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步镇》是一部寻找自我的小说。

这个叫东声（即小说中的叙事人和主人公“我”）的作家，在历史与现实纵横错杂的时空里寻找自己，寻找自己患上回忆症的病理原因，坚韧而执著，清醒而理性。

而围绕东声的“寻找”，在似真亦幻、实中又虚的叙事里，陈继明构建起一座关于个体生命本质的立体化迷宫，既繁复又明晰，既宏大又幽微。这是陈继明式的叙事，如他一贯的写作，总是向个体心理世界的深处聚焦，顽固、痴迷，鲜见边界，跳过我们的期待，也超出读者想象。

所以，面对《七步镇》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进入”的路径，需要找到东声的“寻找”。或者说，东声在《七步镇》里“寻找”自我时，我们则要沿着作者铺就的文字曲径追随东声的“寻找”。这是两种既不同又相似的“寻找”。在小说的时空里，东声找到了自己的“前世今生”；在现世的时空里，我们找到了东声。寻找的结局应该是：东声是现世中的我们在小说中的化身，一个形而上的化身。因为，我们就是东声。

路径之一：疾病

在陈继明的小说里，疾病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美学元素，诸如麻风病（《一人一个天堂》）、精神分裂症（《每一个下午》）、忧郁症（《忧伤》《留诗路》）、呆傻（《灰汉》）、回忆症（《七步镇》）等等。溯其原因在于，一是五四以降，受西方文学的强力影响，中国小说取代诗歌获得了文体上的经典地位，本身也逐渐实现了由情节叙事到性格心理叙事的现代转型。其中，基于小说家自由自觉的创新意识，小说人物生理或心理方面的疾病，常常被作为一种叙事角度，创造出让读者陌生的异态化生活状貌与人生情境。二是作家个体独有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感悟。疾病的多重性隐喻效果，使陈继明小说能够突破常规叙事的惯性，进而生成复杂、丰沛的意义空间。但疾病尤其是精神性疾病叙事带来的文体创新，一方面创造了小说新的艺术维度，另一方面也随之造成了新的审美难度，形成对广大读者阅读和接受的直接挑战。为此，东声在《七步镇》里说自己只“为七八位读者写作，而非更多”。这虽然是陈继明借人物之口传递出的谦逊心态，但也透示了他对《七步镇》审美创新的谨慎而清醒的自我度衡。

的确，以第一人称的疾病视角展开故事，小说的叙事将会不可避免地聚焦于病患者异于常人且更为复杂的个体内部心理，这就要求读者必须在不断辨识和思忖的前提下，逐句阅读才能把握故事的全局。东声患的是回忆症。回忆症是强迫症的一种类型，属于典型的精神性疾病。诊断和治疗这种常人罕有所闻的疾病过程，构成了《七步镇》的基本叙事结构。换言之，在小说的故事讲述层面，回忆症既是《七步镇》的叙事角度，也是它要表述的内容本身。心理医生王龄对东声病情的诊断和初步治疗，只是故事的一个起点，接下来东声对自我的寻找，也即对“我”的今生和前世的“寻找”，才是治疗的全部过程。

事实上，通过东声寻找自我以求疗救的过程，陈继明在小说中创造了两种既平行又交叉的故事时空。一种时空是现实里的城市。在“记忆的深处”或“时间的远处”，东声寻找自己今生的过去。另一种时空是历史上的西北乡村。东声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寻找前世的自我——军人李则广。两种时空以治疗回忆症勾连互通，虚实相衬，形成了奇妙迷人的自洽性叙事效果。例如，回忆症的临床特性与诊断治疗的原理是实，寻找自我的治疗过程则为虚；涉及人物活动的历史事件和地理空间是实，东声等具体人物则为虚；今生是实，前世则为虚……不仅是以实写虚，《七步镇》的独特文体魅力更体现于虚中显实上。

具而言之，虚中显实之一，是小说中的东声与作者陈继明在多个方面高度一致，仿佛就是同一个人。比如东声的身份：教授兼小说家；东声的职业：大学教师；东声的出身：西北农村；东声的经历：在宁夏成名，后移民珠海；东声的作品：都是陈继明作品的实名。此外的其他方面，也有诸多的重合与相似。这样的笔法，会让不少读者误以为《七步镇》是自传体小说。虚中显实之二，是东声在甘肃省甘谷县寻找前世李则广的过程中，展示于小说里的西北人文史迹，那是一种融入20世纪中华民族历史血脉中的雄浑、超迈和苍劲。作为学者型作家，东声在疗治回忆症过程里的绵密复杂的内心活动，尽显于有关人生、人性的逻辑思辨与学理性感悟中。这种真实而厚重的思想与情感蕴涵，借助回忆症的外在形式，使《七步镇》在纵向拓展历史深度的同时，也渐次延伸到空间的广度，表现出真幻互融、虚实相济的魔幻性文体特色，在思与行（人物）、现实与历史（事件）的对立统一中呈示别具风采的艺术格局和美学气象。

路径之二：有病的人

主人公东声是个精神病人。

重度回忆症造成的“心理疼痛”，四十年来一直折磨着东声的身心，让他有了“三次婚姻，十个地方的生活，六个单位的工作”。这是潜意识驱使下的逃避，来自东声对自我的恐惧和躲闪，因而他逃避婚姻、逃避特定环境，也逃避相对固定的职业。这种逃避，可谓东声寻找自我的潜意识行为，它被动且难以自知，需要借助外力定位和唤醒。澳门心理医生王龄的诊治，成为定位和唤醒的第一步；女博士生居亦挚热的爱情，让东声从被动到主动，开始自觉地寻找自己今生的过去和前世的自我。而这样的寻找自我以求疗救过程，必须有一个真实合理的逻辑前提——人物的充分可信性。这既是《七步镇》整体结构设计的匠心，也是作者艺术化地传达小说主题意蕴的需要。

为此，陈继明把自己的身份、职业、出身、阅历、写作实绩等部分真实信息，设定为东声的基本形象元素，进而让东声的自我寻找在珠海、澳门、甘肃省甘谷县等实有的地域环境中展开。可以说，除了虚构的七步镇和海棠村，小说里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此用心，可以使我们在不知不觉的阅读中，抛却面对绝大部分小说时惯于秉持的虚构意念，最大程度上对东声及其寻找自我的过程信以为真。如此塑造的人物真实性，不同于近百年前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只是在人物精神和心理层面呈现一定的相似性。陈继明在《七步镇》中强调的是人物实体的可信性，意在由仿若作者本人的现实可信度形成人物的整体性真实。进一步说，无论是职业、经历、出身等个体身份特征，还是回忆症的病理症状、治疗手段以及具体的生活环境，围绕人物寻找自我以求疗救过程的种种叙事要素，都使东声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精神病人，一个患有回忆症的高级知识分子。

以人物牢固的物理性真实为基础，作家兼教授的东声因而也成为一个理智且清醒的精神病人。对于自己所患回忆症的诊断和治疗，所有的恐惧、犹疑、困惑、焦虑、痛苦和心理疼痛，东声都能以学者的理智作分析、以小说家的清醒来表达。而且，这种理智与清醒，一直支撑着东声寻找自我的全部行程。也因为理智和清醒，东声的内心充满了丰富多向、复杂纠结的思索与感悟，既关乎人情人性，也指向社会人生。

在东声丰沛繁复的心理活动中，涉及“我”与他人、“我”与自我的逻辑性考辨和感悟性描述随处可见。诸如对于历史、死亡、饥饿、爱情等的感悟，进而对自我个体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形而上思辨等内容，都成为《七步镇》立体化主题结构的有机要素，显示着文本所具有的多维意义空间。而且，为了使“七八位读者”之外的人能够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文学创造，陈继明甚至通过东声和居亦关于小说的对话交流，道出了自己以往作品中人物塑造的美学追求。为此，小说中的博士生居亦认为，《一人一个天堂》里的杜仲、《北京和尚》里的可乘、《灰汉》里的银锁、《芳邻》里的灰宝等人物，都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受难气质”和“圣徒气质”。这样的情节设计，不仅是《七步镇》强化人物可信身份的艺术需求使然，更主要的也是在凸显东声与既有的陈继明小说人物在形象属性上的不同。

比较而言，在探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层面，杜仲等与东声具有共同的形象属性，但区别也更为显明。杜仲、可乘、银锁、灰宝等人物是出于个体的主观意愿，无条件地为他人去“受难”，去做圣徒式的“善行”，思与行是向外扩展的；东声则是通过疗救自我的疾病，力图在深邃广袤的时间空间之内，寻找本质意义上的个体生命属性，其思与行聚焦于自我的心理内部。由此，东声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从了解自我到发现“所谓的我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晰、性质稳定、在远处等着被寻找的一样东西”，“我的头号异己已不是他人，正是我自身。我身上最强势的异己正是我自身”。自我是“孤独”“脆弱”的，自我更是“贫贱”的，所以“爱是我们贫贱的证明”。这是东声经由形而上的痛苦艰难的精神探索，得出的有关“我”和我们的本质属性。“我是不是最好的自己？”“我是不是最真的自己？”东声在小说结尾处的一系列自我诘问，表明东声又是一个具有使命意识和道德自律的回忆症患者。

至此，在《七步镇》里，精神病人东声在现实与历史、城市与乡村、今生与前世、“我”与李则广之间，完成了寻找自我以求疗救的生命历程。同时，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一个真实可信、理智清醒、具有使命感和高度道德意识的“自我”形象——东声，也逐渐丰满和鲜活起来，并立体化地矗立在读者的眼前。一定程度上，东声这个回忆症患者的形象，将会因为他的深邃、独有和特异，从而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具有特别价值的艺术存在。

路径之三：有病的人能痊愈吗

在关乎现实生存的物理距离上，散文有可能比小说离我们更近。但最近的或许又最远，因为散文更容易从意识形态的显明视角切入，在凡俗生活的当下扮演公众群体中的圣贤或神明，用居高临下的直接诉说宣示教谕，或悲天悯人或愤世嫉俗。小说则可以采用非意识形态的视角，让假定的人物与事件运行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以期形象地呈现作家的独有感受和特殊发现，或冷静从容或平和理智。与人群中的喧哗嚣嚷相比，立于远处的静观与默思或者更为可贵。所以，如果从心理层面看，最远的小说可能离我们更近。

《七步镇》离我们很近，近到你和我或许就是东声在现实中的化身。当我们循着回忆症患者东声的自我“寻找”，进入《七步镇》的纵深区域，我们就会发现东声“寻找”自我的曲折脚迹，已经在现代和传统、个体和社会、“我”和自我的既阔大多维也具象幽微的时空中，绘制出一种陌生而又熟稔的精神图谱。这图谱既属于东声个人，也属于我们自己。陈继明以“盯住一个人”的方法，通过东声的自我寻找，提出了一个关于个体生命的本质性诘问：有病的人应该怎样自处？这不是“我是谁”这个哲学之问的简单形象诠释，而是以此为前提，把形而上的抽象变作血肉之躯的心理疼痛和情感困厄。此中的“病症”，于“我”是回忆症，于我们则可能是健忘症、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分裂症、偏执症等等，区别在于“我”知晓自己的病症，而我们却难以自知或浑然不觉。

故而，《七步镇》里东声的“寻找”似乎也是在引领着我们寻找，引领我们寻找自己今生的“过去”和前世的“自我”；东声的自我疗救，也更像是我们对自己的疗救，可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有效治疗。因为我们对于此在与当下“自我”认知的混沌和迷茫，在东声的“寻找”中显出了明晰确切的真相：“自我”个体生命的孤独笨拙、贫贱脆弱。这是东声所患病痛的来因，也是病痛在其心理与情感上的直接表征。“爱是我们贫贱的证明”，东声的形而上思辨里几次出现的西蒙娜·薇依的这句话，似乎在表明人因为脆弱贫贱，所以需要爱，爱是一则辅助治疗各种精神性病患的良方。

但真相的另一面可能更加残酷。东声的“寻找”纵跨近百年，找到了前世李则广，找到了今生的病痛之源，也等于找到了病根，加之居亦真诚爱情的疗效，可“我”的病似乎并没有完全被治愈。因为东声从回忆症里走了出来，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在小说的结尾，东声“向自己发出强烈的疑问”：从西北回珠海也即从历史回到现实中的“我”，“算不算我自己？”东声对自我的“寻找”，好像并未真正地结束。陈继明在此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主题空间：东声的病痊愈了吗？结论应该不是肯定。那恰似东声的我们呢？东声最后的困惑显示：这答案可能在前世的另一端，因为那里有东声的未来。“寻找”，可能就是东声也是我们永远的宿命，迢迢苦旅即为人生的永恒状态。

而“寻找”，也是《七步镇》这座艺术迷宫的结构中心。个体生命的欲望、情感、执念、窘迫等等，以及由此滋生的精神羸弱和心理乏力，已经成为通约性病源，既折磨着东声，也困扰着我们。像东声一样去“寻找”自我，也许就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基本要义。但我们要明白，“出门七步，遇敌十人”（《七步镇》题记），这“十人”可能并非别人，只是多面的“自我”。到此，我们已经抵达了《七步镇》的“地标”。然而在事实上，进入《七步镇》的这一刻，应该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寻找“自我”的起点。陈继明“建造”《七步镇》的良苦用心，或许就在此处。

注释：

语出法国宗教思想家西蒙娜·薇依(1909—1943)的《重负与神恩》，顾嘉琛、杜小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见陈继明《盯住人，盯住一个》，《名家名作》2016年第5期，第1页。陈继明在文中说：一个简便的小说创作方法是，“久久地深情地注视一个人，直到他成为一条缓缓流淌的河”。这个方法，几乎体现在所有的陈氏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