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爱伦·坡，一个十九世纪美国文坛的不世鬼才，其人会属诗，也做过文学评论，当过报刊编辑，也都有所建树。但他最令人拍案叫绝、青眼相加的作品便是其人的短篇恐怖小说。他在小说中所演绎的种种夸张扭曲的幻想艺术形式则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风靡英国的哥特小说。“哥特”一词，最早指的就是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哥托内斯人，古罗马史学家塔西陀称他们于公元前1世纪时迁至日耳曼尼亚，定居于维斯杜拉河口，即后世所谓的哥特人。他们继承了东日耳曼人的优良传统，骁勇善战，暴虐蛮横，他们曾入侵过西罗马帝国，给璀璨繁荣的罗马城带去了瘟疫、饥饿与死亡。从此，他们的恶名传遍西欧，之后俨然成了恐怖和黑暗的代名词，以至于在哥特小说中被进一步抹上了野蛮、中世纪和超自然的涂料，成为了影射现实、抨击时弊的载体。而当这种小说流派传播到美国爱伦坡应势而上，将这种恐怖小说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糅合，夹杂着他一生困顿的经历和阴郁的思索，使他的恐怖小说总如一道遽烈的掣电直击右脑，震慑人潜在的意识。在看似平淡的娓娓道来中悄然冲破人心的麻痹，将人引入到一个晦暗压抑的氛围中，在人内心空荡混沌时向其揭露那最真实又最不堪的人性。而当读者读完之后，会吁然长叹，也会背生冷汗。

    本文以爱伦坡恐怖小说代表作之一的《黑猫》为研究对象，分别以让·雅克·卢梭的人类起源学说和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动机理论为研究工具，来切入剖析这篇小说所隐藏的人性的挣扎。

    一、从人类渐进的演化来谈主人公的人性之变

人类作为自然筛选出来的高等动物，创造了一系列精妙绝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然而，从遥远到我们现今无从查证的社会雏形初成之时，当人们学会依靠群体来生活的时候，人性也就随之出现了。因而可以说，人性是一种特定文明阶段的产物，它的诞生意味着人独立操纵自身行为的开始，也是人类意识与思想的滥觞。人性是一种细腻到极致的感觉，是一块塑形的模具，是人类真正发掘自然、感知万物的工具。正如卢梭所言，原始人的想象力描绘不出任何图景，他的内心没有任何要求。原始人满足于自己的生存需要，出于和其他动物一样的本能，在密林和荒原上奔波觅食，行踪不定，他们不会受疾病的折磨，也不懂死亡，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维持他们当前的状态。直到他们学会了用火，学会了播撒谷物，制作最简单的工具来耕耘土地，学会了部落群居稳定生活，他们的人性才慢慢地培养出来。关于他们由纯粹蒙昧向原始文明衍进的那一过程，当今地球上没有留下任何能拿来参考的遗物，也就更没人记得或知晓其间具细，这也就是卡尔·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说。但在我看来，可以确定的是，自然需求的刺激和部落生活的交流是他们跨越巨大文明鸿沟的关键。当然关于人性推演这一课题向来无甚定论，我在此引证和阐述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因而就不至于陷入人类真正起源大讨论的鸿流中，何况那种徘徊于真理和谬误间的求索也和我所研究的问题无甚关联。所以我需要撇开那些令人茫然的纷争，单从我所了解和接受的观点出发。            

文明社会的人性早已不像原始本能那样纯净了，它掺杂了太多被平添的社会压力和文明灌输。渐渐地，人性这个词对人类来说就变得疏远了，抑或说人性变质了。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这样说道，像格劳克斯石像一样，在经过岁月、海浪和暴风雨的无数次侵袭之后，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野兽，而不像一位天神。婴儿在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是无知的，他没有形成任何观念与想法，没有受到社会既有体系的熏染，他只有本能的人性——生存，所以他会在饥饿的时候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向外界传达求生的讯号。他不懂善的含义，也不知恶的概念，他只关心自己的生存，没有其它多余的欲望。殊不知，这样才是社会中最无害、最善良的行为。儿童涉世颇浅，他延续了婴儿时期的美好品德，而又富于想象，勤于思考。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人性中本能与社会渗透最为平衡的阶段。于是你会看到，《黑猫》的主人公“我”从小就性情温和，富有善心，甚至“我软得出奇的心肠，一度成为伙伴们的笑柄。”可是为什么“我”后来会变得残忍疯狂，以至于虐猫杀妻，走向毁灭？这不得不说与主人公所处的病态的社会有关联。爱伦坡在《黑猫》中构建了这样一个社会，依照主人公的口吻说就是“惯看人情冷暖”。而这深刻地反映了爱伦坡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冷漠势利的时代。小说里说，主人公“我”结了婚以后，经常混迹于下等场所，而且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请允许我借助作者爱伦坡的人生遭遇，在这里做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测。主人公“我”种种不同于以往温柔善良形象的行为表明“我”在社会上可能事业不顺抑或是前途黯淡，老实巴交的“我”受到周围人的冷眼与歧视，又因为其下层民众的社会身份而饱受当权者和为富者的欺侮。而在“我”看来，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便是“我”温柔而近乎懦弱、善良而近乎愚蠢的人性。“我”大概自知没有能力与整个社会作对，于是就开始仇视自己先前的性格，把自己人生的失败归咎于先前未被社会腐蚀的人性，试图抛弃自己先前“弥足珍贵”的人性追求，“我一天比一天喜怒无常，全然不顾别人的内心感受，”因此也就有了之后“我”虐待宠物、勒杀黑猫的魔鬼行径。“我”作为社会上备受欺压的可怜虫，而无处宣泄自己的愤怒，只能凭借在这种施暴的过程中品尝欺凌弱者的快感，以此获得满足。于是在这种恃强凌弱的欲望和空虚压抑的社会环境的催化下，“我”的人性彻底地被扭曲了。小说中“我”的妻子和先前的“我”拥有相似的人性，也是喜好动物。当“我”之前虐待以至于杀死黑猫普路托后，我的心中还会抱有悔恨与痛心，然而当我杀死自己的妻子，将妻子的尸首砌进砖墙后，“我”竟会十分得意，小说中称“我如释重负，幸福得无以复加。”这时的“我”估计觉得杀死了妻子也就算是彻底和“我”之前懦弱无能的人性告别了。可以说，主人公“我”的人性之殇与“我”所受的社会压力密不可分。社会体制的罪恶使“我”选择了酗酒来逃避现实，选择了否定自己先前的人性来寻求心理安慰。社会化的群体生活孕育了“我”的人性，却又诱使“我”去质疑它，去抹黑它，使“我”内心备受煎熬，直至最终毁去了它。而“我”先前人性中极致的善受到社会浮华的教唆后，一旦决堤，便会引发极致的恶的泛滥。

二、从心理学层面的需求动机来谈主人公人性之变

在动机理论中，满足成为与匮乏同样重要的概念。这是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论中的经典论断。他认为，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就不再是行为活跃的决定因素和组织者了。于是你就会看到，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因为小时候特别喜欢动物，父母也近可能地满足“我”的需求，给“我”弄了很多种宠物，而“我”那时也经常和它们在一起玩。按“我”的原话说，“每喂它们一次、抚摸他们一下，我都快乐得要死。这种癖好与日俱增。长大后，人生的最大乐趣就莫过于此了。”“我”爱护动物在之前得到了自我和外界充分的支持，而“我”自己生理上对善良人性的追逐和渴望在关爱动物这一层面上也得到了长期的满足，一旦“我”的满足感达到顶峰，达到足以使“我”厌倦的地步时，“我”对此种需求的不屑与轻视也就应时而生了。一开始“我”只是不想理那些宠物，但那些总想跟“我”亲热的小动物们使“我”愈发反感先前爱护动物的那种追求，慢慢就对相悖的行为产生兴趣，并借“我”酗酒这一条件实现了彻底转变。于是小说中讲，“我”一见到小动物们就会肆无忌惮地蹂躏一番。之后也就有了“我”“为作恶而作恶”地虐杀黑猫。可是在杀猫后的几个月以来，“我”却会感到十分懊恼，也后悔起当初不当的举动。这表明“我”在突然失去了关爱的对象、失去了以往爱的习惯后感到空虚躁动，心中又再次萌生起残存的温柔与善良。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我”开始“到处物色一只和普路托品种一样、外表也多少有些相似的猫，聊慰寸心。”终于，“我”找到了另一只黑猫，“我”爱抚它，并把它带回家喂养。可是好景不长，“我”在短暂地满足了宠爱动物的需求后，又开始表现出离经叛道的倾向。于是面对那只黑猫愈发强烈的眷恋与纠缠，“我”又再次厌烦到了极点，以至于歇斯底里，误杀妻子。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长期满足的予爱需求的束缚，妨碍了“我”追求高级的生理需要，这才引发了“我”对这种爱的需求的不满乃至唾弃。这恰巧也印证了马斯洛的假设，正是那些某种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的人最能忍受将来这种需要的匮乏。

    以上谈到的以“我”为象征的吝爱需求和以黑猫为象征的爱的需求之间的冲突是病态的。按照精神病理学中对于冲突的解释，冲突是由选择造就的，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面临无数这样那样的选择，也即遭遇各种冲突。而一般来说，有两种冲突的情况分类，一种是无威胁性的，这很常见;一种则是有威胁性的，当然这种冲突依然是一种选择的情况，但通常做出一个选择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选择意味着就要失掉同被选的另一个必需的东西，而失去一个需要的目标或拥有对需要的满足都让人感到不安，甚至受到威胁，而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种威胁感总是挥之不去。很显然，小说中主人公正是面临这种两难的抉择，而“我”最终受不住黑猫的威胁，“白天，这畜生纠缠不休，片刻都不放过我;夜晚，我时时从说不出有多骇人的噩梦中惊醒，醒来，它正在往我脸上喷热气。”“我”选择了吝爱需求，注意，“我”并非是选择爱的需求的对立面，只是剔除了和他人之间爱的认同。因而后来“我”杀害妻子这一攻击行为看起来是没有动机的，是心安理得的，那么“我”的攻击性是本能吗?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冲动吗？这一问题又间接迂回到了上个论点，借用约翰•杜威的观点来佐证就是，成年人的所有冲动，至少是特有的冲动，是与现实结合，并受现实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