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保罗·鲁本斯，《基督下十字架》，1612-1614年，420×310厘米。佛兰德斯的巴洛克，17世纪，佛兰德斯是天主教主要的大本营，而北欧其他国家当时都已是新教的天下。尼德兰北部诸国赢得独立之后，佛兰德斯仍然受西班牙统治。因此，佛兰德斯美术主要受西班牙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鲁本斯和凡·戴克的作品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西班牙在整整一个世纪间一直是欧洲最主要的军事大国。它利用自己的力量支持复兴北欧天主教会，更准确地说，支持那些受到新教改革运动猛烈冲击的国家和地区的天主教会。在尼德兰，北方国家赢得了独立，但是佛兰德斯仍然处于天主教会的控制之下，而且和西班牙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这两个天主教国家都把反宗教改革看做自己的宗教理想，共同的历史又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美术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许多相似之处。17世纪初，由于和西班牙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佛兰德斯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美术得益于欣欣向荣的文化事业，也方兴未艾。北方最伟大的巴洛克画家当属安特卫普的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他具有多梅尼基诺（见183页）宏大的气魄，又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这种精神。意大利的华美、佛兰德斯式的明晰和光感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在鲁本斯的作品中臻于极致。他将天主教的人文主义注入自己的作品——这种人文主义允许感官的愉悦与宗教感同步发展——从而创造出了乐观、脱浴、充满活力的风格。鲁本斯1600年前往意大利学习，在随后的十年间他到处旅行，其中西班牙之行意义重大，他在那里和一位比他小22岁、甚至比他还伟大的西班牙画家成了忘年之交——就是无与伦比的委拉斯开兹（见194页）。鲁本斯写道：“我把整个世界都看做自己的故乡。”这种自信、宽阔的胸怀和世界主义的视角在他的作品之中表露无遗。他的才能十分全面，因此很容易接受他所崇敬的盛期文艺复兴大师们的影响，并将之同化于一种完全独立的风格。他富丽堂皇的作品显示出运用色彩的胸有成竹，这是他研习威尼斯大画家提香作品的结果。他的人物造型魁梧，可以看出和米开朗琪罗一脉相承。鲁本斯的宗教画，鲁本斯在罗马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受到了他的同代人、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影响。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影响对于他是经久不衰的，特别体现在他的宗教画中：这些画作通过真正的巴洛克手法既符合了当时公众的欣赏要求又极具实体感。我们并不总能通过宗教画探知画家个人的宗教信仰的程度：也许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因为信仰是深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中的。但是我们的确知道：鲁本斯珍视他的宗教信仰，并且努力使自己按照信仰生活。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是满怀崇敬与虔诚画下了这幅富于感染力的《基督下十字架》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卡拉瓦乔的影响（戏剧化的用光和充满人情味的现实主义）和米开朗琪罗的笔法（死去的基督健壮的古典造型）。这幅画仍然悬挂于当年订制此画的安特卫普天主教堂。这的确是一个壮观的场面：基督松弛的躯体（画面上唯一没有动感的部分）纵贯了整个画面。所有的活动都集中在画面中心，仿佛一根粗壮的、充满活力的感情与运动的支柱。激情化作了可见的形象，所有光线都凝固在“基督之死”上。他的躯体几乎令人无法承受地下坠，他的死使所有的爱都变得无济于事。前来送葬的人们感到一种绝望：他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经随着基督殉难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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