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地乡风

图文/华希良

 

我的乡情、乡亲和乡土情结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上学写字能有完整的铅笔、背板和粉笔，但最重要的还是不再一边上着学，一边还要迫不得已地下地去干活。因为自打我出生起，父亲就一直在城里工作，而留在村里的母亲只能单人扛起祖孙三代、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

公社大队时期，因为家里劳力少、工分低，分到的粮食少，一天到晚的主食就是腌制的酸菜和红薯，从蒸红薯、煮红薯，到烧红薯、炖红薯……刻骨的经历，使我即使是今天，再看见红薯、土豆，还是有一种潜意识的“反胃”感觉，不由自主地避而远之。

随着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到7亩2分地，这既是喜悦，也是无奈和艰辛的开始。农人们都知道，土地上的耕作和收获，就是“闲待一刻，撂荒三份”。因为缺少劳力，作为家里排行“老大”的我自打记事起，就一边上学，一边自觉地承担着协助母亲打理“自留地”庄稼的责任。

因为地处陕西关中，一年两季作物——春季小麦、秋季玉米。收获时节，无论是烈日当头的收割小麦，还是阴雨时节的抢收玉米，不大的“自留地”在我和母亲的奋力劳作中却显得那样的望不到边、看不到头和没完没了……自打那时起，我的心底就萌生着“什么时候能脱离土地、脱离庄稼”的心愿和盼头。

1985年，一次农转非的机会，父亲带着我们一家，“逃”也似地离开了生我的关中腹地，举家来到了宁夏北部的工业城市——石嘴山。从上学、工作，到结婚生子，一晃我已人到中年，一呆就是30多年。

宁夏位于黄河上游的中段，东西窄南北长，地势北低南高。因贺兰山的天然屏障与黄河冲积形成的北部平原，使得宁夏北部自西周以来就成为农业种植的北方粮仓和边塞“朔地”。

当我工作之余，拿起相机去环顾四周的时候，更多的还是游走在身边的街巷深处和田间集市。看到长起的庄稼和忙碌的农人，便有一种莫名和久违的亲切感，不由自地便会上前攀谈，聊起耕种和收成的琐事。

从春种秋收到日升月落，从屋前晒场到乡村集市，眼前的景、眼前的人、眼前的事，尽管是那样陌生，但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和温暖。我喜欢这种感觉，透过镜头看世界，使我有了更多的随性和专注。随性是因为陌生而带来的不羁与自由，还包括潜藏相机背后的那一丝顾忌与怯懦；专注是因为熟悉和温暖而带来的对于眼前场景而发自自身潜意识的某种判断与把握。

影像从心，像由心生。一幅幅影像的产生使我猛然意识到自己无法割舍的农村历经和乡土情结，以及骨子里无法抹去的“农民”意识和印迹。

既然无法割舍与改变，就索性偏执而随性地走下去……

乡  情

 

宁夏平原又称银川平原，位于宁夏自治区中部的黄河两岸。北起石嘴山，南至黄土高原，东到鄂尔多斯高原，西接贺兰山。南北长280公里，东西宽10—50公里，总面积7800平方公里。

黄河，像一头脊背穹起、昂首欲跃的雄狮，从青藏高原越过青、甘两省的崇山峻岭，横跨宁、蒙的河套平原，奔腾陕、晋的高山峡谷，从西岳华山掉头东去，横穿华北平原，急奔渤海之滨。

黄河流域与黄土高原冲积形成的河套西部地域——宁夏平原，无论是在整个黄土高原的中国西部，还是在黄河流域的沿河两岸，唯有宁夏平原独特的地貌特征，自古以来就成为黄河文化中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故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并享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自西夏国灭亡后的元代起，随着多次人口迁移，宁夏平原就呈现出回民聚集的人口分布特征。而对于世代生息在宁夏平原的生灵而言，既不同于黄河中、下游连年战争和水患灾害而造就的汉民族坚韧、凝重、质朴，并偏重于集体力量的文化性格和特征，又不同于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因长期干旱缺水和凛冽朔风双重“夹击”，而具有的粗犷、豁达的性格特征，以及在黄土高原封闭地理环境生存所显露的善良、朴实，甚至是守贫安命的文化心态。相反，他们既包含中原地区民族所具有的内敛、包容、随和，并注重亲情伦理的儒家思想和意识，同时又因民族习惯和信仰所带有鲜明的行为范式和文化仪式感。

    注重对人与人微妙关系的观察和记录，将有助于从特定时空和内在角度来系统展示宁夏北部平原这个特定地域、特定时段人们生活的基本风貌，我想，这在当下，对于以影像方式来记录、留存的摄影而言，还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