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传统教材，有关的参考资料数不胜数，关于文章的内容、结构与语言的分析已经十分深入细致，似乎已无“文章”可做。要想在“山穷水尽”之中发现“又一村”的新境界，恐怕得变换我们阅读、思考的思路、角度与方法。本文即试图作一个试验：引入鲁迅的兄弟、同为现代散文大家的周作人所写的同一题材的散文：《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作一次“比较”阅读。而且我们的分析重点将不放在思想内容的“比较”上——尽管此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但就思想倾向的主要方面而言，两篇文章毋宁说是“同”大于“异”的，无论是对爱国学生的同情与赞颂，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谴责和抗争，对所谓“学界名流”“诬陷”的义愤与揭露，以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强调，对“请愿”之举的保留……都是惊人的相似，真正的差异倒在于周氏兄弟有着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由此而产生不同的文章风格。—我们的“比较”，就从这一角度切入。
(—)
两篇文章都从写作心境写起。周作人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文开头就以平实的语气陈述自己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心绪的变化：先是由于“逐个增加”的“悲惨人事”“堆积在心上”，既多愤激，又存“期望”，“心思纷乱”，“摆脱不开”，“什么事都不能做”，自然也无以作文。“到了现在已是残杀后的第五日”—时间的距离，使人们从最初的愤激中冷静下来，抛却了无益的幻想，不再说“彻底查办”之类的梦话，也就将“心思收束”到对于“死者”本身的思考，终于可以执笔作文，能够说这样平心静气的“话”了。“平心静气”自然含有某种“反语”成分，周作人其实也并不能真正“平心静气”。但已经从事件本身“升华”、“超越”出来，进入理性思考，却也是事实。感情经过理性的过滤，自然滤尽了其中的愤激焦躁，而变得“平静”——看起来是情感浓度的淡化，力度的减弱，其实是一种情感的深化。周作人从原先“心思纷乱”，到现在“心思收束”，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话、著文．是一个情感流动的自然过程。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宣布：“我已经出离愤怒了”，那么，他也进入了深入的理性思考(我们以后还会专门著文来讨论他的这些思考)，但他的“心思”却没有这么容易“收束”。这乃是因为作为一个本质上的“诗人”，他的“冷静”的思考总是包裹着最“热烈”的情感，“思”与“情”永远拥抱、纠结为一体。而且，他的内心始终交织着 “两种情感欲求”的搏战：一方面是激情喷发的冲动，另一方面却是克制激情的欲求——这是真正的历史的强者所独有的情感选择．如鲁迅在下文中所说明的那样，他不愿在“非人间”的仇敌面前显示痛苦，使他们感到快意，也不愿在庸人面前表现愤怒，徒然地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尤其不能原谅自己借着情感的宣泄来取得内心的平衡，继续苟且偷生。正是这情感“喷发”与“反抑”的内在冲突形成一种张力，造成鲁迅情感表达方式上“一波三折”的曲折性。如《记念刘和珍君》第一节所显示的：将欲发，又觉“无话可说”；仿佛已是“痛定之后”，却因“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平添阵阵“悲凉”；决心显示“最大哀痛”，又顾忌于“非人间”的“快意”；直至无可逃遁，才拼将一腔悲痛，全数掷出，化作灵前至哀至烈的声声哭诉。既是火山的爆发，又是冷气的灌注，情感的热流与冷流交错对流，汇合成了心灵的大颤动，与周作人感情的自然、平稳流泻，形成了鲜明对比，进而显示了兄弟两个人气质上的差异：与鲁迅的“诗人”气质相反，周作人本质上是一个“智者”——周作人早就说过，他的“头脑是散文的”，而不是“诗”的(见《永日集·桃园/跋》)。
(二)
作为“智者”，周作人在进一步抒写他“对于死者的感想”时，也是充分理性化了的。因此，他才能够那么条分缕析地一一道来：“感想第一件”如何，“第二件”又怎样、一是什么，二是什么，既十分明晰，又显出从容不迫的风致。读者仍不难从作者不动声色的剖析今，体会到内含着的沉痛：“一是死者之惨苦与恐怖，二是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三是遗族之哀痛与损失。”在周作人的思想体系中、“生活”本身即是一种“艺术”，因此，“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无异于艺术的毁灭而产生分外的痛惜感；“死者之惨苦与恐怖”，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遗族之哀痛与损失”，则从历史的延续意义上使哀痛更加深化。这里，显示了周作人观察问题的特别立足点与思路——他是站在“上帝”的高处，有距离地注视、关注“人的生命”的被毁灭，由此产生的哀痛，常给人以一种悲悯感。正是这种悲悯感，构成了周作人这篇悼念文字内在的韵味，也从根本上与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所表现的情感区分开来。
而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则宣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这里“真的猛士”当然指作者所要悼念的先烈，同时也说的是作者自己，以及他对读者(青年，后来者)的期待。作为一个“直面人生”的“真的猛士”，鲁迅绝不可能有用作人那样的“上帝”的“距离”与“悲悯”，而是将自我生命全部“投入”，如他自己所说，“像热烈地主张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在《记念刘和珍君》里，他是那样真诚地、毫无掩饰地流泻着对他所“爱”的青年们的“慈爱”(请回味他对“始终微笑着的”刘和珍的回忆那段文字，那是显示了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的)，以及内蕴着的深沉而又深刻的“悲怆”；他又是那样无情地将他的神圣的怒火喷向他所“憎”的杀人者和帮凶(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正人君子者流，直至“无恶意的闲人”)。“大爱”与“大憎”，“极冷”与“极热”，两个极端交织于一体，是“爱的大/”，也是“憎的丰碑”(《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正是以这种“博大的力和美”给读者的心灵以永远的震撼。
(三)
周氏兄弟的两篇悼文在语言上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相对来说，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更多地采用口语，文风趋于平实，而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则于口语之中多杂以文言成分，并多用对偶、排比，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
例如：
“当封棺的时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我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
吸有点困难……”
(周作人文)
“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有什么言
语?”
(鲁迅文)
前者全用口语，并一律用陈述句；后者杂以文言句式，陈述句中兼用反问句，更多变化。
“第二天上午十时棺殓，我也去一看；真真万幸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
衾包裹好了的两个人，只余胜上用一层薄纱蒙着，隐约可以望见面貌，似乎都很安闲
而庄严地沉睡着。”
(周作人文)
“始终微笑着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
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
在医院里呻吟。”
(鲁迅文)
两段文字都是寓主观情感于客观叙述中，但前者含蓄，后着不但包含着浓重的论战性，而且通过排比与重复句式使读者强烈感受到压抑的情感几欲冲决而出。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
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周作人文)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
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
默中灭亡。”
(鲁迅文)
前者在客观叙述中自然含有主观评价与情感倾向，却有意“引而不发”，在隐晦之中追求含蓄味与简单味(有些粗心的读者还因此对周作人发生了误会)；后者既是情感火山般的喷发，又着意将散文与骈文，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互相交错，取得了“声情并茂”的效果。
应该说，这两者都是“美”的，在我国现代散文艺术园地里都各占有自己的一席地位。
附记：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与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二文可比较之处甚多，限于篇幅，本文仅作了一些粗略分析，算是“抛砖引玉”，期待读者中的有心人作更深入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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