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面向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对企业提出的更高要求，不仅有利于本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且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推动意义。

当前，企业财务目标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主流，因而忽略社会责任的履行，过于追求短期财务绩效而忽略企业长远发展，从而伤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关注自身社会责任的企业则较少出现社会责任丑闻。如果让企业放弃对财务绩效增长的追求，转而投身社会责任的履行，将有悖于管理者的原则和投资者的意愿，因为这将付出成本和代价。要将本可分配给所有者的财富投放于回报不明显或短期内不明显的事情上，对于理性经济人特别是奉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所有者而言并不明智。除非可以证明履行社会责任能给企业带来除好声誉以外的实际利益，才能得到管理层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其意义正是要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提供有力证据，使经营者将该理念融入企业中长期战略中，使经营目标上升至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从而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大共赢。

许多学者就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同。

较多学者发现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张兆国等（2013）发现，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当期财务绩效对当期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尹开国等（2014）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外生假设下，当期企业社会责任和当期财务绩效间有显著交互正向影响，且两者间的跨期交互影响也显著正相关。

也有学者发现两者间的负相关关系，并常发生在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目标发生冲突时。李伟（2012）指出，可持续增长视角下两者正相关关系不显著，不考虑可持续增长，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

还有学者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或并非简单线性相关。吴继忠等（2013）发现，在市场均衡条件下，社会责任产生的成本和收益相互抵消，使其与财务绩效间的关系不太明显。窦鑫丰（2015）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有显著滞后效应，滞后期的财务绩效存在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

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会对财务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者在财务绩效提高后企业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吗？本研究将从这两个视角进行实证分析。

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履行的社会责任情况，能向社会表露责任感和义务感。在公众购买其产品、享受其服务时，在企业商业交往时，在给其他企业提供资金和产品服务时，有很好的引导作用，无形中推动财务绩效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企业持续履行社会责任除能在利益相关者间树立良好声誉外，还能在较长时间内使公众享受切身利益。公众利益得到更多保障时能给企业带来更多发展空间和条件。但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式的，要成功体现在具体量化的事物上需要时间。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要使用一些本可用于其他投资的资金，而这些其他投资往往收益更高、回报更快，由此产生的机会成本短期内难以得到弥补。此外，履行社会责任还会增加企业经营支出，这将削弱实际财务绩效的增长速度。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财务绩效的效应会丧失一定时效性。对此提出假设：

假设1：企业当期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有正相关影响。

假设2：企业以前期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有正相关关系，这种滞后性将维持一段时间。

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表现得更直接。财务绩效提高后，可供分配利润增加，对各利益相关者都是利好的信号。财务绩效提高，企业将有更多的资金和动力来履行社会责任。但企业是否愿意将这些资金投资于企业社会责任，还需管理层讨论，它与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息息相关，与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弱紧密联系。对此提出假设：

假设3：企业当期财务绩效对当期社会责任有正相关影响。

假设4：企业以前期财务绩效对当期社会责任有正相关关系，这种滞后性将维持一段时间。

以2009—2013年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金融保险类、ST/*ST/PT企业、存在财务数据缺失、控股股东性质无法辨认和CFP取负值的样本，最终得到每年275个观测样本凑成5年1375个样本面板数据。信息搜集和数据分析主要通过SPASS19.0和Excel软件进行，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上交所网站、深交所网站、润灵环球网站和人大经济论坛。

(1）企业财务绩效（CFP）。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主要分两类：一种基于市场方法衡量，另一种用会计指标衡量。许多学者在考虑到我国股市发育不够健全后倾向于使用会计数据。但常用会计指标如ROA和ROE易受盈余管理的影响，因此借鉴尹开国等（2014）的方法，采用营业收益与总资产比作为CFP的衡量指标。因其分子营业利润被人为盈余操纵的可能性相对净利润、年度利润要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盈余管理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2）企业社会责任（CSR）。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年限不长，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建设不够完备。国内较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定性或者定量界定企业社会责任，但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各个方面的偏倚程度不同，会造成评价结果变得主观和缺乏完整性，风险较大。所以国内一些学者也会借鉴国外学者的方法———采用客观第三方评级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结果。本研究借鉴此法，采用国内认可度较高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机构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作为评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程度的初始指标。为方便回归结果的显示，将该得分除以区间长度100。

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非政府组织起步晚，社会震慑力和领导力不够，因此政府成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核心力量。而国企、央企作为政府控制和支配的重要机构，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带头执行政府政策方针，承担更多、更高质量的社会责任。本研究选取了企业性质State变量以区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

企业董事层与经营管理层的决策会对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领导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对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至关重要。因此，控制高层管理者结构将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C）、股权制衡度（SHB）、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分离（DUAL）等指标列入控制变量中，可控制高层管理者的决策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影响。

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影响。有学者发现，相对于小企业，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社会上的能见度更高，也需承担更大的社会压力。而大企业相对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更强，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更具优势。此外，企业规模直接影响企业收益和价值取向，可见企业规模也是重要控制变量之一。本研究的企业规模（Size）取资产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也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从企业能力方面看，若企业自有资产较多，则有足够空间去履行社会责任而不受偿债能力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本研究的财务杠杆（Leverage）指标选用资产负债率。

企业所处行业类型不同也会使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弱出现差异。例如，环境敏感型行业资源消耗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相对严重，社会公众对其关注度更高。因此，这些行业的企业更愿意履行社会责任以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本研究用INDU表示企业是否为社会责任敏感行业。

上述影响因素对财务绩效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企业管理高层的结构势必影响企业在决策和战略上的选择、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博弈、股权集中度的大小以及代理成本、信息传递成本，这些都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像企业规模的大小、衡量企业财务风险的企业负债水平之类的财务性质因素本身就代表着企业在某一方面的财务绩效。

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下载原表

由于既要检验企业当期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要检验企业以前期社会责任与当期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以前期财务绩效与当期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因此构造回归模型：

模型（1）和模型（2）表示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模型（1）代表当期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模型（2）根据CSR的下标i的变化（i分别取1、2、3），分别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三期绩效对企业当期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同理，模型（3）和（4）表示企业财务绩效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模型（3）代表当期财务绩效对当期社会责任的影响，模型（4）根据CSR的下标i的变化（i分别取1、2、3），分别体现企业财务绩效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三期对企业当期社会责任的影响。

Pearson相关性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Pearson相关性分析     下载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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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知，CSR与CFP呈微弱正相关，CSR与Grown具有负的强相关关系。这说明若企业过度追求经营绩效的增长，可能会因为道德风险的存在而忽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VLCO与CSR存在负的相关性，即应规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与自愿披露的企业相比，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越高，社会责任感越强。因此在法律约束下，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质量会提高。Leverage与CSR负相关，Size与CSR正相关，这印证了之前的分析。Financial Resources与CSR呈正相关，说明企业可动用的现金流量越大，越热心于投资生态环境、社区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

观察企业的CFP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Size和Leverage与CFP均负相关，主要是CFP分母为总资产所致。企业资产越多，规模越大，企业的总资产营业利润比CFP越小。而同负债比率的企业规模越大，资产负债率越低，偿债能力越强，企业财务绩效越好。Grown与企业的财务绩效也呈反比，是由于企业的高速发展要体现在财务绩效上存在滞后性。Financial Resources与企业的财务绩效呈正相关，也进一步验证了企业的现金流对企业生存的重要性。

根据模型（1）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3），可知当期CSR对当期CFP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可以初步确认，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期财务绩效有正向的影响，假设1得以验证。上述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较高，R2值接近于0.3，且模型的F统计量通过检验。通过方差扩大因子法来检查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发现这些自变量的容差也都大于0.5，除年度哑变量外，其他变量的容差非常接近于1，且它们的VIF值均小于3，所以在模型的自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存在。

表3 企业当期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回归结果     下载原表

根据模型（2），分别用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三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代替上述模型中的当期企业社会责任，得到回归结果见表4、表5、表6。

表4 企业前一期社会责任与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     下载原表

从表4可知，滞后一期后，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在0.01的水平上依然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假设2得以初步的验证。为了更加完善地验证假设2，需要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再往后滞后几期。上述回归模型的拟合度也比较高，模型的R2值接近于0.3，模型的F统计量也都通过了检验。自变量的容差都大于0.3，除了规模和年度哑变量的容差较小（接近于0.5）外，其他的接近于1。且VIF值均小于3，所以在模型自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严重性不高。

表5 企业前二期社会责任与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     下载原表

从表5可知，企业社会责任滞后二期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在0.01的水平上不显著，但是扩大显著性水平到0.05的水平上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还是显著的，假设2得以进一步的验证。可得出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正向影响的持续性至少会滞后二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显著性水平降到了0.05的水平上。由于做了滞后的处理，回归模型的R2值有所降低，但仍接近0.3的水平。模型的F统计量通过检验，模型拟合度良好。同样，模型自变量的容差都大于0.3，除了规模的容差较小（接近于0.5）外，其他的接近于1。VIF值均小于3，所以在模型自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不高。得到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至少滞后二期的结论后，不妨往后再滞后一期，以进一步验证该结论。

表6 企业前三期社会责任与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     下载原表

从表6可知，当滞后三期后，企业社会责任对总资产营业利润率的影响在0.01的水平上变得显著，但在0.05的水平上依旧显著正相关。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影响是具有持久性的，是一种可持续的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总资产营业利润率的系数逐期下降，可认为随着滞后期的延长，这种正向影响逐年减弱。上述回归模型R2值略有上升，均接近于0.3的水平。F统计量也通过检验，模型较好地拟合了实际情况。同样，除规模的容差接近于0.5外，其他变量的容差接近于1，且VIF值均小于3，模型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不高。

根据模型（3），用SPSS19.0分别作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小二乘估计回归，其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当期财务绩效与企业当期社会责任的影响分析     下载原表

观察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回归模型的R2值接近于0.3的水平。F统计量也通过检验，模型拟合度较高。自变量的容差均大于0.3，且VIF值均接近于1，模型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不高。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当期的财务绩效对社会责任也有着正向影响，且在0.01的水平上就很显著。因此，应接受假设3，认为企业当期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否会像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那样具有可持续性？将进一步验证。

根据模型（4）分别用滞后一期、二期、三期的企业财务绩效指标代替上述模型中的当期企业财务绩效指标，得到回归结果，如表8、表9、表10所示：

表8 企业前一期财务绩效对当期社会责任的影响分析     下载原表

从表8可知，当滞后一期后，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企业的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企业财务绩效在滞后一期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仍显著。模型的R2值接近于0.3,F统计量通过检验，因此上述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自变量的容差均大于0.3,VIF值也均小于3，模型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在0.01的显著性水平的情况下有证据表明假设4可行。

表9 企业前二期财务绩效对当期社会责任的影响分析     下载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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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9可知，当滞后二期后，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仍然显著正相关。可以初步认为企业用会计指标表示的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至少可以滞后两期。滞后两期后模型的R2值相比于滞后一期的模型的R2值略有上升。此外，模型的F统计量也通过检验，模型的拟合度很高。模型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性问题。自变量的容差大于0.3,VIF值接近于1，模型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不高。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假设4再次得以检验。

表1 0 企业前三期财务绩效对当期社会责任的影响分析     下载原表

从表10可知，当滞后三期后，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依旧显著正相关。可以得出，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有着持续性，这种持续性在滞后三期后依旧明显。回归模型的R2值相比于滞后两期的模型又有所上升，F统计量同样通过检验，模型的拟合度依旧比较高。自变量的容差大于0.3,VIF值接近于1，模型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不高。

通过实证分析可得出：虽短时间内企业积极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经营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作用的效果，但两者仍然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从长远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积累了声誉资本，带来了竞争优势，针对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出发点而言，这种竞争优势将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回报。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将对企业今后的财务绩效有正向影响。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向影响会有所减弱。此外，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至多能滞后两年。总之，企业能尊重其利益相关者并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必将使企业未来经营成本降低，企业财务绩效提升。

从实证结果可得出：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产生的影响，短期内若企业财务绩效提升，企业会有增加社会责任履行的倾向，因此两者有正相关关系。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会有正向的作用：投资者可以分享更多的经营成果，减少投资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企业员工将获得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政府可因此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客户将享受更优质的服务和产品。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能及时实现的。如企业增加公益事业、环保事业的投入需与企业的远期规划和中长期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因此，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是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在关注财务绩效增长的同时必须考虑的，企业财务绩效提升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正向变动并不会很明显。从实证结果也可看出，企业财务绩效对远期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的显著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下降，至多要滞后2个会计年度。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让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会坚定树立社会责任意识。未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将成为一种潮流、一种常态，为推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会使企业双赢。因此，企业决策层不应规避自身应负的社会责任，不应把社会责任当作社会公众强加于己的义务和累赘，而应将其纳入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实现企业潜在的竞争优势。

作者：刘颖然      来源期刊：《经营与管理》2020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