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首届沪港台旗袍文化推进系列活动之“旗袍——传承和发展”论坛论文选（一）

旗袍开衩里的优雅与文明

戴颖

摘要：由于文化的断层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当下社会对旗袍存在诸多误读。事实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旗袍应为一九三零年代成型的海派旗袍，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时装，具有优雅、中和的美学特征，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整体思维方式，在它的背后，是一种德法兼顾、自由平等的社会追求，一种独立进取、从容自信、谦逊仁爱的时代风貌。而当代的改良旗袍则更多地秉持了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往往呈现出平庸、浮躁、极端的状态，无论是外形还是内质，都与海派旗袍大相径庭。

关键词：优雅；中和；自律；整体思维；仁爱

许多人第一次见到旗袍，并不是在母亲、外婆的衣橱里，也不是在闺秀名媛的肖照倩影里，而是在三流的影视剧里，在街角的小商铺里，在酒店、会场司仪的大步流星里……总之是遥远的、模糊的、不真实的，即便此后还借着网络看了几篇所谓的科普介绍，心中生出的欢喜或厌恶，也都是隔了一层的，是临水照花般的自我意识的投射，非关真实。

近年来复古风愈演愈烈，渐至内地小城也能把“文艺范”“中国风”熟练地挂在嘴边，然而这“古”永远复得莫名其妙。高开衩、烟熏妆，加上一顶网纱小帽，在“过了时”的布景下摆出一副六零年代摇滚模特式的张扬、颓废姿态，仿佛就真的“穿越”成了旧上海的名媛；甚至有人搬出晚清民初大红大绿的小凤仙装和雌雄莫辩、直骨笼统的短袄长褂，称之为“古典”旗袍，实不知所谓。

旗袍是属于现代都市的，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产物。它最初即以“革命者”“新派人”的姿态出现，明确反对旧式袄裙背后的封建等级制度，倡导自由、平等、博爱，因此早期的旗袍是一件上下通裁的极简长袍，适用于各个阶层、群体。它虽有矫枉过正的嫌疑，线条过于潦草、拖沓，缺乏美感和活力，甚至不像中山装那样有一个时代新名字，但它毕竟给与了新生的希望，于是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看到，二零年代穿旗袍的进步女性脸上，已经散发出自信、明朗的光芒，全不似旧式深闺里的阴沉、压抑。

这种探索就如胡适的《尝试集》，意义大过成就，而它的种种不足也正是剧烈转型中的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如何在进退之间寻求平衡，最大程度地达到和谐？到了三十年代，在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沐浴时代新风的红帮裁缝在古今、中西之间找到了第三条道路，他们采用西式裁剪和新式面料来彰显人体的曲线美，方便现代女性出行、工作，同时仍将躯干严实地包裹起来，使女性不得不维持传统淑媛的典雅、矜持。

很显然，这是一种风貌崭新的现代服饰，具有优雅、中和的美学特征，这一点从它的名字——海派旗袍，或者说时装旗袍就能看出。“天宝末年时世装”，复古者，往往是最经世的人。盖因中国传统的思维是整体的，无论是讲究游观的楚辞，还是中庸的诗礼，都没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他人之物，只要有益，皆可拿来化用，这也是一种高度的自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故能成就盛世辉煌。海派旗袍的背后，便是一种德法兼顾、自由平等的社会追求，一种独立进取、从容自信、谦逊仁爱的时代风貌，若视之为旗装变体，则犹以新月派为义山之嫡系。

程乃珊女士写自己穿海派旗袍，总觉得没有她母亲那一辈人的功力，也没法挤公交，她母亲说“那时候的踏步没有这么高。”当时良家女子的开衩一般至多上到膝盖，只能迈小步，疾走时便拎起下摆，男子的长衫亦然，斯文典雅。行动间露一截小腿，还是在衬裙花边掩映下的，只有风情而绝无卖弄，是新古典主义的明快，而非郑卫的淫声。当年高开衩旗袍昙花一现，也仅在明星、交际花中间流行，与其说是保守势力的强行干预，倒不如说凡事太过极端，自然不能长久。

然而许多影视城和博物院，电车的踏步做得高高在上，穿着当年的旗袍与衬裙，无论怎样提下摆，也绝跨不上去，车内往往是穿着后现代服饰、可以毫不费力翻越电车窗户的“主流”青年，笑声地动山摇——再也不难理解，为何当下民国戏里，无论主角还是路人，名媛还是交际花，旗袍一律开到大腿上，步伐一律大如男儿，即使偶尔那么几个人，还懂得礼仪，这样高的电车，她们也跨不上！

海派旗袍能秀于世界时装之林，就在于它并不仅仅是件衣服，它不像保罗波烈的鞑靼主义那样纯以装饰、猎奇为目的，也远比香奈儿小黑裙的“高级穷相”大气，它更多的是一种理念、教养的表达，就像成就了“时装史上最优雅的年代”的New Look，但它以知识分子阶层为生存土壤，无疑更胜一筹。

真正懂得海派旗袍的女子，是最完美的新女性。她们优雅、自信、大度，永远保持着愉悦的心情，严以律己，以无限的爱而不是恨来善待世界。她们时尚但不赶时髦，品位卓越，风格鲜明；她们开明但不放纵，追求琴瑟鼓之的浪漫，但清洁自持；她们聪慧而谦逊，见贤思齐，从不以打压来掩耳盗铃；她们独立但不偏执，不会以一己之见妨碍他人的权利与自由，更不会为了反抗不公而宣泄仇恨，以暴制暴，是所谓淑媛。

这种严格的自律并不讨巧，但淑媛也不以讨巧为生，而是以独立的人格、仁爱的态度、坚忍的品质、高超的修养来成就自身、贡献社会。“世界物理女皇”吴健雄一辈子化淡妆，一丝不苟，在丈夫眼里爱做饭，爱呆在家里；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李霞卿，穿着旗袍环美飞行，为抗战募捐；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郭婉莹，中年遭遇巨变，被迫做洗厕所等繁重的工作，她依然微笑，把所有的工作做到最出色，甚至以好奇的心态报名挖河泥，她说，感谢那些劳苦让她没有发胖。真正的金枝玉叶，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把生存变成生活。

事实上，任何情况下，节制都是必要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无论什么事，什么人，出发点再好，没有约束，走向极端，都会带来毁灭性的的灾难。古典诗歌之所以美，与韵律不可分，而早期的韵律是自然的，若纯为求新、求变而“拗折天下人嗓子”，违背自然，就不美了。同样地，旗袍开衩高到大腿根，方便是方便了，穿着它劈叉也能轻松做，可失去了余地，“丽”没有了“则”，就成了“淫”。

一种成熟了事物是不可轻易大改的，必须深思熟虑。像如今的大敞领和短款的A字摆，领口和下摆都处在一个不尴不尬的位置，敞开的趋势没有相应的身体部位来衔接，非但不能显高，反而把人切割成了零碎的许多块，而且这也是对身材走形的纵容，使人臃肿、消极。这种平庸、浮躁、混乱、粗暴的状态，与海派旗袍大相径庭，倒是和解构意义的波普、解构美学的朋克有着一脉相承的味道。那一番时装史上的地动山摇，结果如何，有目共睹，他山之石，须引以为鉴。

其实，电车多做一个踏板，并不会多花几万大洋，也不过举手之劳；开衩拉低两寸，亦不会真的叫人寸步难行，作为一个女子，真的有必要像码头工人一样大步流星吗？如果商业化的快节奏实在承担不起旗袍的优雅，那么请将它留给宴会，何必非要焚琴煮鹤？就像实在不欢喜一座城，那么留在家乡就好，为什么非要用修脚刀把旗袍的下摆撕开，用大蒜驱逐咖啡清茶？

从前，苏北人给上海带来了小吃和劳力，浙江人带来了生意经和帮作娘姨，南下避居的各地名宿充实了古国文明，他们珍惜上海，共同塑造了海派文化，海南的宋家三姐妹，北京的郑念，日本的李香兰，安徽的张爱玲，浙江的严幼韵，江南的周璇，广东的胡蝶、阮玲玉……都成了上海的标志。而今天，一件低开衩的旗袍，一声吴侬软语，都是“哗众取宠”，“十恶不赦”，想想那句“天宝末年时世装”，果然是有些意思的。

作者简介：戴颖（1991年），女，江苏常熟人，南京大学古代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