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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 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商君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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