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3年，54岁的文徵明，经巡视吴中的工部尚书李充嗣的举荐，前往京城，经吏部考试，进入翰林院做了一名待诏，并参修《武宗实录》。在翰林院，文徵明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时常受到科举出身的同僚们的奚落：“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焉？” 文徵明怏怏不乐，上疏乞归。然而直到1526年，经三次上疏，才获准辞职。遂于十月十日，出京南下，就此结束了短暂的仕宦生涯。

文徵明在京期间，正赶上嘉靖朝“大礼仪”之争。朝臣和嘉靖皇帝之间，在立谁为皇考的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反对派朝臣们看来，此事事关国体，所以前赴后继，殊死抗争。嘉靖皇帝则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以廷杖、下狱来对付反对派，以至杖死、流放者无数。在这场政争中，文徵明充份领略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再加上在翰林院中被同僚所歧视，遂无意仕途，一心归隐。

王世贞说：“先生归，杜门不复与世事，以翰墨自娱。” 自此，心结了了，余下的人生，唯书画自娱了。

文徵明晚年，名满天下。对求字画的人，他有所应有所不应。文徵明有“三不应”，即不为藩王、宦官、外国使节作画。

“衡山先生于辞受界限极严，人但见其友里巷小人持饼饵一箬来索书者，欣然纳之，隧以为可浼。尝闻唐王曾以黄金数笏，遣一承赍捧来苏，求衡山作画,先生坚拒不纳，意不见其使，书不肯启封，此承奉逡巡数日而去。” 

文徵明宁愿为拿一箬饼来换他字的“里巷小人”写字，也不为载着“数笏黄金”上门的唐王使者作画。以上事迹，可见其高尚品行外，亦有避祸的意思。

严嵩来访，亦闭门不见，也不回访。事后，严嵩与顾东桥谈起此事，说：

“衡山甚好，只是与人没往来，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看别人也罢，我在苏州过，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顾东桥说：“此所以为衡山也，若不看别人，只看你，成得个文衡山吗？” 

文徵明自1527年回乡，筑玉磬山房自居，至1559年辞世，以其漫长的艺术生涯和众多友人子侄学生，最终形成“吴门画派”。画派中闻名者多达30余人。《明史·文徵明传》说：“征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榖祥、彭年、周天球、钱榖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可见，吴门画派虽起于沈周，却成于文徵明。而文老的绘画风格及个人品味，成为苏州画坛的主旋律。

与吴门画派崛起相对应的是浙派的衰落。与新兴的，以文徵明为代表，体现文人品味，高古雅致的复古主义风格不同，浙派狂野不拘的画风，在失去杰出的代表人物后，受到吴门文人的痛剿，并成为众矢之的，也是历史的必然了。

     当时的苏州，文式画风无疑占有压倒性优势，浙江绍兴人徐渭称赞与文徵明清简画风完全不同的谢时臣说：“吴中画多惜墨，谢老用墨颇侈，其乡讶之，观场而矮者相附和，十几八九不知画病不，病不在墨重与轻，在生动与不生动耳。” 

在徐渭看来，画得好不好，和墨色轻重无关，只在于画得生动不生动罢了。大多数人，就像站在场中看戏的矮子，听到边上人说好，也就大声说好。看来，当时的苏州画坛，基本上是文老的一言堂了。

如此，吴门画派在文老去世后，迅速衰落也就可以想见了。画派的起落有时也和王朝的兴衰一样，真是“其兴也勃乎，其衰也忽乎！” 

文徵明众多弟子中，最杰出者，当推陆治和陈淳二人。我以为陆治的画风，基本上延续了文徵明的风格，只是似乎更松散些。唯陈淳不仅在写意花鸟画中，继承沈周遗韵，别开生面，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在山水画中，以元人法度，写米家山水，纵横淋漓，天真浪漫，无文老刻画之病，有修正之修正的意思。

也许因为如此，当别人问文老学生陈淳如何时，文徵明显然话里有话：“吾道复（陈淳字道复），举业师耳，渠书画自有门径，非吾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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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池诗书画合装卷（局部）  陆治  1553年  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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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画卷（局部）  陈淳  1532年 南京博物院

与明代多数文人狂放的生活态度不同，文徵明一生不近酒色，长期过着节制的生活。即使在年轻时，一帮哥们，纵情声色，他却能做到合而不同，如此品性，实非常人所及。   

当年，唐寅和文徵明曾泛舟石湖，当船行到湖中时，从舱里喊出藏着的妓女。文徵明慌忙起身告辞，唐寅让妓女们上前挽留，却不想他左突右挡，几欲落水。无奈之下，只好雇一小舟，让他离开。

    文老五十来岁时，据说已绝房事。看来，节欲确实对身体有益。所以，当董其昌开出画家的养生方案时，除了要走“寄乐于画”的道路外，恐怕生活还得有所节制才行。

    摘自李舟楫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明朝那些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