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金索酬是道德命题更是法律命题

    文/杨燕明

10岁的小峰（化名）在成都的公交车上捡到一个钱包，包中有491元现金。对于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足以实现他买一辆自行车的愿望。不过孩子的妈妈却提出了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失主，归还钱包中的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但要求失主给1000元钱，作为孩子购买自行车的资金。经过多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最终孩子把钱包还给了失主，失主也给孩子买了一辆300元左右的自行车。（7月15日《成都商报》）

10岁男童捡到钱包，却索要报酬，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如果孩子直接“侵占”，也不会有人知道，虽然孩子及其母亲在道德上吃亏点、在良心上不安些，但从纯物质的角度来看，孩子及其母亲的利好似乎更多一些。就失主来说，如果捡拾者不说话、不出声，其什么都没了；如今捡拾者主动归还，只是要点“报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失主来说，他即便要付出点报酬，也比全部丢了要好。

不过反过来想想，这似乎又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孩子及其母亲的要价太高，有敲诈勒索之嫌。须知，根据我国的《物权法》第109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由此可知，捡拾者有权索要一定的保管费、误工费等，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但很显然，这样的权利应该是有“度”的，而不能滑向“坐地起价”的境地，如果变成后者，则有敲诈勒索之嫌了。毕竟，我国的《刑法》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就是敲诈勒索。言外之意显而易见，那就是捡拾者索要报酬与敲诈勒索的距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这二者该如何界定？又是一大难题，因为法律细则的缺失，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客观来说，保管费、误工费等是很抽象的概念，因为没有更具体的操作细节，使得这难以量化，那索要多高的报酬是合理的，索要多高的报酬是不合理的，便很难评判。就如今来说，我们唯一的理解应该是——享受合理报酬是法定的权利，放弃报酬则是道德的体现。拾金不昧是一种高尚的美德，但并非每一个都有这样的美德，那拾金不昧和索要报酬之间的矛盾，仍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说，对“合理报酬”进行更为具体的阐释与说明，是必须之举。

简言之，捡钱包要报酬不仅是道德命题更是法律命题。对捡拾者来说，既然法律规定其有索要报酬的权利，那么其可以放弃这样的权利，也可以坚持这样的权利。就此来说，类似事件的关键不在于捡拾者索要报酬，而在于索要报酬的标准是什么，这还有待法律的细化与完善。在当前的境况下，主要依靠捡拾者与失主之间的协调，但如果协调不成呢？这不应成为一道无解题，而应有明确的根据与参考。

自然，我们要倡导道德的最高境界——拾金不昧并放弃享受合理报酬；但我们的法律设置，则应该为底线兜底——寻求捡拾者与失主之间的平衡。这样的制度设置，才是完备的，如此，才可避免当前这样的闹剧再次发生。

10岁男童捡钱包要报酬：叔叔你必须给我买自行车

http://news.163.com/api/14/0715/04/A15T56S500014Q4P.html?2345

刊于7月16日《三亚日报》：http://www.cnepaper.com/sycb/html/2014-07/16/content_2_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