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前十年, 美国的总就业人口仅增加了1.6% (年平均就业增长率低于0.16%) , 日本则下降了2.3% (年平均降幅为0.23%) 。2003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9%, 但就业出现了负增长 (-0.1%) 。近三年来,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加深了人们对未来的恐惧, 这种恐惧来自于可替代体力劳动甚至是精神劳动的机器。

然而, 不论是回顾过去几十年, 还是看数字技术呈现新变化的最近五六年, 并没有多少国家的就业人数减少。即使就业率有所下降, 也是宏观经济冲击和政策失误, 其影响均大于技术冲击。那么,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发的就业岗位明显减少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吗?

Frey&Osborne (2013) , Brynjolfsson&McAfee (2014) , Ford (2015) , Kaplan (2015) , Schwab (2016) 等学者的文献, 对就业岗位的消失或减少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劳动终结或就业岗位消失等现象离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还很遥远。但是, 最近经济学界也出现了不少令人担忧的研究成果, 再一次加剧了争议。Beaudry et al. (2013) 通过2000年-2007年的观察认为, 不仅是低端就业岗位, 高端就业岗位也会减少或停滞。Acemoglu&Restrepo (2017) 的研究结果显示, 随着机器人使用的增多, 工资和就业率就会下降。

在更广泛的关于劳动未来的讨论中, 相对于机器人或人工智能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的担忧, 某些领域出现的问题更为突出, 如技术性失业的可能性增加;收入分配恶化, 收入减少或增加的个体大量存在;工作方式和劳动合同发生明显变化, 难以适用传统劳动标准和社会保障的劳动者范围逐渐扩大;需要能够学习符合产业结构变化或经济发展转型的职业能力和技能的教育培训制度等。本文将探讨新型就业引致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及应对方案。

1. 替代效应、补偿效应、生产效应

技术发展对就业量的影响路径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替代效应。假设生产活动依赖劳动和机器两种, 技术发展使机器价格下降, 若使用机器的成本低于使用劳动力时, 企业即使制造相同产品, 也会使用更多的机器替代劳动力。以往由劳动者从事的工作变成自动化, 这种由机器替代人工的现象可以用替代效应进行说明。在19世纪, 机器破坏者曾指出的因机器人替代了劳动力, 工作岗位会消失就是指这种替代效应。在金属加工企业, 当原本由劳动者使用手动切割机器进行的切割工作被新引进的电动切割机器替代, 而该企业的产量保持不变时, 部分劳动者会失去工作。

第二种路径是补偿效应。引进机器以后, 对机器有补偿效应的岗位需求量会有所增加。补偿效应是指, 具备机器补偿能力的劳动力需求增加, 进而出现就业增加的效果。引进电动切割机以后, 切割操作会被机器替代, 但需要操作机器的劳动者。此前劳动者直接进行的手动切割工作被机器所替代, 操作电动切割机工作则是电动切割机的补偿工作。引进电动切割机的数量越多, 操作电动切割机的劳动力需求量越大。比如医院引进MRI设备时, 需要能够操作MRI的人员和会解读的人员, 这种情况也可以用补偿效应进行说明。

第三种路径是生产效应。补偿效应只能说明, 机器的数量增加时, 进行机器补偿工作的劳动力需求 (电动切割机数量增加时对操作电动切割机的人力需求) 同步增长, 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的手动生产方式变成机械化、自动化时总就业量有所增加。补偿效应必须伴随生产效应, 才能增加就业。劳动者使用电动切割机进行操作可以切割较以前更多的数量。雇主引进新机器是因为生产量不变时, 机器使用成本低于劳动力成本。当引进机器提高了竞争力, 需求量增加, 生产总量随之增加的话, 不需要解雇现有的劳动者 (前提是现有的劳动者完全适应了使用机器) 。如果产量进一步增加, 就需要雇佣更多人。当技术进步使生产力提高时, 如果需求充足, 生产和就业就会增加。除非需求有限, 只需要生产指定产量, 通常情况下产量的增加会使生产和就业增加。

此前, 从业人员手动完成的切割工作被新引进的电动切割机替代时, 从业人员操作电动切割机的工作是机器的补充工作, 而从业人员之前进行的手动切割是由机器替代的工作。通常情况下, 劳动者使用机器进行切割, 较劳动者手动切割完成的量多得多, 生产率提高, 商品的价格普遍会下降。

替代效应、补偿效应、生产效应可以在一个职场内同时发生, 但仅从分析劳动力需求增减原因的概念进行区分, 这三种效应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如引进机器以后生产率有所提高, 但需求量未能增加或即便需求有所增加也不充分时, 替代引发的就业减少超过生产量增加需要的就业增加, 就会导致就业减少。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较低的商品会出现这类情况。

例如, 对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即使自动化发展使农业生产增加且价格下降, 农产品的消费也不会显著增加。即便收入增加时, 对其他产业商品的需求也会比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得多。因此, 当机械化增加农产品生产, 自动化提高整个经济生产力时, 农业就业总量可能会减少。如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具有与农产品相同的特征, 将出现类似于农业部门就业情况的变化。包括韩国在内的经合组织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部门就业减少过程可以解释如下。

引进机器生产相同的商品, 可能只有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 没有生产效应。但是, 新型装备的引进大多会导致产品和服务销售量的增加。引进新机器很多时候是为了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 提高附加值,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提高附加值等同于增加销售量。

仔细研究经济范畴内发生的各种变化不难发现, 生产量增加带来的变化远多于生产量固定时的变化。生产率提高时, 在宏观经济层面会出现就业增加的可能性较大的变化。实际上, 生产的商品与之前相同, 产量毫无变化, 仅通过引进机器就减少劳动力的情况极罕见。通常情况下, 只有在预期竞争力和生产量增加时才会引进机器。销售停滞表明企业衰退, 很难收回投资成本, 一般不会进行新机器投资。

2. 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历史

使用数字技术的自动化可以完全取代劳动者的工作, 使其失去工作岗位, 也可以提高生产率。随着技术发展, 一方面, 劳动者的工作会被机器所替代, 另一方面使用机器工作提高生产率的劳动者需求增加。如此相反的影响作用下, 整体效果会如何?如果整体经济产出是固定的, 随着自动化的发展, 就业数量将减少。但是, 我们有理由相信, 如果经济增长, 经济以正数增长率增长, 就业总量不会减少。

提高生产率是指用相同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创新是提高生产力的动力, 也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根本动力。提高生产力的创新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当价格下降时, 不仅需求会增加, 而且还通过使用较便宜的商品或服务来刺激其潜在欲望, 从而促进开拓新商品或服务的企业家和公司出现, 最终是生产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经济发展就是创造需求的新企业登场, 无法适应这些过程的传统企业消失的, 本质上由生产效应支配的生态环境。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是在通过创新和提高生产力满足新的人类需求的同时, 增加生产的过程。如果价格下降, 需求将增加, 产量会随着就业的增加而增加。在个别企业或行业可能像农业 (企业) 没有出现就业增加, 但整体经济的就业普遍增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短期或某个企业, 替代效应可能占优, 但从长期或整体经济来看, 与补偿效应相结合的生产效应占据绝对优势。这是因为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过去技术上无法实现或因过于昂贵无法获得的人类欲望得到了满足, 改善生活水平的过程必然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完成的。

一些学者站在技术可能性的角度报告了完全取代人类劳动的机器的出现。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 机器将在比以往更广泛的领域取代人类。Brynjolfsson&McAfee (2013) 认为, 不同于以往技术发展会带来就业增长, 自动化会减少就业岗位。这样的担忧会变成现实吗?按照上述说明, 这些问题成为现实, 至少要满足以下任一点:一是人类欲望已经饱和, 对商品和服务没有进一步需求;二是—随着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和低价商品和服务的增加, 不再有企业家和公司愿意通过新商品和服务满足其潜在需求来赚钱。

而上述两点会变成现实吗?似乎不大可能。因此, “对于由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的新就业岗位减少的担忧, 和过去反复出现的对就业岗位减少的担忧一样, 最终会消失。”持“技术自动化可能会威胁就业岗位”观点的Frey&Osborne (2013) , 实际上也强调自动化能够通过经济发展增加就业。

3. 传统的供给、价值链的解体和职务变化

数字转型的进一步发展改变了原有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 瓦解了传统价值链。平台的扩散显著降低了创业所需的交易成本。自动化范围明显扩大, 不只是扩大了自动化范围, 而是改变了自动化的层次。自学并进化的人工智能在制造过程中自我诊断和矫正, 明显减少了人的作用 (Smart factory及Internet of things) 。基于云计算的服务通过加强服务互联网(Internet of Services) 的作用, 减少了制作过程中人力的作用, 扩大了服务网络中人的作用。

价值链解体是通过全新的商业模式生产商品和服务, 撼动了原有的竞争秩序。平台经济改变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方式, 在数据科学中寻找可持续性的的企业日益增多。

当今社会是轻触屏幕就可以不出门购买任何产品的时代, 但这些商品在到达消费者手里以前, 零部件会经历不同于过去的旅行过程。如制造一台手机, 需要来自三大洲的至少20多个企业的零部件。某一零部件会抵达外国, 与其他零部件一起被组装。这个零部件可能会返回原来的地方, 也可能会进入第三国, 再与其他零部件一起被组装。又如从开采和精炼稀土的过程, 到在世界各地生产的零部件经越南或中国工厂组装, 再交到消费者的手中, 这一过程的运输足迹达到38.6万公里 (Humes, 2016) , 是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往返距离。如果不是运输成本便宜, 很难有零部件跨国境移动和商品生产。数字技术带来的通信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下降改变了生产过程中的传统供应链及商品和服务的价值链特征。

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价值链变化正在改变工厂定位概念。与汽车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不同, 鞋类等消费品通常在低收入地区生产, 向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出口。阿迪达斯摆脱了低成本生产方式, 于2015年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安斯巴赫建立“速度工厂 (Speed Factory) , 在消费市场附近使用机器人生产鞋子, 生产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商品, 将配送时间缩短至24小时。其计划2018年在美国、2021年在东京建立使用机器人的生产设施。目标是在行业趋势快速变化和产品周期缩短的大环境下, 缩短到达消费市场的时间。

工业革命之后, 工厂和城市建在铁路和车站所在地, 可以视为商业火车站的平台出现以后供应链的变化远比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的下降更具戏剧性。平台经济彻底改变了获利方式和价值链, 创造出无数的新型商业模式, 从Uber的车辆、Airbnb的住宿共享, 到Stitch Fix等服务公司正在通过提供服装搭配服务扩展业务。TaskRabbit是帮客户解决麻烦差事的平台, 可以轻松找到替客户处理麻烦的人员, 将委托的差事和意愿为此支付的费用挂到网上, 在几个申请人中挑选一人完成工作。如买菜、在新产品上市日排队等, 通过介绍简单的差事, 将闲置时间与收入联系起来。

如上所述, 数字基础设施和移动技术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全新商业模式, 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即时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按需经济(On-Demand Economy) 。如果说亨利福特大规模生产汽车, 使普通消费者也能够购买汽车, 按需经济则是为一般消费者提供司机、秘书和管家服务。这种共享经济模式撼动着原有业务的存在基础, 改变着原有的服务。如沃尔玛等物流企业正在使用TaskRabbit开展送货服务。

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变化催生了通过新商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侵占原有企业势力范围的企业, 使原有企业不得不变更主要业务领域。如富士胶片专注于医疗保健业务, 奥林巴斯进入内窥镜领域, 三星收购哈曼卡顿, 进军汽车电装领域等。

伴随着数字技术进一步发展, 工作场景和工作方式发生了转变, 发生了不同于过去的劳动力转移。由于自动化的特定工作替代以及基于平台概念的新型商业模式相继出现, 很多在原有岗位中执行的“工作”变得无用或需要执行新工作。因自动化发展, 传统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 而IT服务业和软件工程、数据科学等相关工作需求激增。

数字化转型的进一步发展正在通过发展到与过去不同水平的自动化改变着各种工作的“职责”, 正如Frey&Osborne (2013) 所说, 并不是10到20年内47%的工作会消失, 而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种类和工作方式的47%或以上正在发生变化。不论是五年前还是现在, 呼叫中心工作人员 (电话营销员) 的工作自动化的潜力达到99%, 但因其工作需要临机应变, 和对方相互作用, 电话营销职业仍将继续存在。

技术不断发展, 即便在似乎不太可能改变的职业群中, 受到智能信息技术的影响, 预计很多工作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发生变化。然而, 其变化过于迅速, 导致不适应节奏或边承压边适应的人远多于擅于捕捉机会或能够很快调整的人。这取决于企业、制度和劳动者如何应对, 以及如何适应的过程。

1. 就业增长率放缓和就业稳定性下降

2011年-2015年, 35个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就业人数有所减少。但是, 大多数国家在经历生产率增长放缓和就业增长下降。此外, 在过去的15年至20年间, 35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有28个国家的时间制劳动者比例有所增加。35个国家中20个国家的临时劳动者数量增加 (表3) 。很难说所有兼职劳动者都是就业不稳定人员, 但这一统计可以和临时劳动者增加现象一起成为提供补充信息的指标。

在很多国家, 无固定期限全职工作的传统劳动合同比例逐渐下降。这些非传统劳动合劳动者脱离了过去的劳动法规制, 在新规制空白期间, 处于劳动权和社会保障的边缘地带。在TaskRabbit这类平台, 靠订单 (on-demand) 进行劳务交易的独立劳动者 (工作具有从属性的一人自营业者) 能否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如可以, 应该受到多少保护?工作1小时需要等待10小时的劳动者是否适用最低工资?如适用, 具体应该如何适用?很多自由职业者型的独立劳动者因不适用过去规定, 而新规定又缺失。

2. 技术性失业的可能性增加和职业发展就业岗位的不足

劳动者向上攀升的可能性正在下降, 差距正在扩大, 媒体里充斥着减少智能化生产设施的声音。在特斯拉位于加州的Freemont无人工厂, 160个高度灵活的机器人每周组装400个汽车底盘。当汽车的底盘在装配线上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时, 几个机器人会协作完成工作。机器人手臂按需选用工具, 执行各种任务。例如, 一个机器人可以在设置座椅后, 更换工具, 在前方玻璃上涂黏着剂并将其粘贴到合适的位置, 完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 并且在此过程中无人出现。尽管需要监控这些过程, 在座椅安装等汽车内装的最后阶段需要有人介入, 但机器人组装汽车底盘足以说明制造业正在经历何种变化。德国西门子(Siemens) 和韩国浦项制铁(Posco) 制造工程中也几乎见不到人。这是因为在集成工作过程中无需人为干预即可进行自动生产。

在劳动力需求下降的制造业, 习惯于以传统方式工作的劳动者很难轻松获得新兴产业所需的技能。因为新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例如, 在智能手机出现以前, 应用软件开发人员这一职业并不存在, 而这在10年间产生了1200万个就业岗位, 但是被自动化取代的工厂劳动者很难成功转型为应用软件开发人员。

随着经营环境剧变、企业存亡加剧, 这种现象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快速。由于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之间的工作或工作内容差异较大, 在传统行业离职的劳动者很难在基于新技术发展的企业里轻松找到工作。这加大了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的可能性。

新机器的引入和自动化替代或补充了劳动者的工作。换句话说, 有些劳动者失去了工作, 有些劳动者经历了生产力的提升。一般来说, 学历越高、年纪越轻的人更容易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变化 (Berger&Frey, 2017) 。如果生产不同商品或服务所需的职业能力没有太大差异, 来自就业减少部门的劳动者可以到有新需求的部门工作。如果这样, 即使其所在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减少, 也不用担心失去工作。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 会产生技术性失业。

即使在传统制造业, 对软件工程和数据科学等方面的工作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很多公司认识到使用数字技术的必要性。但是, 除了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创业公司, 能够根据数字转型时代的需求, 具体改变原有商业模式、生产方式的公司其实不多。需要转职的劳动者、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能够根据新的行业环境变化, 积累本人职业经历的就业岗位明显不足。

3. 新政策挑战的实质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企业带来的不是逐步变化, 而是能够迫使原有企业以全新的商业模式淘汰或重组的技术发展的新层次。在经济中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过程本质上是产业重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伴随着劳动者在企业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转移和失业。新层次的技术发展使制造行业劳动者在移动过程中经历超过以往的困难, 这一困难的本质是技术性失业。在极端竞争中出现的降低成本和确保劳动力灵活性的要求导致非传统雇佣合同数量的增加。在低技能工作岗位上, 劳动力供应压力加大, 工资增长也受到限制。认为就业机会受到限制的原有劳动者的就业情况较过去更加不稳定。

1. 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的规模

在韩国, 经济上处于某一雇主的从属地位, 但工作方式上具有自主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群体被称为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 简称特雇。1990年代企业环境发生变化,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 为了节约成本、逃避雇佣义务, 很多企业开始使用特雇。特雇是一定期间或无期间限制, 为某一企业工作, 但不存在雇主和从业人员的关系, 法律上作为独立雇主工作, 个人负担全部销售费用, 根据成果获得补偿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者。2000年代初期, 高尔夫球场的球童、保险推销员、辅导教师、搅拌机司机、快递司机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特雇, 实际上此类劳动合同形态早已在各行业广泛存在。

目前, 尚无可靠的统计调查能够确定不同职业和合同类型的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规模, 每项研究都使用不同的标准进行估算, 统计数据因研究而异。统计厅在经济活动附加调查中统计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的数量, 但只是作为工薪劳动者的子类别, 无法掌握归类为自营职业者的劳动者人数。

截至2017年, 韩国的就业总量约为2650万人, 其中工薪劳动者2000万人, 自营业者550万人, 无薪家族从业人员100万人。在550万自营业者中, 没有雇主的自营从业人数达到400万人。经济活动人口调查附加调查结果显示的50万特雇和400万无雇主的自营业者中的部分人员为特雇时, 特雇总人数不超过450万。然而实际上, 很难准确掌握特雇人数。即使在雇佣合同很普遍的情况下, 很多人也会签订类似于企业间承包合同的合同。例如, A大学的小时讲师在A大学被视为劳动者, 但按照大学要求在其他公司讲课时, 可以获得雇主水平的待遇, 因此, 即便没有四险或退休金, 其也会工作。

2. 探索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保护方案

特殊形态业务工作人员的特点是, 处于独立位置, 并不面向广大客户开展经济活动, 经济上从属于某一雇主, 因此在工作过程中接受指令, 具有一定的劳动者属性。但是, 即使是一般被视为特雇人员的人, 也不一定只和一名雇主形成关系 (高尔夫球童只与一名雇主签订合同, 而快递司机平均与7名雇主签订合同) 。由于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不是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接受工作指令和监管, 根据劳动合同是雇佣-被雇佣合同还是承包合同, 社会保险、退休金等费用负担义务完全不同, 劳动界和经营界的矛盾非常尖锐。这一问题源自现行体系的局限性, 根据劳动者和自营职业者的二元区分, 来确定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的法律保护。

韩国自21世纪初开始探讨对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的保护。随着就业形态的多元化发展, 自营者属性和劳动者属性混合而成的劳动合同不断扩大。关注的焦点是高尔夫球童、保险推销员、辅导老师和混凝土搅拌车司机。早期讨论的主要核心是作为劳务提供者的特殊形态业务从业人员和作为劳务接收者的雇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了今天,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出现了作为实际劳务接收者的发包雇主, 承包或被雇的承包雇主, 这些承包雇主雇佣的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的三方关系或多方关系。因此, 过去讨论的核心是“是否伪装自营业”, 而现在在此基础上多了一个“谁是真正雇主”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 如何对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提供劳动法保护, 这一讨论一直在持续中。由于劳资双方及相关人员对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的概念、对他们保护的接近方式、适用范围、保护程度的意见无法调和, 始终未能采取针对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的保护措施。“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特别委员会” (以下简称特雇委, 2003年9月-2005年9月) 就是体现劳资之间不同立场、公益委员内部不同意见的实例。

尽管针对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提出各种立法建议, 由于劳资双方意见不同, 始终未能就调整方案达成一致, 真正的制度变化并不多。制度化讨论也仅仅是对于保护对象和目标, 不是以劳动法方式, 而是以社会保险 (工伤保险) 或经济法方式进行探讨。而对于立法方式的讨论也是依靠标准合同或模范规定等软性规范 (soft law) , 详情见表6和表7。

数字技术变化带来的平台劳动, 为原有的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保护提供了新的高度。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保护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 而原有保护措施在保护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方面并不是很有效, 因此需要新的解决方式和立法决断。以经济从属性作为典型特征, 制定附加条件, 界定不适用于自营业者与工薪劳动者的第三范畴, 定义该范畴的劳动权、社会保障权, 并加以适用。制定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共同适用的项目和反映各行业特点的项目, 根据自助组织形式制定保护方案。特殊形态工作从业人员能够组织协会等自助组织, 制定合理的保护方案, 此时政府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为其提供帮助。

3. 完善收入援助制度

随着劳动力市场中技术性失业的可能性逐渐上升, 雇佣保险的边缘地带不再缩小, 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韩国的雇佣保险制度。随着技术创新速度加快, 工资损失保险 (Wage Loss Insurance) 可以成为应对更加频繁的重组和非自愿失业, 特别是技术性失业的有效手段。工资损失保险制度是失去原有工作的劳动者到低薪岗位再就业时, 通过失业保险对两个工作之间的部分工资差额进行一定时间 (例如, 补贴工资差额的25%, 5年等) 补贴的制度。美国具有贸易调整援助制度 (TAA) , 受惠对象是因贸易受损的劳动者, 并不是一般重组企业劳动者。该制度的引入应仅限于造船业、汽车行业的企业重组等, 及受到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 需要大规模裁员的情况。

在完善解雇法方面, 有必要引入经验评级制度 (experienced ratings) , 根据企业的解雇人员, 调整企业的保险费。收入替代账户制度(Temporary Earnings Replacement Accounts;TERAs) 是为每个劳动者建立个人账户, 有收入时积累基金, 失业时从账户提取一定金额, 余额为零或负数时可以从政府以较低利率贷款, 以确保失业期间的必要收入, 就业后从收入中偿还。个人账户余额在劳动者退休时归还劳动者, 如劳动者身故, 可由其家属继承。具有这类运营原则的收入替代账户制度可以作为失业保险的补充制度, 适用于自营业者或新出现的中间形态的劳动者。

韩国现行雇佣保险设有个人延长金和特殊延长金制度, 但从未使用过。有必要制定相关规定, 积极运用这些制度, 在企业重组时发挥积极运用。尽管雇佣保险的失业金项目设有个人延长金和特殊延长金制度, 但由于咨询能力不足和抑制支出倾向, 这两项制度并未被用作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手段。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除了积极应对技术性失业的可能性加大、就业不稳定性加剧、再培训的必要性增加等情况, 还要探索如何提高咨询能力、运用延长金制度, 有效使用经费。

 

 

技术性失业的可能性逐渐加大, 失业人员社会安全网建设仍不完善, 出现了很多快速就业但反复失业的劳动贫困人口。对于不具备失业金领取资格的反复失业人员、超短时劳动者 (每周工作时间少于15小时, 不适用社会保险和劳动基准法规定的带薪假期、休假等的劳动者) 、无就业经历不具备雇佣保险领取资格的年轻人、就业经历断层的女性、小微自营业者等就业弱势群体和从属性自营业者 (特殊形态业务从业人员) 、间接雇佣等, 社会保险制度未能起到有效的安全网作用。因此, 除了原有的社会保险以外, 有必要加大一般财政投入, 提高项目的作用。有必要对贫困家庭内有工作能力的劳动者综合提供就业服务、现金补助等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扩大相关基础建设, 制定“长期失业和扶贫法案”, 并将其制度化。

各国在数字技术可用性方面差异不大, 但对此的投入和应对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个人。使用数字技术的动机、投入及适应能力因人而异 (尽管数字技术的可用性在个人之间较国家之间可能存在更大差异) 。因此, 对就业数量和质量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不是技术本身, 而是人和组织 (企业或政府) 的适应能力以及制度。就业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些岗位和工作变化过程中政府、企业、个人及制度如何适应和变化。

不论是回顾工业化历史悠久的英美两国的170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或过去几十年经合组织国家数据统计结果, 还是观察技术发展加速的最近五年,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就业人数有所减少。经合组织35国中, 2011年以后的五年间经历就业减少的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芬兰、荷兰及斯洛文尼亚等国遭受的是宏观经济的冲击, 并不是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

技术发展不像以往给企业带来渐进式变化, 而是以全新的商业模式破坏已有的企业竞争基础, 企业更加频繁地面临淘汰或经历残酷的重组。被视为终身职场的企业突然倒闭或经受重组的新闻不再罕见。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技术性失业的可能性逐渐加大, 而新兴产业创造就业的机会有限。这种情况导致生产率增长和增长率放缓的同时, 加大了劳动力市场参与人员的就业不稳定性。虽然有证据支持, 新型就业岗位会出现, 技术性失业不会超过一代人, 但是只能领取明显缩水的工资, 别无选择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者仍在担心就业的未来。

尽管如此,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减少就业并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提供应对新型数字技术适应能力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考虑恶化的收入分配情况促进社会流动性, 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 使其更加符合不同于过去的环境是这一挑战的本质。本文认为, 针对逐渐增加的新型劳动合同, 应摆脱原有的工薪劳动者和自营业者两分法, 定义第三范畴, 改善劳动标准和社会保障规定, 保障各行业团结权和发言权等措施是应对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举措。随着技术性失业和原有社会保险难以保护的就业弱势群体的增加, 建议制定符合本国劳动力市场现状和财政负担能力的失业补贴制度。

 

 

作者：许栽准 车红霞   来源期刊：《中国劳动》201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