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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剧场《十面埋伏》是杨丽萍大胆的实验作品,她第一次跳离以“民族”、“自然”等为标签的创作风格,以现代舞为主要方式,并融入京剧、武术等元素,来 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埋伏”、“矛盾”等。从杨丽萍上一部作品《孔雀》到《十面埋伏》,这看似是杨丽萍一次巨大的转变,但事实上这种转变实为自然。舞剧《孔 雀》虽然还是延续了杨丽萍以“自然”为标签的风格,但是观念却是现代的,在《孔雀》中已经悄悄出现了“人性”这个话题。所以,笔者认为,《十面埋伏》虽然形式上与舞剧《孔雀》大相径庭,但是创作观念上却是延续的,而这种观念正是古今社会的真实写照,互相“埋伏”的中国社会的“传统”从未停止过,杨丽萍正是用她自己的方式(传统与现代结合)揭示这种社会现象与规律。
《十面埋伏》中项羽的亮相是通过京剧的形式展现的。首先,一身巨大的袍服从天而降,给观众遮天蔽日的强烈视觉冲击,展示了楚王霸气十足的性格特征。在演员的选择上,杨丽萍选择了身材高大魁梧的舞蹈演员和尚来表演这个角色,尽可能地还原了历史人物形象特征。而“帝”刘邦的亮相则采取了幽默化的手段,同时运用了道具“轿子”来衬托刘邦的“顽皮”与“不务正业”的性格特征。在塑造项羽与刘邦之间的人物关系上,杨丽萍设计了“互帮互助”式动作来表示两者的友好,同时又设计了“明争暗斗”式动作来表示两者的“争霸”。同时,杨丽萍还设计了刘邦和项羽的表演戏粉去分别揭示刘邦阴险的一面和项羽“沉不住气”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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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面埋伏》中的“楚”项羽与“帝”刘邦是一种社会性的符号。符号刘邦的社会性能指指向那些看似不务正业却有谋略之人,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正是这种社会性符号的内涵。现代社会中,有很多类似刘邦性格的人,他们虽然不务正业,但是却善于结交朋友,有谋略,能取得最后的成功。而符号项羽的社会性能指指向那些刚直、勇猛但不善运用权术之人,所谓“有勇无谋”正是这种社会性符号的内涵,但是这种人更符合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从而名流千史。所以,在《十面埋伏》的结尾部分,项羽巨大袍服的再现呈现的正是世人对项羽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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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人格、人性的善恶、恐惧和欲望是韩信人物的社会性能指。存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对善恶的判断,如同韩信一样有“黑”与“白”两面,“黑”有时并不是邪恶的代名词,它有时更像是内心的一面镜子,有时候“黑”比“白”更加真实,现实社会中又何尝不是?人生就是博弈,是恐惧与欲望的博弈,是善与恶的博弈,是分裂人格的博弈。“欲望是人催化了的需求,需求暗含着必要,因为不能满足会导致伤害、疾病和不愉快”。恐惧是欲望会带来的伤害,这种心理的伤害一旦愈合会进一步催化欲望,人就是在这种“人格分裂”中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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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的人物特征折射出的是善于笼络有利于操控局面之人、善于积累人脉资源,同时,也折射出人性的“两面性”。虽然这一类人有时处于不为人所知晓的“背后”,但是不可忽略其重要性。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四面楚歌”中的爱情虽是于“黑暗”中滋生,但却经久不衰的,回味无穷。虞姬的社会性能指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社会里的一丝善意,一种美好。对爱情的向往同样是一种欲望,但是这种欲望不会催化恐惧,而会带来一种力量。
在现实世界里,女性的地位不言而喻,而女权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热点。作品《十面埋伏》中呈现出的虞姬与其说是刚烈、为爱奋不顾身的典型,不如说是与男性理性对立的感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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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萍舞蹈剧场《十面埋伏》中的每一位人物既是古老的,也是全新的;这些人物不仅是舞台的,更是社会现象的凝结与体现。杨丽萍用全新的方式在演绎古老的故事,这样的方式引起了大众的共鸣。每个人都是社会性的,都是社会的构成因素,无法逾越社会语境,在同样“埋伏”的语境下,杨丽萍用其独特的方式与大众进行沟通。
申明:本文部分图片转自摄影师李宜涧,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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