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梦的颜色”——胡安米罗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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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卫兰
“[...]随着花在一幅画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开始逐渐喜欢上它,这爱,催生于一种缓慢的解读。解读浓缩的小细节所带来的丰富,这都源自于阳光。[...]”
1918/8/11,蒙特洛伊
胡安米罗,写给J.F.拉夫勒斯的信
从进入胡安米罗博物馆的一瞬间开始,呈现在眼前的,多少让人动容。这里,加泰罗尼亚,骄傲又充满争议的历史毫不例外地留下了印记:与所有出生在巴塞罗那的艺术家一样,米罗在他的所有作品、在他对世界全部的诠释里,都强烈表达着他对本土文化的追寻。这种执着,是动人的。他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展出,如纽约MoMA,巴黎彭皮杜等,另外一部分则收藏于这座位于巴塞罗那市郊的私人博物馆内。
艺术家胡安米罗出生19世纪末的巴塞罗那,从1900年在小学校中第一次拿画笔算起,在长达83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的创作涉猎绘画、雕塑、装置艺术,文学。
早年间,从一战结束算起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艺术家曾如候鸟般往来于蒙特洛伊(Montroig)与巴黎之间,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伤感:米罗最初的野兽派画风并没未获得欣赏,他曾以1000比塞塔将彼时的全部画作卖给达勒茅(巴塞罗那画廊主,策展人),后者则帮助他在巴黎举办了个人画展。遗憾的是,最终没有一幅画被卖出。失意的画家因此返回精神故乡蒙特洛伊,一改往日画风,开始了对一草一木的精雕细琢。他开始不满足于先前唐突、粗暴的线条和色块,并转而对描绘这座小村镇的风景、养育了他的土地和当地农民的活动投入了极大的兴趣, 后来艺术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的米罗定义为“细节主义”。 期间米罗创作了著名的《农场》(1922),后来这幅画被他带到巴黎,在寻求画廊帮助展出遭遇失败后,他索性将其在蒙巴纳斯的一间咖啡馆展出,巧合的是,这幅画,在初展时,即被海明威收藏。就这幅画,海明威曾经写道:“我永远也不会愿意用这世界上别的哪一幅画来交换它。米罗造访时看着这幅画对我说:‘我很高兴《农场》最后在你这里’,在这里有你在西班牙时所能感受到的一切,也有你在不能去往那里时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像他一样画出这两样完全不同的事情。”在这段被风景和静物填满的时期,米罗还创作了可数的几幅人像。其中,《自画像》(1919),被毕加索收藏。这时的艺术家从对颜料的涂抹转向了更多对细节的刻画,并将现实与抽象杂糅,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这种抽象仅仅是个开端。
荷兰室内景2,谈鲁特琴的人,胡安米罗,1928
在往后的巴黎岁月中,艺术家结识了安德雷马松,米歇尔雷利等画家和诗人,并与他们往来密切。也是在这一时期,米罗的风格逐渐转向超现实主义。他曾经游历荷兰,并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描摹了荷兰黄金时代的一些著名画作,即《荷兰室内景》系列。这里,米罗呈现了原始的色彩,几何形状,透视和正常比例的缺失。战后的达达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家,但这并非他的最终归宿。在30年代,米罗陷入了一种创作的疯狂状态,他有着摆脱桎梏、颠覆一切陈规的渴望,用他自己的话,想要“消灭,谋杀或强奸”一切绘画的陈规和千篇一律的套路。但当我们翻开那几年米罗的资料,静静审视那些照片,米罗抱着幼年的独生女多洛雷斯,举手投足间,看不到一丝愤怒或不安。他尽是有那样恰当得体的举止,正式而一丝不苟的装束,安稳平和的家庭,但同时,眉宇间,米罗,这个生于西班牙,却“在精神上受教于巴黎”的男人,总是沉淀着一些思索,酝酿着一些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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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米罗开始涉猎雕塑和装置艺术,他在抽象的路上也越走越远,独树一格,开始在美国和欧洲有了广泛的影响,他的作品开始受到批评界的赞扬,米罗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多。米罗的表达变得越加自由、宽泛和从容。他的作品常常是一种包容,一种偶然的集合。这也许是一种新的理解,一种对存在的体谅和对空间、形体的解放。他曾经说道:“永不,永不,我不会将一块从材料商那里拿来的画布原封地使用,我挑动一些意外,一种形体,一个色块。任意一个意外都是好的……这由材料来决定。比如,我以在画布上清洗画笔来涂抹背景。或者打翻一点汽油,也是很好的。如果是素描,我便把纸张弄皱,弄湿。流淌在纸上的水会留下痕迹……痕迹会引发一些下文……画家的工作就像诗人:先是词句,之后思想……我很看重这种‘本初的冲击’。”
站在米罗的画作前,这种冲击是容易被感知的。他的作品脱离了具象的造型艺术,作为艺术家,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沟通。在曾经所有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中,安德雷布雷通将其视作“最超现实的一个”。这种对心理的坦诚的描摹,对感知的再呈现,也许正是米罗最为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