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隐」之道是白居易的伟大创意，为后世官场不顺的人提供了了不起的身心慰藉，我正是在担任院长那两年任内，体认出它的妙用。中隐乃相对于大隐和小隐而言，传统上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之说，反映出古代文人在「仕与隐」之间所作成「生命情调的抉择」。因为至少在明代以前，读书人不是进入官场就是在家自食其力，陶渊明乃是最佳例证；不过他是主动辞官，回家去当个真正隐士。退隐的处世之道虽然为道家所重，但是孔子也曾经起心动念，譬如他赞赏曾子父亲曾点之志「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己也有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叹喟，在在显示读书人内心自有一方避世梦土，足以令其进退自如、收放自如。当然隐于庙堂之上的「大隐」如今已无可能，但于生涯中公私领域各自发展的「中隐」却值得效法。

必须说明的是，中隐之道不宜太早落实，年过半百再上道为佳；因为那时候职场生涯已由盛而衰，需要及早作出生命情调的「范式转移」，以免不适应而感到失落。中隐的真谛在于「不积极作为」，但绝非「积极不作为」；前者对应「五十知命」而有为有守，后者则流于打混摸鱼殊不可取。民间有句俗话足以当作「不积极作为」的最佳脚注，却被大多数人误解为消极混世，那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句话的奥义深藏于道家杨朱的「为己」思想，体现出澈底的「独善其身」；人们多诟病其「独」以为自私，但真正用意在于「善」的自扫门前雪之独处之道。这其实正是道家对儒家不满之处，认为儒家老想教人兼善天下，却可能弄得天下大乱，反不若小国寡民的桃花源幽境来得令人向往。平心而论，二者着实皆有所偏；时至今日，唯有儒道融通方为坦途。

    在新生死学的安身立命方面提倡中隐之道，看似突兀其实切中，这当然要把人生放在「向死而生」本体论的脉络内来看，方得其间大智大慧个中三昧。毕竟人生不脱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成住坏空，既然是非成败转头空，那么无论如何入世用世都无关宏旨，反不若出世避世来得务实。我并非在此表达悲观消极，而是提倡看破看透看开，以扫除对「有为」的执着迷思，从而通过澈悟而达于「为而不有」之境。这一点唯有庄子看得开，傅伟勋说：「祇有庄子，不但并谈生死，更能直接凝视死，体验死亡，把自己整个生命投入生死问题的实存主体性探索，藉以发现一条不依傍任何外力外物的大彻大悟，精神解脱之路。」拈出「中隐」之说的白居易在生命后期逐渐认同庄子，他的「闲适诗」之分类即来自庄子对「闲」与「适」二字的引用。有人统计庄子使用此二字次数居先秦之首，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