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同妹妹聊起清明上河图，其中涉及一个有趣的话题。清明上河图中出现了几百个人物，但女性不超过二十个，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宋代不同于唐代，对礼仪教化多有要求，女性一般不外出，经商、采购多为男子完成，即使外出，也一般乘车、乘轿，或者骑驴，或者乘船。

在清明上河图中，出现有牛拉的篷车，女眷就乘坐在车内。还有的女性，则潜伏在轿子里面，外人看不见。可以看得见的女性，要么出现在船舱之中，要么出现在楼阁的窗户里面。在大街上行走的女性只有几名，但基本上都骑着毛驴，头上用斗篷或者头巾遮盖。现代开封清明上河园的大型水景演出《东京梦华》之中，这一情景得以再现。 妇女遮盖头部，不仅仅是伊斯兰教的规定，在我国古代的《礼记·内则》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男女行为空间：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其中，对女性出门有一个要求，就是“必拥蔽其面”，就是要用盖头或者斗笠、纱罩等将头部遮盖起来。这个规定虽然在礼崩乐坏的年代没有得到贯彻，却在宋代得到了强化。宋代士大夫对于“严内外之别”的强调，屡见不鲜。研究者所频繁引述的，是司马光《书仪·居家杂仪》中的以下一段文字：

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男子夜行以烛，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大故谓水火盗贼之类），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盖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之言，传致内外之物，毋得辄升堂室、入庖厨。

正是这个原因，宋代女子骑行出门的时候，多用盖头、斗篷等遮盖头部，后来，野蛮的蒙古大军一度踏平了中原大地，这给中国文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近百年的刀兵之灾过后，华夏民族重新统一中原，人们又恢复了宽大的汉服。后来的满洲人再次侵入中原，并且强制人们穿着满洲服装，于是，美好的汉服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以及戏曲的舞台上。

流传至今的戏曲的服装定格在明代，戏曲着装清晰的记载了那时候人们的传统。戏曲的青衣行当表现的已婚妇女的形象，富贵的女子则头戴凤冠，身穿霞帔，而贫穷的女子则一身黑袍，头上则包裹着青巾。已婚妇女遮盖头部的要求延续了很久，即使到了现代，在不少地区的农村，还会见到一些老太太用手帕或者头巾包裹头发的做法。

中国妇女遮盖头部，印度妇女也是亦然。即使没有伊斯兰政权的洗礼，印度妇女也一直有用穿着纱丽的习惯。据传，纱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印度古代雕刻和壁画中就常见身披纱丽的妇女形象。最早的纱丽只是在举行宗教仪式时穿，后来逐渐演变为妇女的普通装束。印度妇女穿着纱丽，必须佩戴一条常常的纱巾，这几乎成为了印度服装的标志，中国人熟知的观音菩萨的装束，就吸收了印度造像的特点，在头后披着一条白色的纱巾。

事实上，不仅东方妇女遮盖头部，西方妇女同样如此，以色列妇女要遮盖头巾，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就是犹太妇女，流传至今的马利亚像，都戴着头巾。据传，曾有南方农民误入天主教堂，见到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头戴纱巾，径直当作观音菩萨拜了起来，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误会，是因为东西方妇女的穿着打扮本来就有共同之处。

在基督教之中，本来也有妇女蒙头的传统，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还因为基督教圣徒保罗的特别强调：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像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察，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麽。（《哥林多前书》11:3-13）

根据保罗的教导，天主教中的修女外出讲道的时候都要蒙头，然而基督教新教却没有了这个要求。

由以上可知，伊斯兰教对妇女着装的要求，只是在秉承各民族的文明传统，丝毫没有标新立异之举，然而有些人却喜欢借此大做文章，攻击伊斯兰教歧视女性，强迫妇女遮盖头部，事实上，这项规定根本不是伊斯兰的专利，而是各民族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