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哲学生涯是从批判胡塞尔的“自我”哲学开始的。胡塞尔认为，语言完全是意识的现象，语言符号的意义和自然标记的指示有着根本的区别，意义是意向的表达。表达意义的符号首先是语音符号，因为只有在面对面的对话中，意向才能被表达和理解，语音符号是沟通自我与意向的中介，它的重要性在于交流，在 “独白”中，自我和意向处于直接的关系，因此不需要语言。德里达从胡塞尔那里看到的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索绪尔的一个传统——“语音中心主义”：语言分为语音符号和文字符号，语音由心灵所激活而被赋予意义，文字只是语音的无生命的、随意的、可有可无的替代物。更重要的是，“语音中心主义”的实质是“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即语言的内在理性，也是人类和自然的理性，语音和文字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哲学史上的对立被演化为精神与物质、自为和自在，主体和客体，心灵与身体、内部和外部、本质和现象、真理和假象、意义和文本的二元对立。但对立的目的是统一，在上述对子中，前者总是处于优先的中心地位，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和附庸，处于边缘地位。

二元对立的解构

德里达的立场是反对语音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解构”不是颠覆，不是颠倒双方的位置。否则的话，那将导致文字中心主义或非理性中心主义。解构主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否认任何名目的优先地位，消解一切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解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手法，它教人如何在区分之处找到混同，在边缘的位置发现中心。德里达擅长于智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术，他特别选择了那些力图贬低“文字”的作者的词语，以此来反驳“语音中心主义”。说明“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不能贯彻到底的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

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一切传统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也不例外。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为真理的导师，在他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主角，苏格拉底述而不作。但是，柏拉图为了弘扬老师的教导，不得不写作；为了理性地解释和逻辑地论证，不得不使用修辞和隐喻。不仅如此，他在说明语音中心地位时，不得不肯定语音依赖于文字。柏拉图在《菲多篇》中说了一个神话。传说在古埃及，托特神发明了几何、代数、天文学和文字，把它们送给国王，国王收下了三门知识，却拒绝了文字，因为文字是任意的、无生命的符号，构成了对知识的威胁。按照柏拉图的解释，知识是灵魂的回忆，文字使得记忆力退化，使回忆退化为简单地模仿和重复，文字是蛊惑心灵的危险的毒药。德里达说，毒药一词在古希腊文字中有两重意思：“毒”和“药”。柏拉图在说明文字的毒害作用时，又肯定了文字具有解救心灵、弥补心灵的不足的作用。

卢梭号称“本原的哲学家”，他推崇“自然状态”。语言的自然状态是口语，写作是文明的产物，是对原初的口语的补充。而文字的补充不过是多余的附加，是自然状态的堕落。德里达问到“补充”对于卢梭意味着什么呢？卢梭在《忏悔录》中说，他对女人过分敏感，只能在梦与想象中获得补偿性满足。他称想象是“补偿性的保护“，他的写作也是在这样的压力下进行的。这里的“补偿”和他在否定文字时用的“补充”是一个词。所以，对卢梭而言，写作是他用以“补偿”原初经验的现实性与可靠性的唯一方式。

德里达否认语音与说话的优先地位，这似乎违反历史，违反常识。原始人和儿童似乎是先说话，后写字的，语言的发展是从口语到书写的过渡。德里达对此的反驳是：第一，文字不一定总是语音的替代物，替代以一一对应关系为前提，这一前提只在拼音文字中存在；在图画和象形文字中，字与音不对应，一字多音，一音多字，这是语言的雏形；第二，从事实上说，说话先于写作，但这不是肯定说话的观念比写作的观念更重要的理由。传统语言观对待文字的态度只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反应。

德里达针锋相对提出一个“补充”的逻辑：后来的补充与最初的存在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比如，最初的人类的计数和测量活动，只是由于后来补充的运算规则和几何公理，才成其为数学。同样，只是由于文字的补充作用，说话的自然能力才获得社会性，语言交流才超越了动物的水平。当然，“补充”的逻辑并不肯定补充物具有压倒原初存在的优越性，它只是对“原初”的中心地位和“补充”边缘地位的解构；解构之后，中心和边缘的区分和对立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德里达所谓的 “文本”和“写作”。

哲学的边缘

虽然语音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源，但对前者的批判并不等于对后者的批判。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的批判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这是对逻辑与修辞、理性与隐喻的二元对立的解构。哲学在传统上一直是理性的思辨和逻辑论证，与文学的修辞和隐喻手法相对立。这一对立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 和mythos的对立，神话的隐喻在哲学中只是借用的手段，它们围绕着理性的中心而有意义。我们已经看到德里达针对语音中心和文字边缘的区分和对立所做的解构，使用同样的手法，他在哲学的边缘发掘中心意义，在逻辑语言中找出对修辞和隐喻的依赖。

如对光的比如。自从柏拉图把"善” 比作太阳以来，光成了理性的象征，但光是视觉现象，它与可视的文字相联系，而不是不可见的思想的形象。光比喻借助文字的写作，成为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都是关于光的白色的神话，但它却又忘记了自己的起源，把神话的隐喻推到了自身之外。

黑格尔关于哲学性质的比喻。黑格尔在说明个别和全部在哲学中的关系时说，从事哲学犹如陷入伏兵四起的深渊。他在说明哲学的前提时，说哲学可以被看做一种通道。按德里达的分析，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逻辑可以解释一切矛盾，但对于哲学自身的性质，他却需要依靠“深渊”和“通道”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比喻来说明。

列维施特劳斯关于逻辑的比喻。他认为人类思维到处都一样，“修补匠”和“工程师”有着同样严格的逻辑。但是，“逻辑”只是工程师工作的含义，而不是修补匠工作的含义。当修补匠的工作也被比喻为逻辑时，神话的隐喻、夸张等修辞表达都被混同为逻辑。不难看出，列维施特劳斯关于自然与文化、表层与深层、历时与共时的逻辑区分实际上也是借助隐喻和修辞手法而被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