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为读者想的精神值得敬佩。小说史写完了，还把那些资料印行出来，用他的话说，是为了“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这样的用心，现在绝少了。

      出版《小说旧闻钞》在当时还引起了一点风波。有人说，那是有闲阶级“所矜持的”“闲暇，闲暇，第三个还是闲暇”，由此，鲁迅先生把他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在广州和上海写的一些杂文，集名曰《三闲集》。现在看来，不论《小说旧闻钞》还是《三闲集》里的杂文，即使在当时也未必是闲得无事而“以趣味为中心”的消闲品，说不定还是必须忙忙地去做的事情。

      为读者着想和为自己着想是有很大区别的。为自己着想，为名与利着想，却要说得冠冕堂皇，吹得尘土满天飞，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孔子说：“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这句话用在这里未必恰当，但在找借口掩饰其真实目的却是一样的，用白话说，就是：君子最痛恨不说自己想做不恰当的事，而是一定要为自己找借口，说得堂皇正大。现在少有人讲君子，但小人倒有很多人愿意做。试看诈骗者，一窝就是几十甚至上百人。这阵势，见义勇为者的阵容可能与之相较么？

      话扯远了，就此打住。鲁迅的故事，早成了陈词，虽然说说无妨，但不说也许更好。我今天翻到“闲暇”的小掌故，忍不住敲了这几行字。