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谷卿

经云：“一微尘中入三昧，成就一切微尘定。”小中见大、以古鉴今，不仅是我们观察万物、理解世界的方式和途径，更或成为一种可感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与生活，自有温情在焉；情色与政治，并无芥蒂间之。看书、读城、品人，无非是捕寻和逐觅自己的心灵影子，但明此理，转身可见当下，一月遍照万川。

英伦朱屐

文/梁基永

2006年的春末，北京正是杨柳吹棉，杂花生树的时节。报国寺的山门内，照旧是熙攘的蹲着站着淘书看旧货的人头。几个人才合抱的明代槐花将片片淡黄香片洒落书摊上，风一吹过，旧书和黄花交相映衬，倒是淘书旅程中的一景。

本来，对于皇城脚下这有名气的旧书市场，我是不抱任何捡漏希望，何况来的还是周日的午后，好一点的书，上午就给精明的本地外地老手刮干净了，在一个拐角正准备收摊的中年汉子手中，我看见翻开的薄薄小册一角，分明是一丝绯红映入眼中，于是赶紧请他将手中书给我翻翻。

不错，正是一册红印本：黎庶昌的《奉使英伦记》。

红印本是古人刊刻书本之前，先印出少量用来校对的样本，多数用红色或者蓝色，以示区别。后代的藏书家却因着物以稀为贵的道理，认定这些样书的存世一定比后来正式刊印的黑色本子稀少，所以价格也比黑色贵数倍甚至十倍以上。况且红蓝印本由于初刻初印，字口也精美爽朗，和后印的版别完全不同。

一番砍价后，《奉使英伦记》只以区区三百块价钱成交。跟北京书友们说起，他们连称不可思议：怎么这个时候还有漏？

红印本也分为朱砂和洋红两类，虽然都是红色，价格却不一样。朱砂是矿物，古代和今天的价格都比较昂贵，也不是一般印书人能负担的。洋红则是晚清传人中国的颜料，比朱砂便宜，但颜色偏深，且不带朱砂那种厚重感。这册红印用的是洋红，虽然我此前已经有了数种朱砂的本子，买种洋红的也不错，况且这洋红的深邃略似胭脂，倒也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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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是贵州遵义人，曾国藩的四大门生之一。遵义今天得大名，固然是历史转折的发生地，不过遵义近代史上拿得出来的人物，首推黎庶昌。黎在历史上的成就是外交家，文人记得住的黎庶昌，多数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古逸丛书》，唐宋时期的孤本很多就是靠他的精美翻刻才为国人所重新发现。现存中国最古老的琴曲《碣石调幽兰》，原谱存于日本，是唐人楷书手写的，中国人重弹这古曲靠的就是黎氏从日本影刻本，写刻极传神，令人以为是石印的效果，也可以见到他刻书的品味确实极佳。

黎庶昌号莼斋，功名并不高，他的老师倒是赫赫有名的贵州大儒郑珍，曾国藩赏识莼斋才气，认为他眼光与普通儒生不同，列为门弟子之一。

光绪二年，莼斋还在江南通州（清代还没有南通的称谓，分为江南通州和河北通州）的花布厘金局任上，忽然接到调令，要他准备行李随时出使英国。当时清国要派遣历史上第一次的驻外国使节，首先派往当时和清国最关系密切的老对头英国，第一任公使人选，是湖南人钦差大臣礼部侍郎郭嵩焘。郭嵩焘在选择副手时，首先想到了黎莼斋的才干，黎也不负所望，二话不说准备了行囊就走。

当时从清国到英国，首先要到上海坐轮船，再转到香港，转到南洋，然后才开始沿着漫长海岸线航行。直到上海上船的时候，黎庶昌才知道自己这一去至少要呆三年。他没停留香港，沿着安南到了新加坡，在那里他见到了广州富商胡璇泽——来自黄埔村的商人。胡的豪宅给莼斋留下很深印象：

园皆西式，有池沼而无亭台，蓄养虎，豹，熊，猿，袋鼠，鸾鸟，鹦鹉之属甚众。胡君固富人，英，俄两国皆假以驭民之职，而郭欲于此建设领事，以之充当者也。

后来胡璇泽果然做起了大清国驻星洲总领事，厉害的是他还兼做英国和俄国领事，一人兼三国领事之职，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过第二人。

从星洲起程，经过锡兰（斯里兰卡），再经鸦定（亚丁湾），进入印度洋，一连八天，船上什么陆地都见不到。莼斋很幸运，当时苏伊士运河刚刚开通数年，此前到欧洲的船需要绕过好望角才能到岸，现在他只需要从运河过去就可以了。他听旁人说：

“苏以士界亚细亚阿非利加两洲之间，地本相连，同治三年，法人赖赛比士建议以机器开河通商旅，费至八千万镑，凿之七年，卒断此峡，而两洲分矣。”

过了苏伊士，穿过地中海的“矶布洛陀”（直布罗陀），他看到要塞的“山炮台”，有炮五百余尊，“仰望如蜂窝”，当年是世界罕见的军事重地。穿过地中海后，这一行大清官员终于抵达“扫司阿母敦”：“扫司者，英语南方之谓，阿母敦，则其码头也”。就是今日的英国港口城市南安普顿，舟船劳顿的远客们终于舍船登岸，坐上“火轮车”（即蒸汽火车），到达伦敦。当时日历是十二月八日，莼斋统计了一下：“总五十一日，行三万一千七百十四里，皆以英之买耳（mile)折计，每买耳当中国三里云。

到达英国后，莼斋记了三章，分别是《由伦敦至柏林路程纪略》，《英国进出款项大数》，《耶稣复生日之节》。英国到柏林，当时只能渡海，书上有小字注解说：“此英海道之最狭处，然波浪极恶，行旅患之。现拟穿海底通行轮车，以避其险，而工艰费巨，迄未蒇事。”

原来早在1875年，也就是莼斋们到达英国的时候，英国人和法国人就已经开始计划开凿这条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隧道，还成立了“海底隧道公司”，并且于1882年还开工在英国那边试挖了一段。在当时来自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何等重大的设想和工程！不过这事一耽搁就是九十多年，隧道的最后开工是在1987年，通车更加在1994年——远在莼斋们见到海峡的一百多年后了。

莼斋在欧洲大陆经历了不少城市，在他眼里，小国的都城都只能和中国县城相比，然而也非常有趣，“比利时都城名曰卜鲁塞而司，居民三十二万八千，虽不甚壮阔，而轩爽可爱。”“至可伦音，巴黎赴德都之路，自此合。居民十七万五千，镇有大礼拜堂，此修彼坏，三十年未毕工”。可伦音就是科隆，他目睹的正是闻名的科隆大教堂工地。

作为大清国首次外派的使节，莼斋也很留意英国政制资料的搜集，《英国进出款项大数》其实是他所获得的“户部”（其实是财政部）公开的政府财务报告，这种公开政府预算的做法令大清官员们非常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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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于1881年离开欧洲，先后做过英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参赞。他在欧洲居住了五年，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归国后他写成了《西洋杂记》，记录了更多在欧洲的见闻。

不论是《西洋杂记》，还是《奉使英伦记》，我们可以看出莼斋观察欧洲各国的态度非常诚恳，甚至带有谦逊，丝毫没有封闭和蔑视的想法。这种开放的态度在光绪初年尤为可贵，也足以证明郭嵩焘着实没有选错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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