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有两方石鼓文石砚——《明
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清
朱善旂款石鼓文石砚》。两方砚台上各有千秋，但是有一个名字在两方砚上都出现了。那就是——朱善旂。
朱善旂（1800—1855），字大章，号建卿，斋号“敬吾心室”，浙江平湖人。收藏家朱为弼之子，幼承庭训，学有渊源。道光辛卯（1831）中举人，曾在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担任高级教员和掌管校规的官员。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著有《敬吾心室彝器款识》1卷。
作为清代学者，朱善旂对“石鼓文砚”似乎偏爱有加。
道光辛丑年，他花重金买到《明
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 。
这是一方直径18厘米，高10厘米的鼓形石砚，石色苍黑，似淄石。这块将近十四斤重的砚石是皇帝赏赐给顾从义的。
顾从义（1523—1588），明代著名书法家、藏书家。上海人，字汝和，因为购得米芾的砚山，所以自号“研山山人”。他学识渊博，工书法善绘画，是闻名吴越的风雅之士。明嘉靖29年（1550），皇帝下令选拔天下品行端正，擅长书法的人，顾从义以第五名当选，官授中书舍人。明隆庆元年（1567），因修国史有功，被提升为大理寺评事。
对皇帝赏赐的这块砚石，顾从义十分喜爱，因为石头形状像鼓，他就仿石鼓的模样请人制成砚台。砚面开月牙形水池及椭圆形砚堂，水池上有“内府之宝”方印。砚底中部有一纵开的长方形凹面，凹面内上边隶书“石鼓”二字，下边两行篆书“子子孙孙用之永保”，落款“东海顾从义摹勒上石”。顾从义亲自摹刻的宋拓本“石鼓文”分别在：砚面水池两侧，右为“而师”鼓，左为“马荐”鼓。砚底凹面两侧，右为“吾水”鼓，左为“吴人”鼓。砚周环刻其余“乍原”“田车”“吾车”“霝（líng）雨”“汧沔(qiānmiǎn)”“銮车”六鼓。不计重字、残字，共计434个字。
朱善旂购得这方砚台后，在砚底上面题铭记述了这件事：“道光辛丑，以重资得于曹文正公之孙绍橚字粹庵，当湖朱氏善旂珍藏。”当年朱善旂究竟花多少钱购买这方砚？不得而知。但是，这方砚值得花重金购买，朱善旂却是心知肚明的。皇家御赐的砚石、名人摹刻的石鼓文、最关键的是顾从义摹刻的宋拓本已经失传，这都是砚台的价值所在。
咸丰癸丑年，朱善旂又购买了一方石鼓文砚。
砚为石质，砚形类似鼓形，长19厘米，宽12.5厘米，高5.9厘米。制作精工，雕刻古朴，形制大方。 砚面刻"而师"、"马荐"两石，底刻"吾水"、"吴人"两石，其余六石列刻四周。砚底有朱善旂的题记和阴文“朱善旂印”，阳文“建卿”两方印。
朱善旂已经花重金买了一方石鼓文砚，怎么又买了一方呢？砚底朱善旂的题记道出了其中原委：“石鼓文最善本，较顾刻本甲鼓增二字，乙鼓增一字……共得字四百六十有奇，此与梅宛陵诗句正相合也，咸丰癸丑二月朔当湖朱善旗识。”
原来，朱善旂是因为这方砚上的石鼓文字数比顾刻石鼓文砚上的字数多，达到四百六十有奇，且与梅宛陵诗句正相合，是石鼓文最善本，所以才花钱买下。
梅宛陵即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他在《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见遗因祭酒吴公》的诗中写到：“..........雷氏有子胡而长，日摹月仿志慕强。聚完辨舛经星霜，四百六十飞凤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言及石鼓文拓本上的字数为460个。所以朱善旂用此来为自己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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