁男十四到六十二岁）的吴王刘濞三个月就给汉景帝刘启打趴下了。就这样，吴王举倾国之力也不过征集了二十万乌合之众，这更足以说明，吴王、楚王之反是属于无奈之举，冒险的赌博罢了。

从此以后，汉景帝、武帝父子更有底气、堂而皇之的削藩了，同姓诸侯也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终于开始了他们消亡的命运了。尤其是汉武帝的“温柔一刀”：推恩令，强令诸侯王也要分封自己的土地给他们的儿子们，诸侯国的土地越分越少，越无法对抗中央，中央朝廷到落得“推恩”的空头人情。

还是那句话，专制政体下，“有一利就有一弊”，同姓诸侯被严格的“圈”起来，失去了危及中央朝廷的实力，同时，也就没有了拱卫中央的作用，汉朝不用兄弟，事情还是要有人做的，那就启用外人吧，于是又出现了以外戚为代表的权臣专政，西汉政权最终被王莽取代，究其原因，是“宗室衰弱，外无强藩，莫能元玕国难”。西汉之亡，一定程度上是亡于异化了的“郡国并行制”。

然而回顾整个中华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一直都没有解决皇权和王权（藩王权力）的分配调和问题。一直在一用就乱（西晋“八王之乱”、明朝“靖难之役”），一削就死（两汉、曹魏、赵宋）之间打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