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是今天云南的简称，而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它代表的是兴盛于云南滇池区域的古王国。有关滇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文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由于古滇国地处西南边陲，距中原路途遥远交通不变，中原王朝对滇国不十分重视，所以对滇国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很少了解。以致于长期以来，古滇国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青铜文化被湮没无闻。

20世纪50年代云南的考古工作者，凭借着滇青铜文化的蛛丝马迹，寻找到了位于滇池附近的滇王及滇国贵族的墓葬。经过近50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工作者在滇池区域发掘出土了万余件古滇青铜器，至此人们对多姿多彩、独具特色的古滇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古滇青铜文化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当这些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会不由得眼前一亮。它与人们常见的、习惯了的青铜器全然不同。它门类齐全，品种繁多；器形独特，造型生动；纹饰图案师法自然，写实性极强，被广泛地运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中国古代，祭祀和征伐是基本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内容，在奴隶制社会，人们除了用大量的青铜器铸造礼器用以祭祀外，还铸造了许多作战用的青铜兵器。在云南出土的古滇国青铜器也是这样，兵器无论从数量和种类上来讲，在所有出土的器物中占了绝对的优势，仅晋宁石寨山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中，就出土了794件兵器。

在青铜兵器中，钺的出现要比剑早。钺最初来源于我国新时代早中期的石斧，到晚期演变成了石钺和玉钺。《释名》一书说：“钺，豁也，所向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钺因为有大的威力，所以文献记载，被天子赐斧钺后，才得专征伐。如虢季子白盘铭“赐用钺，用征蛮方”。赐钺不但是授予进行征伐的军事权力，而且也有在战争中攻敌“旗开得胜”祝愿的含义。

夏商时期钺变成了主征伐、主刑斩带有王权含义的兵器、象征统帅的权杖。《史记.殷本记》载：成汤亲自执钺指挥六军征伐昆吾，继而灭掉夏桀，以商代夏。商王赐钺给当时还是诸侯的周文王，作为国君授予诸候权利的象征，使他握有了征伐杀戮的大权。周武王伐纣于牧野誓师时，“左杖黄钺，右秉白旄”。武王得胜举行社祭“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可见，钺在商周时期充当了不可或缺的王权角色。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钺很少见了，在南方和西南地区青铜钺却有了发展，出现了具有地域性和民族特点的青铜钺。特别是在有高超青铜冶炼与铸造工艺的古滇国，出土许多制作精美的青铜钺，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为吸引人的青铜钺，当数云南安宁太极山出土，西汉时期的蛙形钺。这件钺高13.4厘米，銎部椭圆形，刃部为扇形。精妙之处在于它的造型，整体为一只青蛙，青蛙的后腿弯曲下蹲，随时准备一跃而去。一只前肢前扑，按在地上支撑着身体；另一只弯曲的前肢，巧妙地设计成半环形，成为器耳。青蛙双目圆睁，嘴里含着一只扭动不已的小蝌蚪。青蛙的身上，从头到脚布满了繁复美丽的几何纹饰，有点纹、双旋纹、点线纹等图案，既如实地刻画出青蛙的生动形象，又巧妙地使其变成铜钺的装饰图案，充分显示了古滇先人的大智慧。

鱼鹰衔鱼钮铜钺，西汉，高11.3厘米，晋宁石寨山出土。銎部椭圆，刃部新月形，两侧上翘得很明显。銎部装饰有精细的纹饰，有斜方格纹、旋纹及绳纹等。这些图案都是范铸的阳纹，是用尖锐的工具，在泥范上画出线条，绳纹粗壮结实，弦纹工整规范，方格纹线条流畅。纹饰的章法布局，排列规律，都有很高的技巧。

   猴钮铜钺，西汉，高14厘米，晋宁石寨山出土。圆形銎，新月形刃。銎部为弦纹、绳纹、旋纹及斜方格纹。銎侧是猴形钮，调皮的小猴，吃饱了、喝足了，从茂密的森林里走了出来。尾巴懒慵地拖在地上，昂首向天打哈欠，前肢反抚在后胯上搔痒，体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滇国工匠的奇思妙想，为我们营造出静谧与祥和的气韵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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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衔蛇钮铜钺，西汉，高14.5厘米，晋宁石寨山出土。扁圆銎，銎部装饰的花纹延续到了刃的后部，銎侧是圆雕猴衔蛇形钮，四肢着地的小猴，漫不经心地用嘴衔着一条蛇在玩弄。

在滇国人们把蛇与土地、繁殖力和女性等联系在一起，地位是比较高的。它在青铜器上出现时，不是盘桓在人们祭拜的铜柱上；就是作为土地的象征，由人物和动物踏在足下。在中原青铜器上，蛇被认为是毒害人类的恶物，作为被镇慑的对象，它出现时被神人所操持、践踏和啖食。在这里蛇成了小猴的玩物，从崇高的地位落了下来，这也许是受中原的影响才出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